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書摘】

知識場域的桂冠: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選舉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日,一代甲骨文大師董作賓寫了一封信給胡適。信裡談了很多,特別是言及關於這一年即將舉行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事,尤其發人興味。董作賓殷切地表明,他自己願意放棄膺選為考古學領域院士的機會,反而勸說胡適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為前者在病中,應該藉此「給他一點安慰」,至於後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實,不要等董作賓的建議,在胡適的心目中,郭沫若早就具備院士桂冠的資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孫山」。試看胡適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他於當天發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洋洋灑灑,充分展現了他對於誰可以享有這份學術榮譽的認知:

哲學:吳敬恒、湯用彤、金岳霖。

中國文學:沈兼士、楊樹達、傅增湘。

史學:張元濟、陳垣、陳寅恪、傅斯年。

語言學: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

考古學及藝術史:董作賓、郭沫若、李濟、梁思成。

至於在「人文地理」與「民族學」這兩個領域裡,胡適則「想不出人名」,無法肯定有那位學人可以進入院士的行列。

依據第一屆院士當選人、後來更擔任中研院院長的吳大猷回憶,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選舉過程,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籌劃,先由各大學院校、專門學會、研究機構及學術界有資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選人,約四百餘人,至一九四七年由中研院評議會審定候選人一百五十人,翌年再由評議會選出院士八十一人。當時的胡適是北京大學校長,也是中研院的評議員,自然可以北大校長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選人,同時還可以在選舉之際投票。董作賓的「請求」,其來有自。

然而,究竟誰才得以享有院士的榮光,絕對不是胡適一個人說了就算。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樣也可以「研究機構」的身分提名院士候選人,因此所務會議上也通過了一份史語所的「推荐院士候選人」名單:

哲學:吳敬恆、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

史學: 陳寅恪、陳垣、傅斯年、顧頡剛、蔣廷黻、余嘉錫、柳詒徵、徐中舒、陳受頤。

中國文學: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沈兼士。

考古及美術史: 李濟、董作賓、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鴻寶、梁思成(以上美術史)。

語言: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王力。

民族:凌純聲。

(《傅斯年檔案》,檔號:IV:39;原件將柳詒徵誤書為柳貽徵,逕改之)。

和胡適的提名名單兩相對比,出入之處頗堪玩味。像是哲學大家馮友蘭居然不在胡適的名單之列,專研馮友蘭學思歷程的翟志成教授便認為,這很可象徵著胡適對馮友蘭的敵對態度,信然。至於胡適初任教於北大的得意弟子顧頡剛,以《古史辨》顯揚中外史學界,在胡適筆下一樣「名落孫山」。不過,胡適究竟未可一手包攬,馮友蘭與顧頡剛都名列史語所「推荐院士候選人」的榜單之上,他們終於還是得享院士桂冠之榮光。不過,有意思的是,向來和胡適唱反調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選人,而且最後還可以戴上這頂學術桂冠,其象徵意義更是眾所側目。

異軍突起於「五四」時代的郭沫若,本來是詩人,政治興趣亦濃厚之至。特別是他向來和中共站在同一戰線,早在一九二七年便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這一篇討蔣檄文,把蔣視為「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場鮮明之至。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後,身為遠航的遊子,無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陣營裡,他於是轉而拿起筆來當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戰場上開火。

然而,做為詩人而崛起文壇的他,並沒有繼續深入向文藝領域進軍,反倒開始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文獻方面發展。這樣的轉折頗為費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興趣。史界前輩余英時先生與逯耀東先生都曾論證指出,郭沫若之轉治古史最重要的動機之一是他要打倒胡適,觀乎他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諷胡適,可謂確得其解。郭沫若的這部書,極力論證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符合馬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可視為另外一種表達政治意見的方式,儼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國必然走向社會主義/主產主義社會的政論文字。但是,這部書的史料基礎卻也頗稱紮實,是他「頗用心於甲骨文字與古金文字之學」的結果,同樣亦治甲骨之學的董作賓便評價述說道:

……唯物史觀派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領導起來的。這本書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時,三年之間已印了九千冊。他把《詩》、《書》、《易》裡面的紙上史料,把甲骨卜辭、周金文裡面的地下材料,熔冶於一爐,製造出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董作賓,《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頁八)。

郭沫若與董作賓之間,對雙方研治甲骨之學的成果,本即早已有所交流。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於一九三三年出版後,他即致函是書之出版者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要求寄贈給董作賓三部(亦包括贈史語所者),董作賓亦嘗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購之(《郭沫若致文求堂書簡》,頁二七五至二七七;郭沫若的其他相關著作亦擬寄贈給董作賓,不詳述)。董作賓會寫信給胡適推薦郭沫若為院士,其實是雙方長久學術往來的結果。

當然,史語所同仁對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見。像是首任所長傅斯年便批判說,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舊史不足徵,惟新史料不妄,用是新舊史料之相衝突者,則推翻舊史料而抹殺之,顧不論其本不必合與無須抹殺也」(傅斯年,〈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原件將是書誤稱為《古代社會研究》);而以《甲骨學商史論叢》揚名的胡厚宣,也在致傅斯年報告己身打算撰述是書的信函裡,批評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殺甲骨文中證據,此大不該也」(〈胡福林致傅斯年〉,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評價不高。

待得郭沫若名列院士候選人的名單裡,一九四七年十月在中研院評議會裡討論時,意見就更多了。當時傅斯年遠在美國治病,所務由他向來欣賞的夏鼐代理,夏很清楚詳盡地向傅斯年匯報當時的場景。夏鼐在信裡說,當時評議會裡討論在各方推薦名單裡誰有資格列名為院士候選人,各有所見。像胡適於哲學領域又多推薦了一位陳康,因為「陳氏希臘哲學造詣頗深」;周鯁生則認為李劍農「對於中國經濟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績」,故予以推薦;會中還「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鳳、向達三先生。經胡適之先生解釋後,亦無異議」。至於不是評議員的王叔岷則揚言謂「劉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莊子》,校勘考據皆甚糟糕,並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廌為候選人」(但是,劉文典最後還是居於院士候選人之列)。然而,最引起爭議的便是郭沫若了。在本來的推薦名單上有化學科之趙承嘏與薩本鐵二人,惟「因其曾任偽大學行政職務,故加刪除」,又有人以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黨,其罪更浮於趙、薩二先生,主張刪除。

不是評議員但是代理所務的夏鼐,代理傅斯年出席盛會,見此局面,「以為此事關係頗為重大,故起立發言」,聲言曰: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 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於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係,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會中意見分歧,最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投票結果以十三票對八票,仍決定將郭氏列入……(〈夏鼐致傅斯年〉,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當天親歷其會的夏鼐,在日記裡留下的紀錄,與他寫給傅斯年的信的報告,略有出入,:

上午評議會繼續審查名單。關於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適之氏詢問主席以離開主席立場,對此有何意見。朱家驊氏謂其參加內亂,與漢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薩總幹事謂恐刺激政府,對於將來經費有影響;吳正之先生謂恐其將來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亂發言論。巫寶三起立反對,不應以政黨關係,影響及其學術之貢獻;陶孟和先生謂若以政府意志為標準,不如請政府指派;胡適之先生亦謂應以學術立場為主。兩方各表示意見,最後無記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參加投票,無表決權,乃起立謂會中有人以異黨與漢奸等齊而論,但中央研究院為 Academia Sinica〔中國的科學院〕,除學術貢獻外,惟一條件為中國人,若漢奸則根本不能算中國人,若反對政府則與漢奸有異,不能相提並論。在未有國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國(國民政府傾覆以後,亦仍有中國),此句想到而不須說出口,中途截止。故對漢奸不妨從嚴,對政黨不同者不妨從寬。表決結果,以十四票對七票通過仍列入名單中(夏鼐,「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日記」)。

顯然,郭沫若之終可當選中研院院士,有賴於夏鼐的一席話和開明的其他與會者。否則,他可是連院士候選人的資格都沒有呢。

夏鼐本人對於這一次的院士選舉還有好些想法,在給傅斯年的私信與發表在《觀察》周刊上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都有長篇大論的抒發,這裡就不多談了。

法國思想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對「知識場域」(intellectual field)的構成,有精彩的論述。在他那裡,某個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知識場域,是由占據著不同知識位置(intellectual positions)的眾多行動者(agents)所構成的。在這個「場域」裡的每一個分子(elements)不但以某種明確的方式相互關聯在一起,它們亦各有其明確獨特的「重量」或是權威性。所以,這個「場域」其實也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的「場域」。這個「場域」裡的行動者,彼此相互競爭,競爭什麼呢?那些可以界定什麼是知識/思想既成體制(intellectually established)及文化正當性(culturally legitimate)的權利(right)。只是,在一個「場域」裡,其實還可以看到許多的「次場域」(subfield),它們在這個「大場域」裡各有一片天地,而它的內部也有和在「大場域」一樣的情境。布迪厄強調了各式各樣的理念的位置或關係的屬性:在一個「場域」裡,正統/異端其實是相互界定的。

這樣看來,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本為學林盛事;然而,它絕對不會只是「學術」而已。學者之間,對於誰可以榮膺這頂知識場域的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見;更令人驚異的是,「政治立場」居然也可以成為「封殺」某人如郭沫若列居院士候選人的理由,「知識場域」裡的權力關係,於此思過半矣。還好有夏鼐的「臨門一腳」,外加那十三位中研院評議員的學術理性,政治/學術的「異端」也可以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乃至於揚名立萬(當然,郭沫若大概對此榮銜「不屑一顧」罷?他並未出席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會議)。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史學大師(也是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陳寅恪的理想。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來看,中央研究院做為當時的學術界裡的一方學術淨土,還是自有其學術獨立自主運作的空間。待得一九四九年之後,以郭沫若為院長的中國科學院,卻顯然不是這樣學術傳統的繼承者。誰可以榮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知識場域的桂冠(及隨之而來的高級生活待遇),只有以政治為標準;其中轉折,那則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原題〈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原刊:《山豬窟論壇》,期十(二○○四年九月);又刊於:《書屋》,二○○五年期二(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二○○五年二月)。

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胡適紀念館主任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副所長。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臺灣史。

著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另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書名:《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

作者:潘光哲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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