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萬物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

【書摘】

國家財富的測量

Measur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我們測量的標的,會影響我們的行徑;我們的測量有誤,我們的決策也會扭曲。

──約瑟夫.史迪格里茲、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與尚–保羅.費圖希(Jean-Paul Fitoussi)《人生的誤測(暫譯)》(Mismeasuring Our Lives, 2010)

政客、媒體與專家幾乎天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對一個國家的GDP品頭論足一番。GDP是用來計算某經濟體中商品與勞務產值的工具,而經濟體中的商品、勞務生產總值,就是所謂「國家的財富」。GDP管理工作的成功或失敗(無論是實際或想像中的),都可能導致大至政府小到個人職涯的成功或失敗。GDP若連兩季萎縮,就代表有「經濟衰退」(recession)的危機。若GDP規模的跌勢維持超過一年,那就是「經濟蕭條」(depression)。但這種經濟測量方式是怎麼冒出來的?人類對價值的理解又如何影響它?

邊際效用到今天,已經對經濟活動的測量與成長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我們以邊際效用判斷一個經濟活動有無生產力──第二章提到,按照邊際效用的觀點,任何能(合法)取得市場價格、有行有市的東西,其背後的經濟活動都算得上有生產力。在邊際主義者看來,由於價值源自價格,所以高薪便代表個人的生產力跟價值。在此同時,任何一名姑且算是有在工作的人,都理應已經用行動反映他們對工作的偏好:即工作的效用大於休閒。GDP經由測量,可以表達出生產的商品總量,或是賺取到的所得總額(外加某些下方會加以審視的調整)。但如果所得不必然是生產力的象徵,還代表別的東西呢(像古典學派就視租金為「不勞而獲」的偽所得)?這會如以影響以GDP作為經濟生產力的量尺?

比方說金融產業中的所得增長,就會對GDP產生影響。於是各產業受到何種不同的評價,也會影響到我們對於成長率的計算,進而左右我們要把經濟這艘船開往什麼航向。換句話說,我們測量GDP的方式,取決於我們看待事物的價值觀,由此計算出的GDP數據,又會影響我們的生產數量。這就是陳述即行動:我們怎麼說,就會怎麼做!

但要是我們測量GDP的方式出了問題,那決策者就可能被訊號誤導,弄錯了經濟中哪些活動有生產力。自從邊際效用理論問世後,對於社會中哪些活動有無生產力的討論,就不太明確了。任何商品或勞務只要能在市場上拿到一個價格,就有資格被納入GDP,至於它們究竟是貢獻價值還是萃取價值,則無人聞問。結果就是獲利與租金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價值萃取從此可以戴上面具,假扮起價值創造。

這一章會帶著大家檢視政府透過國民會計帳戶來計算經濟成長的各種方式、這些計算方式與價值理論間的關係,以及由此所生出各種匪夷所思的亂象,包括特定活動(如兒童照護)遭到低估,而某些活動(如高汙染的產業)遭到高估。除此之外,第四章要來討論邊際效用理論如何未能處理現代資本主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由金融業進行的價值萃取活動。

GDP:一種社會性的發明

首先我們要記住,所有的會計方法都是演化出來的社會發明──定義這些會計方法的不是物理定律,也不是客觀的「現實」──會計方法只是反映了不同時代與時空下的觀念、理論與意識形態。一張試算表的建構方式,本身就反映了某組價值觀。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耶穌會(Jesuit Order)。話說在十六世紀,這個新成立的天主教修會綜合了宗教願景與金融觀念,設計出一種創新的會計系統。為了讓金融運作能與修會的價值一致,他們安排讓現金盒得齊備兩支鑰匙才能開啟:一支交由管錢的人,也就是等同今日財務長的帳房保管,另一支則交由負責修會大政方針,就像是企業執行長的會長保管。此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那就是會計並不中性客觀,也不是訂了就不能改。會計方式可以先透過揉捏去配合某個組織的成立宗旨,然後再反過來影響這個組織的演進。

同理,現代GDP的會計概念也受到了潛藏在其算式中的價值理論影響。GDP的計算,根據的是一國經濟中各產業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而所謂附加價值,等同於產業所生產產品的貨幣價值減去投入要素/物料(亦稱「中間消費」[intermediateconsumption])的成本:基本上就是營收減去原料成本。會計師稱呼這種中間消費(物料投入)為「平衡項目」(balancing item),理由是其平衡了「生產帳」(productionaccount):成本加上附加價值,就等於產值。但是附加價值,是特別為了國民會計而計算出來的數據,等於:資源端(投入)與使用端(消費)之間的殘餘差異(殘差)。

經濟體中由全體產業創造出的殘差總和,就是所謂的「附加價值毛額」(gross valueadded,GVA)。基本上扣除一些稅務上的細微修正,GVA跟GDP是一樣的。GDP可以從生產端算出來,也可以透過所得端得出。若走後者這條路,我們就得集合所有能創造附加價值的產業,然後把當中收付的所得統統加起來,這包含全數的獲利、租金、利息與權利金。如我們後面會提到,計算GDP其實還有第三條管道:把所有最終產品的索價/費用(即需求)加總起來,因為最終產品的價格加總起來,就等於整條生產鏈中的附加價值加總。所以GDP可以從生產的角度去觀察(被生產出來的商品與勞務總和),可以從所得的角度去看(各種所得的加總),也可以從需求的角度去看(所有被消費掉的商品與勞務,加上庫存)。

所以究竟是哪些產業在貢獻附加價值?按照邊際主義思想的邏輯,今日的國民會計在GDP裡納入所有被標上價格的的商品與勞務,而這也就是所謂的「綜合性(生產)邊界」(comprehensive boundary)概念。如在第二章提到過,邊際主義認為在生產邊界以外的經濟部門只有政府(靠生產性產業繳的稅款運作),還有多數的社會福利領取者,救濟金的來源也同樣是稅。採用這種原則來計算GDP,看似在邏輯上沒有問題,事實上,這種算法產生了一些兜不起來的地方,令人不得不質疑國民會計系統的嚴密性,以及價值在經濟體中的配置方式究竟合不合理。這些兜不起來的事,包括如何評價政府的服務、如何評價具未來性的投資(如研發工作的投資)、如何看待高薪的工作(如金融業的職位),以及重要但無價(如照護)或沒有合法價格(如黑市)的服務該如何處理。為解釋這些怪現象的發生,並解釋這系統何以這麼古怪又這麼多例外,我們必須很快地看一下國民會計與「附加價值」概念在這幾百年來,歷經了什樣的發展。

國民會計簡史

在極長的一段時間,價值理論都位於國民會計的核心。早期最具指標性的一次相關嘗試,發生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當時至少有八路思想家嘗試根據奎奈的土地價值理論來估計法國的國家生產值。因為如前面提過,對奎奈而言,生產邊界的圈內只有農業一枝獨秀──其他人都被認定是靠著農業部門的價值轉移來過活──製造業被放在邊界外,不被認為具有生產性。期間但凡有人(抱持功利主義)提出異議的聲音都會遭到忽視,像是塞伊從廣義的功利主義出發,主張能產生出效用的勞力就是生產性的勞力,他認為若某項產品有人想買──代表這東西對其有效用──那製造這項產品的行為就算是具有生產力。

將製造(業)排除於國民生產計算之外,對奎奈一門理所當然,就像我們今天也覺得把所有「有價」的東西都納入國民生產計算是天經地義的。這些早期的法國估算者並非等閒之輩,當中包括法國文豪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現代化學的奠基者安東萬.羅弘.拉瓦節(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以及與拉瓦節為友的數學家約瑟夫.路易.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 1736-1813),其中拉格朗日今時為人所知的,除了他在力學上的研究成果以外,也包括由他所發現、經濟學者仍在使用的數學技巧。事實證明,奎奈的觀點非常耐久:最遲到一八七八年,法國某次國民生產估算仍是以他的理論為基礎。

具有類似影響力的,還有亞當.史密斯對於價值生產的看法。亞當.史密斯版本的國民所得估計,僅在定義內納入源於農業與工業勞動力的生產或所得,因為農人與工人生產的是摸得到的物質性商品,而排除了一干服務(業),包括政府或銀行。亞當.史密斯的想法甚至在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挑起了首次國民生產帳估算的大梁:一七八九年,拿破崙任命了亞當.史密斯的門徒夏爾.加尼爾(Charles Ganilh, 1758-1836)來負責這項工作,他想藉此對法國最新的國民所得有精準的掌控。

十九世紀尾聲,邊際效用理論占領主導地位。雖然與早期經濟學者的思想天差地遠,但邊際效用理論仍繼續凸顯價值理論在國民會計中的重要性。漸漸地,在邊際效用理論的影響下,國民會計的執行者開始把所有能以所得購入的東西都納入計算。對他們來說,所有來自市場活動的營收,不分產業別,會共同加總成為國民所得總額。所得稅統計資料於此時變得唾手可得,而這也方便了他們根據所得資料來建構估計值,並針對個人的所得分配進行分析。

阿弗列.馬歇爾作為英國的邊際效用理論之父,是將該理論應用於國民所得估算的幕後推手。在其具有高度影響力的《經濟學原理》書中,他清楚寫到國民生產額可以如何獲得估算。他另一本較早出版且與妻子瑪麗.培里.馬歇爾(Mary Paley Marshall, 1850-1944)合著的《產業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ndustry),則明言效用是國民所得計算的根基:「一年當中所有生產的東西、提供的服務,乃至於所有被創造出來的嶄新效用,都屬於國民所得的一環。」

與此同時,勞動的價值理論在經過馬克思的完整發展後,將生產力的深植於「剩餘價值」之上。只不過馬克思的論述在國民所得的領域裡,要不是爭議極大,就是無人聞問。到了二十世紀初期,馬克思主義已與一連串的革命脫不了干係,因此光定義上無法在那些被馬克思主義者嚴厲批判的國家立足,更遑論與這些國家的官方統計數據合作。當然,事情在共產主義者掌權的國家會大大不同:早期有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革命後的蘇聯,後期有二戰後的東歐(當這些共黨國家在建立「物質產品體系」[material productsystem]來獨尊物質產品的價值之際,他們該找的不是馬克思,而是亞當.史密斯)。總之,此時除了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之外,以所得總額作為國民產出計算基礎的觀念──包含其對應的「綜合性」生產邊界──已開始以燎原之勢在各個國家中快速擴散。

二十世紀前半,邊際主義者也慢慢意會到自身理論的瓶頸,開始爭論是否要把非市場活動納入國民所得會計。馬歇爾的門生暨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亞瑟.西塞爾.皮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主張市場價格僅代表從交易中獲得的滿足(效用),而國民所得應該更進一步:應該把「福利」(welfare)納入測量範圍。福利在皮古看來,是人能透過貨幣所獲得效用的指標──換句話說,福利代表的是物質生活水準。其一九二○年出版的代表作《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裡,皮古進一步定義「我們探索的範疇」應該「限制在社會福利中可以直接或間接與貨幣量測發生關係的部分」。一方面,皮古所說的是任何未能真正改善人類福利的活動,即便它們得花錢買,都應該排除在國民所得的計算之外;反之,他強調那些能夠為人類創造出福利的活動,即便分文不收,也應該被收納在國民所得的範圍之內。而免費或有補貼的政府服務,就被他列為這第二種活動。

第一個針對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提出估算美國國民所得減少幅度的人,是皮古門下一位享有盛名的弟子,一九七一年以國民會計研究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白俄羅斯裔、哈佛經濟學教授顧志耐(Simon Kuznets, 1901-1985)。與其恩師不同,顧志耐從生產邊界排除了所有未立即流向家計單位的商品或勞務產出的政府活動,統統排除在生產邊界以外,因為他認為這些活動會引發成本,卻不會增加最終的經濟產出,符合這描述的有公共行政、國防、司法、國際關係、基礎建設等。

顧志耐還認為某些家計單位支出並不能提升物質生活的水準,而只是現代生活必然的成本──特別是「都會文明附帶的膨脹生活成本」,這包括現代人都會在銀行開個戶頭、都得繳工會會費,或是具有某些社團的會籍,代表你得負擔某些社會義務。顧志耐估計,約有二到三成的消費支出流向這些服務。不過他主張無償的家務應該納入國民會計,因為它很明顯有助於經濟福利。由此,顧志耐根據哪些活動可以提升物質生活水準,哪些活動不能來劃定生產邊界。

或許在承平時代,顧志耐的觀點會有更大的施力點;但二戰的極端狀況,逼得各國政府不得不專注在戰爭上。經濟學者因此步上了不同的道路:估計國家的產出規模是當務之急,而非福利。就這樣,認為「國民產出等於市場價格總和」的經濟學者占了上風。

此後,透過估計產出來計算GDP的各種辦法,看似遵循邊際效用理論,但實際上卻與之脫節。首先,這些辦法忽略了價值與效用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價值等同效用,而效用就是能提供給消費者的利益;而納入皮古–顧志耐的福利概念,認為效用只是價值創造之「必要條件」。他們沒有評估最終消費是否增加了效用,而一股腦把所有的最終消費都加進國民所得。顧志耐的說法是:「許多食物與藥品按照營養或醫療的科學標準來看,都是分文不值的;許多家計單位的附屬物品,也與經科學確立的居住與舒適需求無涉;許多服務、活動乃至商品之所以有人想要,只是為了讓外國人或同胞覺得我們好厲害,基本上不太經得起我們面對全人類時的行為倫理原則考驗。」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國民會計誇大了福利的指涉範疇。

第二,經濟體中的競爭,大都不是完全競爭──這是現實,而且是讓接受新古典主義訓練、受到完全競爭與均衡觀念薰陶之國民會計核算者深感不安的事實。單純把所有市價加總,讓這些人忽視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些價格不見得能萬無一失地出現均衡,並且兼容「完全競爭」的狀態;比起均衡狀態,實際上的物價可能高、也可能低,由此反映出的價值創造將遭到扭曲。簡而言之,在戰時,實務面的操作與主流理論嚴重脫勾──換句話說,效用的價值理論並未解決當時因為戰爭而顯得迫切的各種問題。

就許多方面而言,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國民經濟會計都是兩件歷史發展的產物:一個是一九三○年代經濟大蕭條造成的創傷,另一個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種與軍事相關的需求。在這些發展中,一如在許許多多其他的問題上,凱因斯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其一九三六年寫於大蕭條期間的的傑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凱因斯假定工人會低估他們薪資的購買力,由此他們會生產超過實際所需。如此,勞工非自願的過度生產,會反過來創造非自願的失業──因為有人多做工作,而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不變,就代表人力的需求變少了──由此經濟體就會處於一種低產出的均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經濟中的各種力量(如供給與需求)會處於平衡,看不到改變的動機,即便整體的經濟產出偏低,薪資與就業也遭到壓抑。凱因斯用這種看法發展出總體經濟理論──把經濟視為整體的學問──其中他認為在企業投資過少的時候,政府支出可以跳出來穩定景氣循環,甚至可以提振經濟的產出。

為了帶領經濟走出蕭條,政府需要資訊來衡量政策是否奏效。在那之前,政府基本上是矇著眼睛在開飛機的:他們原本並不需要詳細的統計數據,因為理論上經濟會自我調節。凱因斯在一九四○年出版了《戰爭的經費何來(暫譯)》(How to Pay for the War)一書,提出用一組帳目紀錄國民所得的概念。澈底改變政府運用資訊的方式。

從一九三○年代尾聲到一九四○年代,國民經濟會計採行凱因斯的見解,開始將政府支出視為對經濟產出的直接挹注。就這樣,在現代經濟思想的演化史上,政府支出頭一回變得重要──這一點與顧志耐在國民所得中略去眾多政府服務的做法,形成強烈的對比。重新將政府定義為國民所得的貢獻者,是價值理論中一次決定性的發展。凱因斯的觀念很快就廣獲接納,也與其他力量共同促成第一本GDP計算手冊的出版,那就是聯合國的《國民經濟會計制度》(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這本巨著目前出到第四版,篇幅厚達六百六十二頁。

國民會計制度的成型

二戰之後正式訂定了國際通則,關乎生產、所得與支出的國民會計核算標準化。由聯合國編纂第一版的SNA,於一九五三年問世。在簡介裡,SNA形容自己「作為一個統計架構,可提供兼具綜合性、一致性與可塑性的總體經濟帳目來回應政策擬定、分析與研究等目的」。SNA定義國民會計的內涵是在測量「經濟體中發生了什麼,這些事發生在哪些主體之間,其發生又是為了達成什麼目的」。SNA的核心是「商品與勞務的生產」,「簡言之」,GDP「就是透過生產所創造出的附加價值的總額」。由於這過程直白地被定義拿來測量價值創造,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國民會計制度有一條生產邊界存在。

SNA能在戰後初期出現,很大程度上得歸功於對當時而言記憶猶新的經濟、政治與學術發展。經濟蕭條與戰爭的經驗,重重地壓在執政者的心上。戰時的政策擬定在前所未見的大量經濟資訊基礎上,被不少國家視為成功的案例。政治壓力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在美國,一九三○年代的「新政」與戰時的完全就業,讓為數眾多的選民相信政府應該要對經濟進行良性而漸進的干預。在歐洲,戰後左翼政黨的力量有所強化(例如英國工黨在一九四五年的勝選),這象徵著民眾態度的變化。由此更為完整且精確的國民會計變得不可或缺。但一直以來的關鍵問題依舊橫在那裡:國民會計應該用什麼樣的價值理論打底?

「簡單版」的國民所得估計,有三種可能:一種是把經濟體中生產(減去中間商品)的價格加總起來;一種是把經濟體中所有主體的所得加總起來;一種是把所有主體對最終產品的支出加總起來:國民生產=國民所得=國民支出。為了進行這種估計,我們會以為SNA的作者群將在方法論上選擇主流的經濟價值理論,也就是邊際效用理論。但他們沒有這麼做──或至少沒有完全這麼做。事實上,他們最終做出來的模型,從當年到現在,都是一個奇怪混亂的綜合體,當中「效用」是主要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

SNA從幾世紀以來的經濟思想中,集合了各種曾經登場的國民所得評估方式。每一樣東西該不該納入生產邊界,被形容決定得很「隨興」。事實上,國民會計的執行者也承認,SNA中關乎生產的認定規則,是「由傳統、對資料準確性的主觀判斷,以及對經濟理論的共識所混合的大雜燴」。這當中包括SNA人員會根據「常識」設計出會計解決方案,以及以「計算方便」之名做出的一些推定──但這會對我們評估經濟成長時,得到的實際數據產生相當重大的影響,還包括有特定經濟利益團體會跑來對SNA人員進行遊說。

平心而論,SNA的人員一路以來隨興(或者說臨時)地拼拼湊湊,都有他們的苦衷。經濟體中的各個面向,從研發工作、專職家務、環境議題到地下經濟(黑市),都很難用邊際效益來評估。很顯然,全面的國民會計體系必須要同時納入來自市場交換與非市場交換的所得──特別是不能忽略政府的存在。相對於由市場調節活動構成其核心的邊際價值觀念,國民所得的多數估計者仍想要採行更海納百川的做法。

作者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她先後取得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碩士與博士學位。她曾於英國薩塞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的科學政策研究中心(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擔任過雷金納德.摩西.菲利浦斯講座教授(R. M. Phillips Professorial Chair),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

她獲得過的國際級獎項包含二○二○年的約翰.馮.諾伊曼獎(John Von Neumann Award)、二○一九年的全歐研究院斯戴爾夫人文化價值獎(All European Academies Madame de Staël Prize for Cultural Values),以及二○一八年的李昂鐵夫推進經濟思想前沿貢獻獎(Leontief Prize for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of Economic Thought)。她被《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封為「三大創新思想家」之一,在二○二○年由《快公司》(Fast Company)雜誌選為五十大商業創意人士,並且被《連線雜誌》(The Wired)點名是塑造資本主義未來的二十五名領袖之一。


書名:《萬物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

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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