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應猶在,祇是宮廟擾──青山王祭風波淺談

晏山農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適逢青山宮建廟165周年慶,又因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本屬王爺信仰的靈安尊王,當然有去邪驅疫作用,吸引萬眾本是常理;再加上北港媽祖在時隔85年後再度北上與青山王相見歡,所以今年的青山王祭熱鬧喧騰不言可喻;但也因為實在太嗨,日夜鞭炮聲擾人安寧(尤其12月6日深夜的炮火竟延至周一凌晨五、六點),市府1999專線被打爆,市長、總統臉書被灌滿,立委緊急道歉,似乎都 不意外。

但關於傳統/現代、外來啟蒙/本土浪漫、避聚眾防疫/廟會群聚驅疫…,仍會反覆論辯而無了時,而爭議事項也會在衝突後暫時消弭。

首先,台北市三大宮廟祭儀(艋舺青山宮、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大龍峒保安宮)都屬於西區舊聚落的活動。至於新興的東區、信義區則無重要宮廟存活,祇有隨著四九移民而來的華語基督教堂矗立廣興。新舊移民信仰的差異,又涉及與黨國體制親疏有別──簡言之,華語基督教會是親藩、譜代大名,台灣在地宮廟則是外樣大名。此為宗教社會學的有趣課題,暫且不表。

三大宮廟又分為泉州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三縣人氏,係泉州遷台主力)的靈安尊王,以及同安人(亦屬泉州)的霞海城隍、保生大帝,初始是涇渭分明,其後歷日治殖民現代化後,界線才逐漸模糊,但核心較勁迄今未變。這一切都得溯源到艋舺的「頂下郊拚」,不解這次分類械鬥的成因、影響,就無法詮解爾後的台北。

「頂下郊拚」的成因很複雜:經濟因素─淡水河船舶權歸屬,三邑人有大欺小之嫌;政治宗教─三邑人主祀龍山寺、同安人奉霞海城隍;心理因素─三邑人長期與板橋林家為首的漳州人械鬥,同安人則中立旁觀,讓三邑人怨懟頻生。終於咸豐三年(1853年)爆發了頂下郊拚的泉州人內鬥。

雖說三邑人無論人口、物資均優於下郊的同安人,但因雙方隔著一座偌大的蓮花池(今老松國小及其周遭),三邑人難以全面進攻。於是三邑人威逼緊臨蓮花池畔的安溪人燒掉清水祖師廟,讓三邑人借道直攻同安大本營八甲庄(今老松國小以東至中華路地段),燒屋砍人逼使同安人攜城隍神像北逃,最後定居於大稻埕,同安人在頭人林佑藻的帶領下建霞海城隍廟供奉城隍爺,此後成為大稻埕的信仰中心。(關於「頂下郊拚」可參閱小說家王湘琦《俎豆同榮》一書)

由於城隍主司警察、司法,在同安人攜走城隍後,艋舺似有陷司法真空地帶,碰巧大械鬥次年艋舺發生大瘟疫,三邑人惶恐之餘遂由惠安人由祖地迎來靈安尊王,次年青山宮落成,靈安尊王遂成為艋舺三邑人的城隍代表,青山王祭也逐步發展衍生。或有人問,靈安尊王有「代天巡狩」職能,性屬王爺信仰,怎可能瓜代城隍職守?

這又涉及移民、械鬥頻傳社會的基本特質:官方是虛張聲勢者,地方頭人、角頭才是人們服膺景從的對象。凡塵如此,神界亦然。有清以來,凡掛上官署字樣的廟宇(如台南祀典大天后宮、祀典武廟、鹿港敕建天后宮、台北的台灣省城隍廟),大抵香火和民氣都不如私人發展的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就以城隍為例,大稻埕的霞海城隍,以及松山的霞海城隍,則都是同安人守護神,熱鬧程度非官立所可比擬。

「頂下郊拚」廝殺激烈,但近在咫尺的艋舺官衙卻是袖手旁觀,遂使雙方都不再信官,鎮懾地方靠的是頭人、角頭,而神界的王爺就是實力角頭,當然有資格代行城隍之職。另一方面,「頂下郊拚」的結果頗出人意表:勝利的三邑人由於淡水河日漸淤積,以及強烈的排外意識,遂使1858年因《天津條約》簽定,淡水開港後,洋行多設於大稻埕,成為荼業集散、出口地,大概在19世紀80年代以後,大稻埕就取代艋舺而為北台最繁盛地,下郊的同安人總算出頭天。此等「勝者落難,輸者為王」的弔詭,絕非械門當時人們所能設想。

其次,如今艋舺風華早已不存,原先作為三邑人信仰中心的龍山寺、青山宮,都轉以觀光作招攬,希冀喚回艋舺的餘暉再現。尤其有著三天(兩天暗訪,一天正日)盛典的青山王祭,在今年霞海城隍廟、大龍峒保安宮都因瘟疫無法展演的當下,青山宮這回出動陣頭人數高達8500人、遶境陣頭37陣,紅壇也從去年的18個增加到今年32個,凡此類似外包經營,也導致廟方無法全面管理,偶發的青少年鬥毆也不意外,而各陣頭比拚的結果,就是遶境時間過長,鞭炮燃放毫無章法,垃圾堆積如山,一場原是鎮癘驅疫的活動,竟演變成如《水滸傳》中洪太尉釋出一百零八個魔君般。

我不認為台灣民間信仰必得比附西方基督傳承,那不是公允之道。青山王祭讓人看到的是艋舺傳統堂口、宮廟、社團的強烈凝結力,這絕非東區天龍社會所能辦到。如此強烈的黏著力道,訴求的不再是傳統三邑人的族群意識,而轉為替台灣祈福保平安;但如此鑼鼓喧天、嗩吶北管齊鳴、聲光如亮晝、鞭炮不分時段燃放……,顯然有違現代社會的生活步調。受影響的除了艋舺當地住戶,舊城區的商戶住宅,以及河之彼岸的三重、板橋全受波及。

莫說聲光所及範圍內的居民沒有三邑祖籍觀,更多是太多人已對宮廟活動無感,他們會憤怒、厭棄青山王祭就非無由。由之不得不聯想到法國社會學大宗師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提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青山宮匯聚的仍是傳統的機械式連帶,而非連動所有社區的有機連帶。若想達成後者必然得在儀式進行方式上作全面的改易,如減少或禁燃鞕炮、八家將活動要更社區化,而非讓它與黑道組織糾纏不清、陣頭與紅壇減量…。

經此風波後,青山宮會否改進?會。但會否獲當地住戶的認同?不知。這當然也不僅是青山宮一地的問題,更非台北是首善之區,所以宮廟造勢活動特別敏感所致。看看全台宮廟活動最盛的台南中西區,這問題更如死結困擾著府城發展。這不僅是宮廟主事者與政治人物職事,更多社區文史工作者、學院人士,以及NGO團體都該積極涉入才是。若是諸多識字能言之士都不把興革宮廟視為己任,那台灣的宗教文化就僅似祕密會社般,水滯當然難有清流。

最後,百年前的1920年代,文化協會諸頭人蔣渭水等力倡反普渡、改喪禮、禁迷信,於今觀之,今日台灣反有倒退嚕之憾,是嗎?

須知百年前文協諸君是受日本的現代化教育後,驚覺台灣的落後是生活、思想價值的全面遲滯,他們以日本為師,認為同是東方民族,以彼之道既用於抵抗爭權,也是為提昇台灣於文明之列。這基本上仍是源於18世紀的啟蒙思想,但為何百年來成效不彰呢?

祇因他們或忘,總督府所行是殖民的現代性,是一種由上而下、外鑠的統治形態與價值引入,這和庶民生活底蘊難以接榫,即使日後國民政府黨國體制入駐,也日規國隨,百年來台灣的現代性就是在這種架空民間的條件下發展,表象的繁盛固然有之,但民間伏流終想伺機湧出。

在西方歷史上,歷經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帝國的大震盪後,形塑出一種對啟蒙的全面反制,此即浪漫主義的興起。我在十餘年前曾書寫〈璞玉待琢的本土意識〉一文(收錄於拙著《島嶼浮光》一書),闡述浪漫主義反啟蒙的緣由,尤其代表性人物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強調的獨特性、個體性,旗幟鮮明的反啟蒙的普遍、抽象。這樣的歷史流程並未讓百年前的文協、民眾黨諸君全面理解,以致走向單面向的現代化之路。

再檢視台灣百年來啟蒙之所以淺層著根,就是疏略傳統、歷史的系譜爬耙,終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遇到浪漫本土意識的反撲。啟蒙所犯的大誤即,過度相信理性、科學所形塑的人造社會,以致和自然、傳統脫節;但另一方面,不少打著本土名號的物事(如宮廟、派系活動),在消費社會及拜物教誘使下,也搞得四不像。更得慎防的是,德國浪漫主義最後走向狹隘的國族主義,並而成為栽培納粹思想的溫床,我們得謹記這殷鑑。

所以,針砭台灣的宮廟文化,就不能再停留於18世紀的第一次啟蒙運動思惟裡,它必須接受浪漫主義的挑戰,但又不能囿於孤芳自賞、封建桎梏的本土幽境裡,台灣需要的是第二次啟蒙。二次啟蒙重點在於尊重理性,但得正視感性;摒棄迷信,但切莫科學為大;看重個體,但得調和我群關係……一切都還在嘗試摸索,微步前行中。

青山王祭風波不是壞事,它提供新的挑戰,臉書「名為變態的神父」就提供一種正向觀點。一如167年前的「頂下郊拚」,對艋舺、大稻埕都是新生活元素的提造者。台灣宮廟文化當然有太多需要興革者,它就是一種社會事實,我們就正視它,一如我們面對武漢肺炎的心態,這是台灣精神創發之良機。

作者為媒體人、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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