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知識場域的桂冠：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選舉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代甲骨文大師董作賓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信裡談了很多，特別是言及關於這一年即將舉行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事，尤其發人興味。董作賓殷切地表明，他自己願意放棄膺選為考古學領域院士的機會，反而勸說胡適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為前者在病中，應該藉此「給他一點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實，不要等董作賓的建議，在胡適的心目中，郭沫若早就具備院士桂冠的資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孫山」。試看胡適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他於當天發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展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份學術榮譽的認知：

哲學：吳敬恒、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至於在「人文地理」與「民族學」這兩個領域裡，胡適則「想不出人名」，無法肯定有那位學人可以進入院士的行列。

依據第一屆院士當選人、後來更擔任中研院院長的吳大猷回憶，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選舉過程，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籌劃，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餘人，至一九四七年由中研院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當時的胡適是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中研院的評議員，自然可以北大校長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選人，同時還可以在選舉之際投票。董作賓的「請求」，其來有自。

然而，究竟誰才得以享有院士的榮光，絕對不是胡適一個人說了就算。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樣也可以「研究機構」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選人，因此所務會議上也通過了一份史語所的「推荐院士候選人」名單：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

史學：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柳詒徵、徐中舒、陳受頤。

中國文學：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沈兼士。

考古及美術史：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鴻寶、梁思成（以上美術史）。

語言：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王力。

民族：凌純聲。

（《傅斯年檔案》，檔號：IV：39；原件將柳詒徵誤書為柳貽徵，逕改之）。

和胡適的提名名單兩相對比，出入之處頗堪玩味。像是哲學大家馮友蘭居然不在胡適的名單之列，專研馮友蘭學思歷程的翟志成教授便認為，這很可象徵著胡適對馮友蘭的敵對態度，信然。至於胡適初任教於北大的得意弟子顧頡剛，以《古史辨》顯揚中外史學界，在胡適筆下一樣「名落孫山」。不過，胡適究竟未可一手包攬，馮友蘭與顧頡剛都名列史語所「推荐院士候選人」的榜單之上，他們終於還是得享院士桂冠之榮光。不過，有意思的是，向來和胡適唱反調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選人，而且最後還可以戴上這頂學術桂冠，其象徵意義更是眾所側目。

異軍突起於「五四」時代的郭沫若，本來是詩人，政治興趣亦濃厚之至。特別是他向來和中共站在同一戰線，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一篇討蔣檄文，把蔣視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場鮮明之至。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後，身為遠航的遊子，無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陣營裡，他於是轉而拿起筆來當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戰場上開火。

然而，做為詩人而崛起文壇的他，並沒有繼續深入向文藝領域進軍，反倒開始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獻方面發展。這樣的轉折頗為費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興趣。史界前輩余英時先生與逯耀東先生都曾論證指出，郭沫若之轉治古史最重要的動機之一是他要打倒胡適，觀乎他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諷胡適，可謂確得其解。郭沫若的這部書，極力論證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符合馬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可視為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儼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國必然走向社會主義／主產主義社會的政論文字。但是，這部書的史料基礎卻也頗稱紮實，是他「頗用心於甲骨文字與古金文字之學」的結果，同樣亦治甲骨之學的董作賓便評價述說道：

……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這本書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時，三年之間已印了九千冊。他把《詩》、《書》、《易》裡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裡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爐，製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頁八）。

郭沫若與董作賓之間，對雙方研治甲骨之學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於一九三三年出版後，他即致函是書之出版者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要求寄贈給董作賓三部（亦包括贈史語所者），董作賓亦嘗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購之（《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頁二七五至二七七；郭沫若的其他相關著作亦擬寄贈給董作賓，不詳述）。董作賓會寫信給胡適推薦郭沫若為院士，其實是雙方長久學術往來的結果。

當然，史語所同仁對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見。像是首任所長傅斯年便批判說，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舊史不足徵，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舊史料之相衝突者，則推翻舊史料而抹殺之，顧不論其本不必合與無須抹殺也」（傅斯年，〈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原件將是書誤稱為《古代社會研究》）；而以《甲骨學商史論叢》揚名的胡厚宣，也在致傅斯年報告己身打算撰述是書的信函裡，批評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殺甲骨文中證據，此大不該也」（〈胡福林致傅斯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評價不高。

待得郭沫若名列院士候選人的名單裡，一九四七年十月在中研院評議會裡討論時，意見就更多了。當時傅斯年遠在美國治病，所務由他向來欣賞的夏鼐代理，夏很清楚詳盡地向傅斯年匯報當時的場景。夏鼐在信裡說，當時評議會裡討論在各方推薦名單裡誰有資格列名為院士候選人，各有所見。像胡適於哲學領域又多推薦了一位陳康，因為「陳氏希臘哲學造詣頗深」；周鯁生則認為李劍農「對於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績」，故予以推薦；會中還「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鳳、向達三先生。經胡適之先生解釋後，亦無異議」。至於不是評議員的王叔岷則揚言謂「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廌為候選人」（但是，劉文典最後還是居於院士候選人之列）。然而，最引起爭議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來的推薦名單上有化學科之趙承嘏與薩本鐵二人，惟「因其曾任偽大學行政職務，故加刪除」，又有人以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黨，其罪更浮於趙、薩二先生，主張刪除。

不是評議員但是代理所務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會，見此局面，「以為此事關係頗為重大，故起立發言」，聲言曰：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 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於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係，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會中意見分歧，最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投票結果以十三票對八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夏鼐致傅斯年〉，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當天親歷其會的夏鼐，在日記裡留下的紀錄，與他寫給傅斯年的信的報告，略有出入，：

上午評議會繼續審查名單。關於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幹事謂恐刺激政府，對於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係，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後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 Acade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並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後，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十四票對七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夏鼐，「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日記」）。

顯然，郭沫若之終可當選中研院院士，有賴於夏鼐的一席話和開明的其他與會者。否則，他可是連院士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呢。

夏鼐本人對於這一次的院士選舉還有好些想法，在給傅斯年的私信與發表在《觀察》周刊上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都有長篇大論的抒發，這裡就不多談了。

法國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對「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構成，有精彩的論述。在他那裡，某個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知識場域，是由占據著不同知識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眾多行動者（agents）所構成的。在這個「場域」裡的每一個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種明確的方式相互關聯在一起，它們亦各有其明確獨特的「重量」或是權威性。所以，這個「場域」其實也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場域」。這個「場域」裡的行動者，彼此相互競爭，競爭什麼呢？那些可以界定什麼是知識／思想既成體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當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權利（right）。只是，在一個「場域」裡，其實還可以看到許多的「次場域」（subfield），它們在這個「大場域」裡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內部也有和在「大場域」一樣的情境。布迪厄強調了各式各樣的理念的位置或關係的屬性：在一個「場域」裡，正統／異端其實是相互界定的。

這樣看來，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本為學林盛事；然而，它絕對不會只是「學術」而已。學者之間，對於誰可以榮膺這頂知識場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見；更令人驚異的是，「政治立場」居然也可以成為「封殺」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選人的理由，「知識場域」裡的權力關係，於此思過半矣。還好有夏鼐的「臨門一腳」，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評議員的學術理性，政治／學術的「異端」也可以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乃至於揚名立萬（當然，郭沫若大概對此榮銜「不屑一顧」罷？他並未出席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會議）。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史學大師（也是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陳寅恪的理想。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來看，中央研究院做為當時的學術界裡的一方學術淨土，還是自有其學術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為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卻顯然不是這樣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誰可以榮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場域的桂冠（及隨之而來的高級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為標準；其中轉折，那則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原題〈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原刊：《山豬窟論壇》，期十（二○○四年九月）；又刊於：《書屋》，二○○五年期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五年二月）。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胡適紀念館主任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副所長。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臺灣史。

著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另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書名：《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作者：潘光哲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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