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終結的幽靈與末人的反撲:30年後的福山

蕭育和

距離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歷史終結?〉已經過了三十年。兩個與福山有關的動態,特別適合在三十年後重新審視福山的福音。

第一個動態發生在2020年初的中國武漢,一個躺在方艙醫院病床上的年輕人,正捧讀著福山的皇皇巨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另一個動態發生在台灣,2017年福山受邀訪台,被問及台灣數年前爆發的太陽花運動,是否可以視為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現象時,福山給了否定的答案,他認為太陽花運動完全無法比做歐洲的右翼排外民粹運動,相反,台灣的反服貿運動是一個健康民主政體中正常的群眾動員。

30年前,在柏林圍牆倒塌,福山大膽提出了「歷史終結」的主張。蘇聯的解體,不僅僅只是象徵冷戰的終結,其更深刻的意涵是人類對於政治生活如何組織的構想,也同樣來到終點,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不只是取得對於蘇維埃的勝利,它還是歷史的終點,再沒有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足以挑戰其地位。

某種意義上,自由民主體制確實取得了「名義上」的勝利,即使當前被認為衝擊自由民主的民粹主義浪潮,也聲稱他們是為了「挽救」民主,而不是抗衡民主。福山自信,自由民主在1989年取得的勝利,不會只是歷史循環的一個環節,像是30年代那樣,立即遭到法西斯主義的反撲。確實,就如David Runciman近來頗有意思的說法,當前自由民主的問題來自於內部體制運作的惰性,而不是外在的政體競爭,如果要說當前的自由民主確實陷入某種困境,那是因為它進入了「中年危機」,而不是自由民主在初生階段遭遇的政體競爭危機。

至少在理念上,法西斯主義與蘇維埃政權瓦解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再沒有強大的思想對手。而某種程度上,也正如福山所說,自由民主政體的福利國家配置,能夠務實地相對處理左派關注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他指出,今天很少有自由社會的批判者會樂於為了克服現存的經濟不平等,而主張對自由原則的全面毀棄,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場域。

其實,福山這個論斷,即便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同情者也不避諱。早於福山數十年,Raymond Aron就提出「意識形態終結」的說法,搭載凱因斯主義的資本主義體制無疑是麻痺革命能量的鴉片,但如果它可以涵納社會主義的理念,那麼也就沒有必要譴責西方知識分子耽溺於鴉片;Norberto Bobbio等深受馬克思思想浸潤的理論家,更是呼籲左派必須正視自由民主代議體制這個資產,而不是視之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負債。

社會主義烏托邦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乃至於歷史的終結,看來一脈相承。

歷史終結的幽靈

在歷史終結的時代,如果沒有外在的政體競爭對手,那麼自由民主的唯一對手就是它自己:它必須證明自己是調節人類政治生活紛爭與衝突,回應人民需求最有效的體制。也就是說,自由民主必須與歷史終結的幽靈搏鬥。

這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的核心論題:自由民主在理念上的勝利,無法避免其在體制上必然經歷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命運,如果自由民主體制無法有效應對環境的變化,就會出現制度失能的政治衰敗現象。在福山看來,這也是美國這個民主政體當前的危機。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的政治發展逆向而行,國家體制越來越沒有效率,也越來越腐敗。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越趨嚴重的經濟不平等,與財富集中,經濟巨頭用金錢交換政治影響力,並為了自己的利益操控整個民主體制。

美國的問題,極可能成為民主國家的共通困境。自由民主體制或許是歷史的終結,但其最終的結果,端賴政治體制應對這些內部政治衰敗的能力,福山心中理想的政治發展典範是丹麥,他主張「向丹麥看齊」(getting to Denmark),這是一個兼顧自由民主理念,有效平衡經濟不平等,而且腐敗度極低的國家。

某種意義上,當前民粹主義的政治浪潮反映的是自由民主體制收納政治激情的能力有限。體制如今被視為建制菁英的政治利益交換遊戲,曾經壁壘分明的政治競爭對手現在私相授受,而據說是體制主人的「人民」,在其中基本上沒有發聲位置。川普的「華盛頓沼澤」說儘管多是陰謀論渲染,但它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普羅人民對於當前自由民主體制的疏離,無論是在歐洲、美國甚至台灣,它都成為非典型民粹領袖崛起的溫床。

對於非民主國家,福山批評美國以現代化理論為指導原則的外援政策,無法解決困擾發展中國家的腐敗與治理問題,大力推動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以及縮小國家體制,反而讓私相授受的家產制(patrimonialism)在這些國家更加根深柢固。

攸關自由民主世界命運的是,如福山所說「如何改善衰敗國家的政府治理,增進其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並強化其可長可久的制度,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政治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說,自由民主的移植並非一帆風順,比如說,巴布亞紐幾內亞引進了民主選舉,但地方的家產制「頭人」,依舊壟斷了資源,政治問責機制形同虛設,也不存在制衡統治者的法治理念,眼下更看不出任何起造國家制度的機緣。

福山對於自由民主體制在後歷史終結的命運,其實並不盲目樂觀。在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政府治理效能似乎正在衰退,法治理念不敵身負複雜金融工具的資本主義,乃至於政治問責機制,幾乎只剩定期改選的形式化,甚至,在遭遇近乎從天而降的疫癘危機時,自由民主體制是否還可以證明,比起威權大國,更有能力應對?對於疫情蔓延的控制,美國恐怕必須證明自己能有更優於中國威權體制的能力。

福山承認,對美國來說,中國是個比蘇聯更難纏的對手,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目前還沒有西方期待的,融入世界自由秩序後出現「和平演變」的跡象,還因為中國對於先進數位技術基礎設施的超前部署,福山認為川普限制華為的手段是對的,這並不是自由市場的競爭問題,而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略部署問題。

黑格爾在耶拿戰役結束後,看著拿破崙風光進城,寫了「歷史終結」的論斷。比之黑格爾的耶拿,福山筆下的華盛頓,在「理念的勝利」上無疑更前進了一大步,但沒有政治競爭對手的自由民主體制,距離宣告勝利還有最後一哩路:它必須戰勝歷史終結的幽靈,而面對訴諸歷史循環,Christopher Coker稱之為「文明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俄羅斯、中國與伊朗,後歷史終結的美國,更必須證明在這新一輪的全球霸權競逐中,還能夠繼續勝出。

末人的反撲?

批評福山「歷史終結」說法的人,最常指出的是,他對於蘇聯瓦解後的未來,描繪地太過美好。不過批評者經常忽略福山「歷史終結」標題之後的「末人」(the last man,中文譯本作「最後一人」)。這本是尼采的用語,《查拉圖斯特拉》裡的末人對肉身的健康有著無限的尊崇,他把健康拉抬到了絕對的價值,「什麼是愛?什麼是創造?什麼是企慕?什麼又是星辰?末人眨了眨眼這樣問」,末人再也不在意這些嚴肅的精神思想問題,於是,他「時不時來點毒品,這樣可以睡得舒服,最後是很多毒品,這樣可以死得舒服」。

對福山來說,歷史終結後的末人存在不同的反撲形式。一種是典型的尼采式末人,他把競爭優越的「血氣」(thymos)完全投注在非政治性的人生目標上,像是征服世界最高峰、成為商場大亨(有趣的是,福山當時所舉的例子正是川普)、琢磨專業能力等等。30年前的福山並不認為這是壞事,似乎這是歷史終結的必然結果;30年後的福山,可能會希望後歷史的末人,可以在政治體制的運作良窳上,多投注一點血氣。

這可能是福山正面評價太陽花學運的原因。台灣的太陽花青年訴求民主體制必須更有效地回應人民,這場運動並不打算推翻民主,而是企圖修復民主。與之對比的是68學運,福山認為巴黎這些學生並沒有造反的「理性」理由,他們過著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對於「美好的社會」並沒有特別的想法,具體抗爭什麼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拒絕活在一個理想不知道為什麼變得不再可能的社會,而走向街頭跟警察對著幹,成為抒發他們血氣的唯一管道。

福山擔憂的是,「對於那些在自由民主懷抱中成長起來的人,現代思想無法張起任何屏障,阻止他們發起抗衡自由民主的虛無主義戰爭」。福山努力區別不同的末人反撲形式,一種是訴諸原始的歸屬感,或者受到舊日美好時光的召喚,它特別表現在排除外來移民的右翼民粹式憎恨。將血氣虛耗在排除政治共同體的異己,最終是讓虛無的末人,變成為了我群優越意識而進行血腥鬥爭的「最初之人」。

然而,在其近來新著《身份認同》中,福山呼籲正視民族主義的正面力量。「民族獨立與主權的欲望可以視為某種自決與自由欲望的可能展現,只要民族特性、種族或者族裔身份不會成為公民身份與法理權利唯一的基礎」。也就是說,一種健康的末人反撲形式,有助於鞏固人民對自由民主體制的認同,成為重新起造政治制度,抵銷政治衰敗的補充能量。

福山所大力借鏡的法國思想家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經認為人類歷史終結後的未來並不在北美,而在於日本。在日本,末人的血氣抒發在日常生活的美學營造,純粹的儀式美學是末人最終極的棲居所在。福山努力指出,末人的血氣還是有「再政治化」的可能,當然,不能是訴諸我群優越的病態反撲形式,而應該是某種持續護持自由民主的血氣。

其實,台灣很可能也是福山理想中的後歷史終結政體。雖然還不盡人意,但台灣的自由民主運作仍具有收束財閥的最小能力;雖然存在群體之間的差異,台灣的福利體制至少還能維持國民生活的體面;台灣歷練出來的防疫體制,則堪稱世界級的模範生,在人權與防疫需求之間,也能維持基本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台灣是少數倖免於全球性民粹浪潮的國家,同樣面對民主體制飽和的虛無情境,台灣人民抵擋住「非典型」政治人物的誘惑,顯然,地緣政治的結構既限制了台灣人民「任性」的空間,也引導了台灣人民的「末人血氣」,成為護持自由民主的最後屏障,不往虛無的方向耗損。

對福山而言,歷史的終結不免是一個虛無的情境,「貓頭鷹在夜幕低垂時的啼叫是哀傷的」。歷史終結了嗎?其實這個問題已經糾纏福山太久,或許,現在應該換個方式問,同樣以福山的風格:末人們,你們身上還有著護持自由民主的血氣嗎?

這個世界如此美好,值得人們為之奮鬥。」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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