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到世界主義──美國思想的膨脹與自我吞噬(上)

李弘祺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I)

2007年以後,我回去台灣教書,一直到近兩三年來,才退休回美國,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在紐約附近過一般美國人的生活。我第一個注意到的是怎麽現在美國的醫生診所都蓋得非常漂亮,甚至於可以説是富麗堂皇,護理師和一般助理在前廳穿梭,簡直是門庭若市。

我跟我太太說,這個跟十多年前有很大的不同。看起來,美國政府一定是投入了很多的醫療保險的預算,不然怎麽可能連普通的整脊(或足療)診所,都可以擁有二層的獨棟房屋,占地半畝以上,而且是鋼骨水泥的大樓,與舊日的磚造平房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我笑著說,反正美國人享有全世界的資源,只要不夠錢,就到國外去搜刮,永遠不怕有匱乏的一天。

我這樣説當然是開玩笑,但是其中也不乏一般人難以想象或不願面對的真理。可以這麽説:美國是世界最强大的國家,美國人當然是第一優先享受世界的資源,這一點毋庸置疑。如果美國垮掉,那就一定是全世界的資源已經用盡。這個是何等恐怖的消息。從2008年Lehman Brothers破產以後,我們常常聼到的一句話就是:這公司大到了不可以讓它倒,一定要政府出來營救。如果真是如此,那麽美國作爲一個經濟體,那更不可以讓它崩潰,更不可以宣告破產。

説真的,今天的美國真的已經是一個人人擔心它崩潰的帝國;難道這是自由主義或民主人權的終極命運?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的亂象不能不使我們對美國政治及經濟思想做出各樣的反思。下面我將從三個面向來對當前民主黨及自由主義思想做出初步的分析和討論。

立國兩百多年的美國是代表人類建造一個完美的政經體制的努力和理想的化身。這個理想基本上是科學革命和啓蒙時代人們所創造出來的。經由笛卡爾、牛頓、富蘭克林、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洛克、休謨、亞當斯密等科學家和思想家的努力而締造出我們今天所相信最爲合適的民主自由(以及稍後的人權思想)的政治制度和理性思維。這個民主體制大約從20世紀初年(從老羅斯福讓美國艦隊繞行世界一周開始)因爲美國的壯大,遂變成多數文明國家所共同接受的體制,即使各國的運作各有不同。

美國文化其實還有另外一面,是現代寫作思想史的人不太談的,但是我個人認爲非常重要。這就是從清教徒思想發展出來的「罪惡感」。用最簡單的話來説,就是嫌惡自己所帶的「罪」和由它滋生的「罪惡感」。它是由基督教的「人皆有罪」的教義發展出來的。在基督教新教的信仰裡,它表現得最爲鮮明。早期移民美洲的歐洲人以英國的清教徒最多,而清教徒又是新教中卡爾文教派的最核心的成員(「五月花」最爲代表),他們對自己日常的信仰及道德行爲總是忐忑不安,擔心無法面對上帝,那種「罪惡感」之大,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分析清楚的;於是早期美國人在性格上就會有著一個特殊强烈的憂慮不安。

十八世紀以後,美洲開始大量引入啓蒙的思想,因此他們的政治及經濟理論及設計都逐漸脫離宗教的束縛,但是美國的啓蒙思想繼續帶有卡爾文思想的濃厚影響。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的思想已經非常世俗化,個人也對建築在理性基礎上的科學有濃厚的興趣,但是他在《窮理查通書》中(PoorRichard’s Almanac,一連出版了26年)就經常刊登許多以宗教爲基礎的道德格言,鼓勵人們過合乎道德倫理的日常生活。認爲這樣才能節約致富。

這本書被韋伯(Max Weber)在他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引述,證明美國及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精神」的基礎乃是來自新教的倫理。韋伯的書出版之後,洛陽紙貴,到了今天還經常被引用,被許多學者共同認可。他的分析清楚,架構宏大,精確地闡述了新教徒的倫理生活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間持久而密切的關係。事實上,就在富蘭克林開始出版《窮理查通書》的時候,有一本叫做《治生經濟》(The Economy of Human Life)的書正在歐美各國流行。

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介紹及分析它。這本書簡直是一本西方的「勸善書」。書中充滿像「多言招致後悔;恬靜保證安全」,或「自他人經驗撷取智慧;以他人過失作爲明鑒」一類的格言,也錄有許多《聖經》的「金句」。這一本書光在美國就曾經再版了將近150次,其影響之深絕不亞於富蘭克林的《窮理查通書》。可見自我倫理生活的警醒審查,無止無休的不斷反省那種「罪惡感」一直與美國(或西歐)的資本主義生活是不可分離的一體之兩面。

以上對「罪惡感」的討論會對美國人從解放黑奴的爭論以來的思想有相當的意義。我希望在本文的第二部份做分析。

(II)

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美國社會的宗教氣氛遠比西歐各國濃厚,原因就是這個清教徒的遺產,它的影響一直存留在美國。因此,就是到今天,美國的宗教信仰久不久就要發作一下,美國鈔票到今天還印有「我們信賴上帝」,而宣稱相信God的人還經常有一半以上。

但是受到啓蒙運動影響的思想家們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方面不願隨便放棄,另一方面自然就尋求一個可以在理智與信仰之間互相妥協或對話的途徑。這種想法到了19世紀中葉達爾文發表了他的演化論作品(《物種原始》,1859)以後顯得格外明顯。很多願意接受科學思想的人對於演化論的看法也是認爲應該接受的,但是保守的基督徒卻對於這樣的立場非常反對。終於在1912年集結出版了12冊的《基本要義:真理的證言》(Fundamentals, a Testimony to The Truth)的書,要人們謹守《聖經》的許多記載(特別是有關於上帝用六天創造宇宙,瑪麗亞童貞生子、三位一體等等神奇的「事實」),全力攻擊受到理性主義影響的思想。

保守思想在教會裡面顯現得最爲徹底。南方從南北戰爭以後,在思想界失去了壟斷發言的高地,所以總是氣憤「唯北方思想是從」的現實,因此在看到反對北方那種批判的進步主義的説法時,便蜂擁而上,好像拿到了尚方寶劍一樣,常常引述《基本要義》這套書來批評北方的「現代主義」(modernism,中文基督教界過去常常稱爲「新派」)。南方的基督徒們堅持所有《聖經》記載的是真的,有些人甚至於認爲好的教徒一定也能做出神跡,像認爲舉起毒蛇而不被咬(死)就是有好信仰這一類荒誕的見解。主要是因爲要表現出他們反對北方新派神學的態度。他們當然也大肆反對達爾文的演化論。

1930年代以後美國的基督教思想有了一些比較有深度理論做挑戰及修正的發展,由諸如巴特(Karl Barth)、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或魯益師(C. S. Lewis)等人建立了相對持平的神學(天主教方面的現代主義思想主要由GeorgeTerrell,Alfred Loisy等人領導;溫和保守的神學則主要由諸如Cardinal John Newman,Jacques Maritain,Etienne Gilson等人領袖;由於天主教是一個比較有組織的宗教,因此思想上比較不像基督教那麽色彩繽紛),因此在20世紀中葉以後才開始發展得比較平穩;南北方也開始了和平的對話。但是總的來説,南方基督教的領袖及思想家(例如葛理翰Billy Graham;文學家略微不同)還是相對受到北方現代主義的排斥。

所謂的「新派」神學主要在北方發展,反映的是理性以及啓蒙的特色,它强調要與時代思潮或需要相互呼應。所以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時代(19世紀末年以後),美國一些思想家也提倡所謂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關心社會分配不平均的現象(相對地對於「神跡」甚至於嗤之以鼻,認爲不過是迷信。對耶穌是不是真的是歷史上的人物這樣的問題也不感興趣),同情婦女缺乏政治權力的問題等等。這種發展反映的固然是基督徒應該認同文化的想法,而骨子裡面也是因爲傳統清教徒的「罪惡感」在作祟。

應該如何祛除自己生命中的罪孽遂成爲不斷鞭策自己、反省生命意義的動力。他們對於自己與文化社會之間的關係總是有無法安頓停當的無限焦慮。影響所及,我們看到了美國富人對社會公益的捐款活動在20世紀前後達到了前所有爲的高峰。洛克斐勒、卡内基、福特、范德畢特(Vanderbilt)等人的名字在全世界家喻戶曉,其來也有自。

如上所説,資本主義精神在我看來就是這種内心的虧欠及罪惡的焦慮感。美國思想家對於這一點近年來說的很多:從霸佔及殖民美洲到奴役黑人等等的所謂「白人罪惡感」(white guilt)再再説明了美國社會不斷用「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試圖掩飾的這種焦慮。進步主義,其實緣起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起初大家都肯定工業發展帶給了人類很多的生活上的改進,也因此帶來富裕及更大程度的幸福。十九世紀末葉,維多利亞的時代,英國人普遍地認爲人類的科技會不斷地進步,終於帶領人類進入絕對和平、自由、民主、與平等的境地。同樣的在美國,「進步主義」也成了非常普遍的口號。

但是工業的發達事實上卻帶給人類許多新的問題。德國的思想家(例如海德格)其實早已經提出警告,但是就英美國家來説,新問題的崛起與德國思想家的憂慮并不相同(後者是對「黑森林」那種命運共同體的鄉愁):前者擔心的是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急劇減少,分配的不平均(這個是馬克思最重要的論點),乃至於帝國主義的興起等等。問題一簍筐。於是進步主義本來所帶給人們幸福前景的期待,卻演變成一種文化及物質的雙重危機。

進步主義所帶給國際政治最大的危機不外是帝國主義、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矛盾。下面我進一步討論這一個危機。

作者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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