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經濟體
當鄭和的艦隊遍航南海，並且於一四○五年進入印度洋時，他已經航行進一處現存的分散貿易網絡之中。一四九八年，葡萄牙船長達伽瑪（Vasco da Gama）駛入印度洋時，同樣的情況依舊到處可見。以南亞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主導了此地的貿易，但是沒有人能獨攬生意。當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洋時，各處的人們仍然記得鄭和的歷次「下西洋」。對鄭和船隊的記憶之所以會經久不散，既是因為歷次遠征的規模皆非比尋常，也因為下西洋船隊顯露出的特別性質，它似乎指出另一種不同的貿易運作模式，也就是由國家主導協調，可以取代現有的多頭、分散的貿易體系。葡萄牙人帶著好奇心，聽聞當地民眾說起這些「白膚色之人」（這是中國人在南亞民眾記憶裡的模樣）──他們曾經造訪過印度洋上的所有主要港埠口岸。隨著葡萄牙人在亞洲的野心企圖日漸增長，有些人將鄭和視為一個榜樣，無論這個榜樣是否如某些人所讚譽鄭和的，拒絕奪占他人土地作為自己的殖民產物，或是一項接受港埠城邦朝貢的慣例，而他們也願意循此前例，和葡萄牙人通商貿易。
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一年抵達南海西側邊緣的麻六甲時，表現得相當殘暴。當他們發現已經有一個中國貿易社群在這裡，而且經手的貿易相當繁榮興旺時，便決定把這些中國人當成是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並且做下歐洲貿易商通常會對競爭對手做的事情：殺了他們，然後接手他們的生意。這樣的「發現」，將會一再的反覆上演。無論歐洲人的蹤跡在哪裡出現，中國人都早已經在那裡了。葡萄牙人試著想成為明朝的朝貢國，但是明朝政府卻拒絕他們的請求，因為他們所有關於建立外交或貿易通商關係的主動提議，都是為了保護其現有海上貿易的獨占地位。
這就是為什麼南海在明朝經濟最終與世界經濟合為一體的過程裡，成為關鍵區域的原因所在。朝貢體系允許外國人以朝貢者的身分進入中國，但同時卻也責令他們離開。外國商旅被禁止在國境之內長期定居，而明朝擁有執行此項規定的軍事力量。任何想要進入中國商業市場的人，無論是買或賣，都必須透過官方管道，並且建立一個雙邊對等的關係，方能達成；而建立關係的條件，總是掌握控制在明朝政府的手中。唯一可供民間私下貿易的場所，在近海的島嶼，以及走私者控制的峽灣──它們都不是能維持長期交易的穩定根據地。而如此一來，就必須找出一個商貨交易的區域，以便經營、管理離華的中國商品，以及外國貨物的進口。出現在南海地區，同時也是葡萄牙人涉入其中的情形，是一個多邊交易的貿易網絡，在這個網絡裡通商的商人，和大多數明朝的朝貢藩屬有關聯，但是那些發展出地區內部貿易的人當中，則以中國手工業製品和農作物為其主要交易貨物。
這樣的貿易安排要依靠兩個條件才能達成，一為經濟，一為政治。經濟上的條件，是明朝必須持續生產出各種品質良好、價格合理的貨物，以因應其他各處的大量需求：中國是這個貿易網絡成長發展的發動機。政治上的條件，是明朝必須持續阻擋外國商人進入本國市場。前述這兩個條件都沒有發生動搖。事實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在整個十六世紀期間的商業經濟，結合關閉邊境的政策（只在本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才緩和放寬），確保了這個貿易體系的力量。這是一個相當強健結實的貿易網絡，可以建構出一個或許能稱之為「世界經濟」（world-economy）的體系。
「世界經濟」一詞，由研究地中海歐洲的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所創，其意並不是指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所謂全世界的經濟體系，實際上最早要等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更確實的說，「世界經濟」所指，是一個大型地區，透過定期規律的交易網絡，形成高度整合一體的經濟實體，並且在內部的生產勞力分工方面，維持相對程度的自治自律。這個相對程度上的自主，使得一個區域經濟體系得以建構它自身的「世界」，不但自給自足，而且在面臨改變時，有調適的能力；此外，它還具有在自身內部流通的貨物價值增加之時，和距離更遙遠的地區進行連結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所想像的南海世界經濟體系：這個具備相對自主能力，但是內部又整合為一體的貿易區域，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出現，這多虧了從北邊來的中國商賈，以及從南方來的穆斯林商人，有系統、有組織的進入本地區（見地圖七）。鄭和的歷次下西洋，確實有若干貢獻，因為這擴大了中國商人在本地區的參與程度，但是國家主導的遠航次數再多，也無法開創這樣的世界經濟體系。貿易必須超越朝貢的程度，才能有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的出現。
海上貿易沿著兩條主要路線組織起來，兩條路線都以月港和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台灣的背風處而去，從這裡向北，發展出一條到日本的支線，不過貿易的主流還是向南到菲律賓，經過摩鹿加（Moluccas，即歐洲人口中的香料群島），轉向西到達爪哇。西洋航線則緊挨著大陸海岸線下行至越南，穿過泰國灣（Gulf of Thailand），然後到達麻六甲。當福建月港人張燮（一五七四至一六四○）於一六一○年代將他對海上貿易的考察心得編寫成書時，便以這兩條航線作為全書的架構，也因此這本書被稱作《東西洋考》。張燮在書裡提到，海圖是他在寫作時參考的書面文獻之一；這也就難怪勞德海路指南編排資料的方式，會與《東西洋考》完全相同了。
早在歐洲人抵達之前，南海世界經濟體系就已經形成，這就是為什麼當他們一出現在這個地區時，就能夠運用當地現成的區域貿易。從西方航海而來的葡萄牙人，終於在一五五七年得到一塊狹小的半島狀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澳門，作為其休憩的中繼站。從美洲西岸穿越太平洋而來的西班牙人，於一五七○年發現了馬尼拉這處絕佳的港口。在這裡，他們還發現了一個超過三百人的中國人貿易聚落，以及一個規模較小的穆斯林部族王廷；在隔年，西班牙人就以陰謀詭計，分別將他們消滅、罷黜。荷蘭人是在這個經濟體系裡出現的第三個歐洲角色，他們一直到一五九○年代才抵達南中國海。在下一個世紀，荷蘭人在東印度公司的招牌底下重返南海之後，便在爪哇各地建立據點，首先是一六○九年在該島西邊的萬丹（Bantam），接著是更東邊的雅加達（Jakarta，當時他們稱作巴達維亞城）。爪哇對荷蘭人而言具有戰略地位，因為據有該處便可以封鎖摩鹿加（Moluccas，也就是香料群島）；可是，儘管他們多方嘗試，爪哇距離中國實在是太過遙遠了。他們占領時間最長的據點位在台灣，為了與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競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三年在該島設立根據地。荷蘭人一在台灣島上建立起他們的基地，就招攬來許多中國人，充作農夫和獵人；其結果相當諷刺，正如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台灣之所以會「中國化」，正是荷蘭人在島上殖民的結果。台灣的荷蘭勢力，最終於一六六二年被海上軍閥鄭成功（國姓爺）給驅逐出去。
荷蘭人有兩種手段，用以維持他們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裡的地位。其中一種是使用暴力；靠著這種辦法，荷蘭東印度公司得以獨占香料貿易的巨大利潤。另一種辦法，是以靈巧熟練的手腕大量經營地區內部的貿易，如此一來，致使東印度公司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兩地各處之間搬運的貨物，還要多過該公司在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數量。只要雅加達可以壟斷它的地區性市場，這筆生意就能夠獲得利潤。不過，各種壟斷生意都是有時效限制的，因為規則會改變，也會有競爭者出現，與他們角逐利益。在這個區域中，中國商業網絡的鞏固，意味著到了十八世紀時，中國商人掌握貿易的程度要遠超過荷蘭人或西班牙人。在此同時，英國人的身影正逐漸在這個地方出現，很快就使荷蘭人為之黯然失色。雅加達淪為商品進出貨流當中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城，在槍砲彈藥構築起來的各個帝國還在成長茁壯時，它兀自作為一個時代的遺跡，繼續存在著。
白銀如潮水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荷蘭人一樣，都是想盡辦法要進入這個區域，但是使他們真正進入這個貿易體系，並且鞏固其地位的，卻是一種礦產；他們（尤其是西班牙人）對於這種礦產，有著近乎壟斷式的掌控，他們還認為這種礦產的供應，將會永無窮盡。同時，明朝經濟體也將這種礦產視作價值高於一切的交易媒介。這種礦產就是白銀。它來自美洲西班牙人勢力範圍內的多處礦山，主要產自波托西（Potosí，位於今日玻利維亞境內）和墨西哥。這些礦山的產量極不尋常，特別是自從一五八○年代開始，當時人們採用一種新的提煉技術，即在開採過程中使用水銀，以增加白銀的產量，而一直進入到一六三○年代，有愈來愈多可開採的礦脈漸趨枯竭，於是產量下降。在這數十年間，西班牙人手中控制的白銀數量，既足以為其帝國提供資金，也能夠買通進入南中國海經濟體系之路。不到幾年的時間，西班牙人就在馬尼拉站穩腳跟；他們將安地斯山脈（Andes）開採出來的白銀運往祕魯海岸，從那裡裝船，載往阿卡普爾科（Acapulco），然後再裝載到於每年冬季橫越太平洋的加利恩（galleon）大型帆船上。在一五八○年代，每年大約有三噸的白銀穿越太平洋，來到馬尼拉。到了一六二○年代，年運量提高到二十噸，此後則降到大約十噸。
福建商人的反應相當敏捷，他們立即將所有倉儲貨物盡可能的裝載到平板帆船上，然後運往馬尼拉交易，換取白銀這種貴重金屬。貨船在每年春季離開，正好與加利恩大帆船抵達馬尼拉的時間一致。在雙邊的貨船都抵達之後，就開始磋商價格、支付關稅，然後互換手中持有的銀兩和貨品。雙方都要確保趕在每年六月的雨季造成其航海的巨大混亂之前出港。從月港到馬尼拉，福建到祕魯，從大明到西班牙，白銀成了連結前述這一切的橋梁。
從馬尼拉川流而出的大量白銀，引發一則謠傳，認為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發現了一座銀礦山。宦官高寀是萬曆皇帝由皇宮大內派往福建的海外貿易收稅太監（這項稅收是皇帝個人的收益），他於一六○三年派出一隊人馬，前往調查謠言是否屬實。對於這座銀礦山，他使用了一個人們慣用的名詞來稱呼：金山。「金」字本來指的是黃金，但是這也是對「銀」的委婉稱呼，因為高寀正在尋找的其實是白銀，而非黃金。大眾心中對於「在南海之濱有著一座銀山」的念頭是如此著迷，甚至到菲律賓被證明並無銀山存在之後，美洲和澳大利亞許多有中國移民聚居之地，都被俗稱為「金山」，通常這是黃金礦山的錯譯。美國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中文名稱，至今仍然是舊金山。實際上，確實有一座真正的銀礦山，但是此山位於波托西。利瑪竇把這個地方標誌在他於一六○二年為中國友人繪製的巨大地圖上。他為這個地方起了一個樸實貼切的譯名：銀山。
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白銀是一項絕佳的礦產。在中國，白銀能兌換到的黃金價格，是開採產地的三倍，兩地市場間的大幅價差產生了巨大的利潤，等待著人們去攫取。不但如此，歐洲人以白銀在馬尼拉購得的貨物，其所需價格遠遠低於他們回到歐洲後販售的價格。從明朝人的角度而言，這項買賣也很划算，他們的理由差不多完全一樣，情況則與歐洲人顛倒過來（譯按：即在馬尼拉賣出貨物所換得的白銀，其數額高過國內甚多）。貨物價格差異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一六三九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可賣一百兩銀子，但是賣給馬尼拉的西班牙買家，則可得二百兩銀子。而買賣一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也隨之結束。中方賣家不必將其報酬折換成其他的貨幣或是商品。在買賣結束的當下，他就可以將自己獲得的利潤變現。
當然，前述這些貿易上的安排並未讓所有人都獲利。在這個經濟體之內運作，所需的投資數額是如此巨大，以至於生意失敗時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可觀。而當貿易失敗的情況發生時（這種情況時常出現，因為每趟遠航買賣都仰賴在遠渡重洋之後，能有好的結局），便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六○三年，因為貿易而引發的緊張局面，使得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與中國人之間爆發全面衝突，最後以估計超過兩萬名中國人死亡作為收場。同樣的情景在一六三九年時再次上演。前一年，有一艘返程的加利恩大帆船於離開馬尼拉之後沉沒，而從阿卡普爾科出港的帆船也因為遭逢颶風而遇難──在這些損失之外，還要加上明朝政府於隔年關閉沿海地區，禁止商人出海貿易。擔心破產的緊張局勢，同時沉重的壓在西班牙人和中國人雙方的肩頭上，因而當一群中國農民在鄉間舉事反抗其西班牙上司時，亂事隨即在整個地區引燃，所造成的死難人數，與一六○三年那一次規模相當。然而，貿易在一或兩年之內便告恢復。一場大屠殺對貿易帶來的阻礙與破壞，對於雙方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重大損失──而這些損失，全都是以銀兩來衡量的。
而究竟白銀是怎麼影響明朝的呢？即便在西班牙人的白銀到達之前，明朝的經濟就已經遭逢了一次商業財富的重大激增擴張，這使得許多人富貴得意，而令其他人羨慕妒忌。財富激增的成因在南美洲的白銀到來之後，改變了原來的因果關係。正因為明朝經濟的繁榮昌盛，起初吸引了歐洲的買家，讓他們情願以手中的貴重金屬（白銀）來換取明朝的產品。另一方面，來自馬尼拉、澳門和日本的白銀數量，在一段時期內出產的額度幾乎相等，它們大量湧入明朝，造成萬曆一朝後期名副其實「錢淹腳目」的盛況。隨著這種商業財富逐漸超越其他收入來源，商賈之家就有了在奢侈品消費項目上超越仕紳階級的本錢，即便在文化成就上不全然如此。舊時將仕紳排於首位、商賈敬陪末座的四民地位順序，此時正受到顛倒反轉。銀子或許被上層社會看作是沒有品味的身外之物，但是人人都想要得到它。
在一六一○年代，也就是萬曆一朝的最後十年，人們心中對於奢侈揮霍習性和暴發戶粗野品味的焦慮擔憂，已經來到高峰。並非巧合的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仕紳階級的文人開始教導新近致富的有錢人：如果他們期望能晉身上層社會，就應該要知曉、掌握若干文化舉止。在文震亨於這個時期邁向尾聲時所完成的雅致消費教導手冊《長物志》當中，就充滿了關於錯誤濫花銀兩的告誡。身為偉大書畫家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清楚自己筆下所寫為何。他之所以寫出這本參考手冊，是因為確信無知的消費者可能會犯下錯誤，因而浪擲他們的財富，他還再三強調，如果你不想讓自己看來像是個粗鄙無文的有錢人，那麼堅守書中的規則是如何的必須與必要。
舉例來說，讓我們來看看文震亨怎麼教導他的讀者，在自家的私人茶室裡主持一場聚會時，該如何表現才能克盡主人身分。這個例子十分恰當，因為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指望在市區裡坐擁足夠的地產，在其中布置一座面積夠大的花園，足以建造一間茶寮。文震亨提出的第一條建議，與僕役有關。「教一童專主茶役，」他建議道，否則最後你將會因為茶具等細瑣物品而手忙腳亂，反而耽誤了正事，也就是「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另一條記載則強調，「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可是，奈何啊，要有些人的行為表現得當，烹茶時不讓茶湯溢出，坐臥都合乎禮節，真是難乎其難的事。文震亨在許多事物上的要求都極為嚴格，比方說──鸚鵡。牠們「需教以小詩及韻語」，這就意味著不能讓牠們聽聞市井鄙俗的談話聲，因為那些聲音「聒然盈耳」。家具裡也暗藏著危險。避開龍形狀的裝飾，他建議道。那些刻著龍紋圖案的桌腳，更是粗鄙至極。
當白銀如潮水般淹沒萬曆年間的社會之時，風格並不是唯一一件擺脫常規慣例的事物。當新來的錢潮逐步毀壞舊日社會地位原本確定之事時，關於人生要如何度過的新想法便受到人們的支持。月港人張燮寫出航海路線年鑑《東西洋考》，他的友人便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裡，表達出這種新時代的意識。這位友人寫道，月港的海上商販「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這些人「海上安瀾，以舟為田。」他們對異邦君長陳詞說明時，「如挹幕尉（如同與左鄰右舍談話一樣輕易）。」「男耕女織」的古老片語，已經不再適用於形容月港的民眾了。這不是他們所過的生活。
張燮並不指望憑著他在《東西洋考》裡記載的海洋知識，就可以改變所有人的認知觀念，不過他確實在該書的前言裡做出一番強有力的陳述，暗示事情應當如此。在討論編纂一部像他筆下這樣蒐羅資料廣泛的著作，所遭遇到的挑戰時，張燮挑出先前若干位作者，他們的著作裡只是反覆引用文獻，而不留意於近來的發展；他指控這些著作是將疏失永遠保存下去，而不是在開創知識。張燮想要開創這門知識，這就是為什麼他採訪水手商賈，盡他所能的探求關於南海貿易路線的一切事物。這部著作並沒有受到當時讀者的重視和接納，它對於大部分明朝人們認為重要的知識學問，也沒有起到太大的影響。勞德海路指南與塞爾登地圖也遭遇到人們同樣的冷落，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什麼這兩份文獻都只有孤本傳世，被存留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間圖書館裡。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等。主要研究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 著述包括榮獲美國漢學界最高學術榮譽列文森獎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已有中文版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維梅爾的帽子》、《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等。另編有《鴉片政權》、《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及一套六冊的《帝制中國歷史》等著作。二○○五年獲加拿大歷史協會頒發歷史學弗朗索瓦．澤維爾．加諾獎章，二○○六年獲頒古根漢學術獎。
書名：《掙扎的帝國》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