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近來歐美隨著疫情的升溫，是否要採取更為嚴格的防疫手段來因應，再次成為媒體、政界乃至醫學界熱烈討論與激烈爭辯的議題，而不少國家也出現民眾反對封城與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在美國由於適逢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大選，加上川普非典型的政治作風，使得防疫立場出現高度黨派對立的分歧。
英國首相強生疫情發生以來則一直把「依循科學」掛在嘴上，沒有出現像川普那樣跟國內頂尖防疫專家的緊張關係，但在最近第二波疫情的壓力之下，強生與政府防疫專家的矛盾也開始浮現出來。
為因應升溫的疫情，強生最近宣布將以三級防疫措施，來取代各城市、各地區都各自有其防疫規則的複雜混亂狀態。新作法將疫情嚴重程度區分為三級，「中度警戒」的地區酒吧餐廳必須在晚上十點前關門，也禁止六個人以上的群聚；第二級的「高度警戒」則除了上述做法，還禁止來自不同家庭的人在室內聚會；最高級的「極度警戒」還要求酒吧必須停業。然而，英國政府的專家顧問「緊急事態科學顧問團」（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簡稱SAGE）卻透露出對上述做法的不滿意。
SAGE公布的文件力促英國政府趕緊實施又稱為「迷你封城」（mini-lockdown）的「斷路」（circuit breaker）的做法，採取類似今春那種全國封城的嚴格做法，但為期較短，只封鎖兩到三星期，也建議採取遠距上班、關閉所有酒吧、咖啡廳、健身房美容院，大學採取遠距上課，不同家庭間的聚會也須禁止。以便將上升的疫情壓制下來。
但顯然SAGE的建議並沒有被政府接受，而根據《衛報》的報導，SAGE也透過某些姿態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例如SAGE例行的發布文件時間是星期五中午，但這份文件卻選在星期一上午八點多發布，離首相強生宣布其新措施的記者會還不到一小時。此外，列席首相記者會的英格蘭首席醫官衛堤（Chris Witty）從頭到尾擺出一張臭臉，還公開表示他懷疑政府最高等級的防疫作法能否將疫情壓制下來。
另一方面，在野的工黨則要求政府採行「斷路」的防疫作法。跡象顯示英國隱隱然將出現類似美國那種政治人物與防疫專家的矛盾以及防疫路線的黨派衝突。
從台灣的觀點來看，英美這兩個醫學先進國家的防疫作為出現如此紛擾混亂，頗令人感到困惑驚訝。但也許歷史可以提供我們一些了解的線索。著名的前輩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kerknecht, 1906─1988）在1948年發表一篇以十九世紀歐美醫學界的「反傳染說」（Anti-Contagionism）為主題的重要論文，他在文中宣稱在細菌學說興起之前，疾病傳染說曾遭到一場反挫，有不少重要的醫師否認瘟疫（plague）、黃熱病與霍亂等重大疫病是特定傳染原引起的疾病，認為這些疾病是氣候與當地衛生等環境因素造成的疾病。
艾克納希特認為抱持這類主張者的醫師在政治上大多是自由主義者，參與簽署獨立宣言的美國名醫班傑明•洛希（Benjamin Rush, 1746-1818）就是顯著的例子。反傳染說反對的其實是黑死病以來歐洲各國採行的檢疫制度，這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檢疫在醫學上沒有根據，而且還限制了人身自由與妨礙自由貿易。
相對的，當時支持傳染說的則大多是法國、奧匈帝國以及地中海城邦的軍醫，政治上傾向於專制的保守派。艾克納希特的研究凸顯了醫學理論和政治經濟立場之間的連結，產生很大的影響，也引起歷史學界不少的討論、修正與批評。筆者無意在此轉述這些專門的史學辯論，但認為艾克納希特強調政治立場與防疫取向的關聯，提供一個切入分析當前英美兩國防疫政治爭論的角度。
川普和支持者屢次批評反對封城管制與社交距離的作法，任內表現良好的經濟原本是他競選連任的王牌，結果美國經濟成長與就業卻被病毒打趴。因此川普在大選年急於放鬆疫情管制以重啟經濟的企圖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政治取向下，他的競選活動與白宮的管理對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要求也相當抗拒。他的親人與不少白宮核心幕僚染疫，就是這種防疫政治態度的結果。英國首相同樣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上具有自由放任（libertarian）傾向，疫情爆發之初對於影響經濟活動的強制防疫措施表達出抗拒的態度，而自己也同樣染疫。
雖然今春強生接受SAGE的建議採取嚴厲的封城措施，但疫情迄今飆高的失業率、經濟負成長以及急速升高的預算赤字和國債（傳統上保守黨最在意的議題之一），想必都帶給他很大的政治壓力。更別說保守黨內有些不滿嚴格防疫管制的議員開始蠢蠢欲動，對強生的領導權威構成政治威脅。
美國共和黨和英國保守黨的立場傾向小政府、自由市場、反對國家干預私人商業與個人自由，這些都是當年反傳染論的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經濟主張。但這場大流行的封城的防疫爭議也再次凸顯當前西方的「自由派」（liberal）和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的重大差異。原本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市場主張是一體兩面，也和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台灣的對照是80與9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呼聲，經常連結到公營事業民營化和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的經濟自由化主張）。就反對檢疫制度的古典自由派立場而言，人身自由跟自由貿易是缺一不可的兩大訴求。
然而，二十世紀下半隨著福利國家與多元文化的興起，英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主要爭執聚焦於墮胎以及同志、女性與跨性別者以及移民和少數族群的權利，「自由派」把關切焦點放在文化與倫理價值觀的「自由」，而不是經濟自由或自由市場，後者反而成為保守派標舉的價值。國家在衛生、環保、社福等領域是否要做更大的管制與介入，也經常成為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爭點。
這次美國大選有關歐巴馬健保與疫情紓困的爭議就是明顯的例子：川普與共和黨保守派都試圖廢除歐記健保，主張回歸私人保險的自由市場選擇；民主黨則要保衛歐記健保，以進步派自居的民主黨自由派更要將之擴大強化為全民健保。
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要擴大疫情紓困規模，川普起先反對，但最近因選情告急而打算妥協，卻遭到更正宗保守派立場的參議院共和黨議員的阻力。美國保守派反健保與反封城的立場，其實有內在一致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邏輯。
英美的防疫爭議除了再次凸顯政治立場與防疫政策取向有密切的關聯，對照十九世紀的反傳染論爭議也可看出從十八世紀晚期到今天「自由派」一詞的政治內涵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在變與不變之間，這次疫情也提供一個重新檢視與思考傳統政治座標的契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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