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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今年的疫情在夏季一度轉好,於秋季大家度假回來以後持續燃燒,至今第二波的疫情甚至超過今年三月的感染人數。許多專家都說是因為是檢測的人多了,所以感覺上好像染疫人數增多,其實是三月時沒有那麼大的檢測能量能測出染疫者。
但是秋季這一波的病毒據研究報告顯示,與中國當初傳來的病毒有相當的變異,據稱在義大利傳開的病毒傳染力比當初在中國的病毒傳染力高三到九倍。也許是秋季以後,歐洲等國檢測能量足夠與病毒傳染力大增的結果,現在許多歐洲國家(法、英、義、西班牙、德、波蘭)都衝破了百萬的染疫人數,對於接下來要過的聖誕節團聚與活動,各國都整軍以待。
在各國的抗疫措施中,大家對疫情好像都在瞎子摸象,摸到什麼就是什麼。由於世衛的警示與資訊非常有限,各國政府都只能以自己微少的經驗,摸索學習如何對抗疫情。近來疫苗問世雖已見曙光,但遽增的染疫人數都讓各國政府領導人抱著頭在燒,即便是遇上可以救經濟的聖誕假期,大家還是嚴謹防疫不敢鬆懈,各國與地方政府無不盤繞在要救經濟還是要救人命的選擇中搖盪徘徊。
西班牙的染疫增加人數稍見平緩
各國的防疫雖然都在潰堤的溺水邊緣中求生存,但是仍有馬德里市做選擇性的局部封鎖讓經濟影響降至最低。在十一月等其他地方都封鎖與禁絕去餐廳時,馬德里的劇院還是可以有正常演出,而染疫人數也比之前相對的減緩,這種與經濟生活達到某種平衡的選項,頗受政治人物青睞。
除了就局部感染社區做選擇性封鎖外,他們並以五百萬人數的大量普查民眾抗原,來作為防疫的另一支箭。他們用大量普查抗原得知安養院的長者約有一半以上、工作人員約有三分之一左右有抗原,並依此來做分隔人群的依據。另外,馬德里再用快篩分隔染疫群體,藉此控制住染疫人數,目前染疫人數已有下滑的趨勢。在九月中旬原本十萬人口的染疫平均值是800人,近來降至十月底的324人左右,至今增長曲線維持平穩。
但是一般市民在經過三月疫情風暴死亡人數至今已達到四萬五千人之後,民眾已自動學乖了。他們知道劇院與戲院有開,但大多還是乖乖在家,不太敢出門。一向是自治區的加泰隆尼亞,靠著自十月中旬的嚴格管制出門與封鎖所有經濟活動五周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染疫增加人數的趨勢也趨平緩。
西班牙民眾對於馬德里市的做法大多表懷疑,針對以抗原普查做防疫措施,他們覺得無症狀者沒有抗原仍會傳染人,故普調資料不足以用於防疫。截至目前為止西班牙超過一百七十萬人口的染疫,染疫人數曲線平緩往下,顯然局部或全面的封鎖控制有發揮作用。
義大利與德國動作都太晚
最早在歐洲發現大量傳染的義大利至今就沒有豁然好轉的趨勢。一百七十七萬人染疫,六萬一千多人喪命,都比鄰國西班牙來得多。義大利學者對於今年夏天政府鬆綁的無作為感到失望。為了夏天的經濟活動,而讓整個第二波疫情瘋狂再起,犧牲了兩萬條人命。聖誕節的封鎖必然,今年冬季的滑雪在義大利也就成為空想。非要去國外滑雪的人,回來必須無條件在家十四天檢疫。專家認為第三波的疫情馬上又會再來。
德國的情況雖然好一些,但也在幾周以前衝破了百萬人染疫的高紀錄,死亡人數破兩萬。近幾個月以來德國與義大利的染疫人數幾近相同,兩國一日都增加兩萬多的染疫。自十月底封鎖餐廳及休閒場所之外,學校與一般工作維持正常運作。這種半封鎖的型態,基本上沒有控制下來,反而人數劇烈上升。學校沒有讓學生輪流上課,學生雖有戴口罩,但很少遵守社交距離與戴好口罩的情形,都讓老師每天生活在可能被學生感染的恐懼中。最近疫情更重時,學校規定小學生必須戴口罩,也被學生家長聯名抗議。家長沒有足夠的防疫觀念,也讓防疫無能徹底。
另外,在德國還有許多人認為德國政府是暴政獨裁政權,沒有太多的解釋就禁絕運動休閒與餐廳營運以及嚴控帶口罩。一堆否認疫情者打著反疫情措施為口號,讓新納粹人士找到發芽的機會,經常兩者結合到各城市去遊行抗議。他們聚集時不戴口罩,也不保持社交距離。甚且有些人還在抗議中認為自己無法和其他人聚集與自由行動都有如在納粹時代被迫害一般。
幾天前德國巴伐利亞邦部長眼看染疫人數激增毫無趨緩的跡象,發布了災難緊急狀態,規定自十二月九日起要求在家上班,高年級學生輪替上學,民眾沒有足夠的理由不得出門,到安養院探視長者必須戴醫療人員專用的防備口罩(FFP2)與出示檢測陰性證明,安養院長者一天只能接受一人探訪。除了聖誕節兩天可以稍有例外,其他時間都是保持封鎖的狀態到一月十日。如果在地七天內十萬人口中有超過兩百人以上感染,就從晚上九點到次日凌晨五點都不准出門,學生完全遠距上課。
這些嚴格的防疫措施讓不少活得夠久的老年人,覺得很不能接受,因為他們覺得壽命不長了,他們不想失去與親友真實接觸的機會與時間。不過也有一些老年人寧願選擇自保而放棄團聚。因為歐洲社會年輕人都顧自己,年長的人自己知道,他們也疼惜同輩的朋友,不去探訪代表的是內心的關愛,以免帶來不幸。他們今年拒絕年輕家人在聖誕佳節團聚的親情擁抱,希望換得來年相見的生存希望。
瑞士和瑞典的歷史學家的觀察
瑞士與瑞典政府過去就有優生學式的思維執政,1920年瑞士在歐洲就是最早強制結紮的國家,而瑞典也有類似的研究種族生物學的機構。基本上這兩個國家都認為,國家有權力去干預與判定有價值與較沒有價值國民的生命。瑞士歷史學家看到瑞士政府在近幾個月防疫中,為了經濟活動而不全面關閉餐廳與休閒場所,放任疫情遽增讓人染症死亡,都讓他們一再與過往的歷史連結。
個人身居德國也是護理師,看到歐美防疫走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地步,也深感遺憾。光以最近的疫苗注射就有注射地點與由誰注射的專業人力的爭議。和歐美國家親友談公衛,他們大多沒有概念,好像我在說天書。在德國不像我們台灣每個人都戰戰兢兢,電視及各種媒體不斷放送防疫宣傳,請專家以短片教導如何徹底消毒用品及徹底洗手與配戴、保存口罩的衛生概念。
另外歐美國家也只有在家醫診所打疫苗的自願型防疫,沒有衛生所會來家庭訪視或電話追蹤家庭成員特殊的健康狀況。在台灣打疫苗去衛生所打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歐美沒有衛生所這個系統,醫療專業人員僅針對病患做檢查。一般人幾乎不太有維護個人健康的衛生觀念,所以疫情一來大家都爭吵成一團,公家部門對疫情調查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他們也沒有里長的制度可就近親訪查看。
因為歐美人士平常缺乏預防傳染疾病的常識與公衛制度,讓否認疫情者輕易地找到製造謠言的溫床,再加上大家都站在各自利益的立場思考,使得人性底層的暗黑突然間全被凸顯出來。
作者為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台灣護理師、德國護理師及精神病患專業照護人,德國失智者專業照護人、從事動物輔助活動、教育及輔助治療的研究與資料搜集。著有《借鏡德國:一個台灣人的日耳曼觀察筆記》、《借鏡德國:毛小孩的神秘力量──從歐美的動物輔助治療看台灣動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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