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落幕,一般咸認無法控制疫情是川普敗選最重要的原因。雖然不少國家疫情也很慘烈,但美國最為特殊之處是川普帶頭和衛生官員與防疫專家公開發生衝突,例如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Anthony Fauci)是川普防疫團隊的成員之一,但川普卻常和他主張不一致。在白宮記者會上佛奇不只有時牴觸總統說法,也常擺出一副撲克牌臉孔,用表情顯示他的不以為然。後來白宮乾脆不讓他參與記者會,川普甚至一度暗示要開除他。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Anthony Fauci)。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去年四月當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管理局局長布萊特(Rick Bright)根據新的醫學研究結果,警告民眾用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治療COVID-19不只無效還有相當風險,結果觸犯了鼓吹此一療法的川普而遭解職。另一方面,小心翼翼不公開牴觸總統的專家官員也常落入兩面不討好的處境,既遭外界質疑未能據理力爭也還是難逃川普的怒火。例如食品藥物管理局局長韓恩(Stephen Hahn)就曾遭外界質疑太過向川普妥協,但在疫苗臨床試驗結果還在接受審核時,川普政府就施壓韓恩要求讓疫苗提早上市,甚至威脅若不從就要開除他,結果遭到韓恩拒絕。
疾管署署長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也遭到類似批評,內部有人宣稱他要求屬下刪除長官政治干預的電郵。但川普競選團隊出身的衛生部發言人卡普托(Michael Caputo)卻在臉書放話,表示疾管署人員意圖顛覆川普總統,逼得雷德菲爾德公開反駁並宣稱這種說法讓他難過。
負責協調防疫團隊的柏克斯醫師(Deborah Birx)同樣成了夾心餅乾。川普在記者會上說可用漂白水治療COVID-19,現場的她一臉尷尬的畫面瘋傳全球,但她未出言糾正則引發戀棧職位的批評。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表示對柏克斯失去信心,但川普對她也不滿意而嘲笑柏克斯「可憐吶」(pathetic)。柏克斯在川普下台後接受訪問,宣稱政府內有一批否認COVID-19嚴重性的官員在扯後腿,一些首長的發言則擾亂了防疫。
川普的作風也導致醫界的反彈。醫界頂尖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破天荒地在選前以社論呼籲選民要讓防疫成效低落的現任政府下台,頂尖科學期刊《自然》(Nature)在選前也以社論支持拜登。學術期刊不尋常的政治表態更凸顯川普政府和科學界的關係緊張。
拜登政府則一上台就重用受到川普政府冷落的醫療公衛專家,強調科學防疫的原則,並馬上頒布在公共建物內與搭乘大眾運輸要強制戴口罩等防疫命令。受拜登任命為首席防疫顧問的佛奇,在第一場記者會上說:「能依循證據,讓科學說話,有種獲得自由的感覺」。
在台灣看川普政府的疫情應對,以及許多共和黨政治人物激烈反對戴口罩與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會覺得十分困惑不解。畢竟防疫不是應該要聽醫學專家的意見?為何川普和一些共和黨政治人物反而跟專家槓上?有批評者認為川普民粹所以不信科學,但為何民粹就必然反科學?民粹政治人物同樣需要爭取選民支持,如果對抗專家不能增加選票就沒動機這樣做。
川普雖然落選但票數並不低,顯見有相當數量的美國人支持或不在乎他這樣的作為。一般報導常將此歸咎於假新聞與社群媒體,但人們之所以相信假新聞而不信任專家必然有背後的因素,甚至牽涉到更深刻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狄倫.雷利(Dylan Riley)在去年底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發表一文〈斷層線:美國政黨體系的政治邏輯〉,分析美國兩黨對立的政治邏輯。這篇文章雖然沒有談到COVID-19,但其論點正好提供一個切入的角度,有助理解上述現象。
雷利認為在一九八○年代之後,隨著美國經濟成長放緩與轉變,「美國政黨的物質基礎也出現深刻的突變」。民主黨和共和黨雖然都為金融業、保險業與地產業服務,但兩黨其他結盟對象也有大不相同之處。共和黨支持主力包括高汙染產業、採礦與石油工業、「大型零售業、食品服務業與大規模家族企業」;民主黨的支持主力則是大科技業、「教育、資訊、藝術與娛樂部門」。支持共和黨的企業要的是放寬環保標準與釋出公有地讓他們開發,支持民主黨的企業關注的重點則是加強保護智慧財產。
在此同時,民主、共和兩黨也以不同的意識形態來動員不同的支持群體和利益團體。民主黨的意識形態可稱為「多元文化的新自由主義」(multicultural neoliberalism),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則可稱為「威武國族的新重商主義」(macho-national neomercantilism)。
多元文化主義極度強調族群、性別等身分認同的平等,卻無法解決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雷利指出加州多年來都是民主黨進步自由派執政,但該州的貧富不均問題卻極其嚴重而無解。共和黨的國族主義和重商主義則將美國的問題歸罪於移民與外國,因而主張限制移民和保護主義的關稅政策,並且以能源主權之名支持開採油頁岩。
兩黨的選民也有顯著差異。教育程度是區分兩黨支持者的重要因素。擁有大學學位的選民傾向支持民主黨,有研究所學位者更是一面倒;沒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則是共和黨的基本盤。於是「菁英專業人士」如「媒體與大學的知識分子、律師、工程師以及主張公共政策應該依循科學指引的人」較多支持民主黨;共和黨的支持者除了來自白人工人之外也包括「經理人、小生意人與中階白領工人」。
雷利指出,兩黨支持者在利益分配上的衝突也表現在對專家的不同態度。「受過大學教育者期望因此獲得報酬」,公部門則是專業人士最大雇主之一,也是重要的經費來源。政府政策若重視專業知識、優渥待遇專家,會符合擁有大學學位者的利益,而這樣的政策常是由公家買單。相較之下,許多無大學學位者並不樂見公家經費如此使用,也對專家與專門知識抱持懷疑的態度。在公家資源分配上,共和黨支持者偏好的是農業補貼和對小生意紓困。因此,兩黨政治人物對專家與專門知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雙方支持者在利益分配上的衝突。
從這角度來看,川普政府對防疫專家的態度與其鬆綁環境法規、開放國家公園伐木採礦,以及懷疑氣候變遷並退出巴黎協定等立場是一致的。相反的,拜登政府強調科學防疫並把因應氣候變遷危機當成重大施政目標也符合其支持群體的立場與利益。民主黨、共和黨和防疫專家的關係與兩黨基本盤支持群體是一致的。有一則新聞指出佛奇是全美薪資最高的聯邦雇員,甚至比川普的總統薪水還高。這則新聞為美國防疫過程中民主黨與共和黨對立的政治邏輯寫下一則生動的註腳。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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