德國的普篩不是什麼好良方

劉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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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市長曾薛爾(Tschentscher)。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漢堡市長曾薛爾(Tschentscher)本身是醫師背景出身,最近對於德國普篩政策的發言與對德國中央政府政策的批評,無意中讓台灣某些政客撿到槍,說台灣媒體亂報,認為部分媒體說曾薛爾不贊成普篩是造假,對台灣尚無需普篩的政策展開猛烈攻擊。

德國這次防疫失敗,他們現在所做措施都是亡羊補牢的政策,用德國和台灣相比,簡直就是把在當癩哈蟆的德國捧上天,而要我們這個已經是天鵝的台灣去學癩蛤蟆,可說是可笑至極。

德國社區大爆發才做普篩

德國目前的感染是社區大爆發的情況,與台灣尚未出現社區大感染有很大的差別。以台灣的標準來看,德國目前的防疫就是後段班。因為德國人口大約是台灣人口的四倍,但是他們已經有超過二十三萬人的確診,死亡也超過九千兩百人以上,死亡率是百分之四左右。有些人會說,因為他們普篩做得多,所以確診個案多。但是,大家就算不看確診個案,也要看死亡數字。

德國四倍大於台灣的人口,醫療設備優異,為何台灣不到十個人死亡,而德國卻是九千兩百人以上死亡。台灣因為沒有社區感染所以不普篩,也無須普篩,這讓很多人不解,於是執著迷信普篩,但也無形中把普篩給理想化了,認為有普篩就可精準抓出確診案例。

事實上,防疫的目的是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統計數字精確並不能救命,真正能確保生命的,其實就是像台灣這樣,確實防堵疫情於邊境外,才可能在社區減少病毒傳染,真正確實保障國人的性命。就德國來說,德國在今年二月的早期防疫,成績確實優秀幾乎和台灣一致,都是讓感染者在可控的情況並做疫調,他們當時也沒有普篩,幾個鮮少的個案就是做居家檢疫,做好做滿,而沒有爆發社區感染。

德國的社區大爆發是三月以後,當時學校放寒假民眾都到國外去滑雪度假或是大肆在室內慶祝嘉年華,邊境沒有封鎖,許多德國民眾從義大利的滑雪勝地回來或是在室內群聚,就把疫情傳開,大爆發時期,每十二個人的普篩就有一個確診。大爆發以後,經過政府一連串封鎖邊境、封城與限制民眾行動以後,雖然自三月以來疫情得到控制,但是許多暑假從高風險區歸來的民眾,正讓德國政府傷透腦筋, 希望可以擬定戰略加緊防範。

採檢烏龍情況層出不窮

另外,德國在三月感染大爆發以後,政府原本就有規定入境德國前的民眾,如果在十四天以前到過高風險區的國家,就必須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目前他們政府為了學校開學在即,也為了應付大量從高風險區度假歸國的民眾,希望可以便民,減少度假入境者居家十四天的困擾,所以想出在邊境或大城市免費讓民眾自願採檢的普篩措施,大開方便之門。

因此,中央政府也規定了,如果民眾可以拿出歸國前兩天採檢陰性的證明或者是在機場自願採檢而取得採檢陰性的證明,民眾就可以免於居家檢疫或是縮短居家檢疫的時間。

實施兩周以來的邊境與大城市的普篩,結果是德國的感染數字根本沒有減緩,反而大量攀升。從過去最少的每天增加不到一百的案例,一直到近來一天可增加達到一千五百人的攀升。而檢疫採檢的檢體報告更是堆積如山。雖然德國檢體的能量夠大,但是一周八十七萬件的檢體,讓檢驗人員人力透支、心力交瘁。很多地方的機場或大城市讓民眾採檢,但是無法如政府承諾在兩天或三天後得知報告。

南部的巴伐利亞邦的採檢達到六萬件以上,但是因為缺乏人力把資料數位化,其中採檢到九百四十五件陽性的檢體,根本無能告知民眾。民眾在家居家檢疫超過九天後,覺得不對勁去電詢問,才得知採樣的結果無法通知民眾,因為沒有數位化連線。最後巴伐利亞邦政府認錯,請志工一一電話告知民眾,才收拾採檢無能報告的窘況。另外也有其他地方的民眾在家等了三天以上,政府承諾會用手機在兩天後通知,也同樣等無消息,在三天等無消息以後查詢,結果竟是檢體還沒被檢測判讀。

漢堡市長的批評

類似以上採檢報告的烏龍,在德國層出不窮,再加上兩天之前入境的採檢報告,與入境時間有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差距,這四十八小時的空窗時間,漢堡市長認為, 政府無法監控,度假者可能在未入境的前一天或兩天因為拿到採檢陰性的報告證明,而肆無忌憚地到人多的海灘或與群眾開趴慶祝。因此他再次強調,從高風險區入境者最好是做好居家檢疫十四天,如果真的要縮短居家檢疫,也要在最少居家檢疫四天之後,也就是居家檢疫的第五天之後再做採檢才有意義,因為感染者在四天之後才會被檢驗出來。他認為,在對的時間點普篩才有正確的意義,而錯誤時間點的普篩,只會造成更多的漏網之魚。

漢堡市長這樣的批評,中央政府似乎意識到了,也準備要做修正。因為整個德國的普篩雖然很到位,但是沒有減少感染數量,並且在實證中還看到感染人數存在於大量普篩中,對於防疫根本沒有幫助,反而讓錯誤時機的普篩,疏漏了大量的確診者。原本德國政府希望從邊境防堵高風險區的入境者,立意確實良善,但兩天前或入境當天就取得的採檢陰性的證明,卻讓可能的確診者有了空窗期。這不是採檢偽陰性的問題,而是採檢的時間點不對,造成政府與民眾的誤判。

身為醫師的漢堡市長對於中央政策的明顯錯誤,雖然提出批評但也無法馬上改變現行的地方政策,因為這些改變都需要重重的檢討與試驗。最後他與中央討論的結果就是,在九月初期或中期再做政策的調整。目前他在地方雖有不滿,也暫時無法調整與改變任何政策,因為他知道防疫就是要中央與地方一致。他身為地方政府官員,僅能就他的專業與治理經驗提出建議。

漢堡是德國第二大城市,當面臨到與中央的防疫有落差時,漢堡市長還是選擇聽任中央指揮的決議,因為中央才是真正的指揮中心,地方僅能據實報告並配合中央決策。身為漢堡市長的他僅強調對於日後的放寬限制的政策調整,將會更謹慎實施,而無法預估該如何具體地來做。

現今的德國疫情,就是走一步,調整一步,正如全世界的專家與政府都在學習如何處理疫情。而台灣在這一次的疫情戰爭中,確實打了美好的一戰,而戰爭不容鬆懈,台灣的指揮官非常辛苦,因為他們雖然在國際上成績亮眼,但卻沒能得到國人全面的肯定,還要不斷地被質疑防疫決策,不僅前面要對付病毒的侵擾,還要不斷地辯證國內政客的韃伐與地方政府的政策挑釁,腹背受敵,讓人心生不忍。

作者為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台灣護理師、德國護理師及精神病患專業照護人,德國失智者專業照護人、從事動物輔助活動、教育及輔助治療的研究與資料搜集。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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