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遺囑的遺產：當漢娜鄂蘭遇上一國兩制

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了第二卷，正式進入蘇格拉底對於城邦青年的「腐化」，兩個具有成為城邦治邦者潛力的年輕人加入了對話。這兩個年輕人的精神氣質截然不同，格拉康（Glaucon）對正義有真誠的信仰，他下意識對智術派宣稱正義不過約定成俗感到不解，他希望被蘇格拉底說服，某種原初的正義理念可以是正當的；亞迪曼托（Adeimantus）雖然同樣質疑智術派的話術，卻不免懷疑正義的可欲性，是否必得犧牲各種人身的歡愉？畢竟，「惡路且平坦，為善苦登攀」反覆出現在古風詩人的教誨中，深受詩藝薰陶的他，希望被蘇格拉底說服，或許正義可以不是某種苦行的實踐。

漢娜．鄂蘭有其思想的潔癖。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社運青年格拉康想要一個確鑿不為習俗所動的正義理念，而他願意投身於此；文藝青年亞迪曼托的猶豫則反映他內心的深切想望，他要的是能帶來現世歡愉快樂，「輕靈」的正義理念。

鄂蘭的文青式想像

漢娜．鄂蘭在當代的形象，反映了亞迪曼托的深切想望。鄂蘭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好戰性，當人們讀到類似「當人們以言說與行動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就會形成現身的空間」的段落時，不免感受到某種多元與開放所帶來的寬慰感，這裡沒有資本家與無產階級，沒有支配，沒有政治上惱人的敵我，只有一個言說與行動的無限開放空間，沒有人會被排除在外。

佔領的行動真切地表現了人們在一個特定空間中的「現身」（appearance），既不是為了在理論上肇建至高主權做準備，也不是為了呼應某個領袖或組織。佔領用僵持不下與強撐下去，拒絕任何體制的收編，甚至藉由「收編」既有的空間部署，例如，在交通要道擺起乒乓球桌，將防撞欄改裝成自習桌，佔領著的人們即身性（bodily）地通過挪用對空間部署的挪用與參與，創造某種無從為體制操作（inoperative），一種「人們聚集在一起」的原初共同體樣態。

《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的主題，即是從全球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經驗中，探究「共居政治」（politics of cohabitation）對於另類「非主權」式民主實踐的可能意涵。《民現》並沒有將佔領主體的經驗浪漫化，相反，佔領者各種創意的即身性實踐一直都有退縮的風險，彌敦道的乒乓球桌因為輿論對於抗爭的嚴肅想像最後收起，長期佔領所面對的壓力以及「共同現身」所帶來的衝突，難免成為參與者的運動傷害，甚至，佔領運動的現實政治效應也是令人沮喪的。中國特區政權並沒有因為雨傘運動而改變態度，隨後反倒以更強大的法理與武力鎮壓收束香港人民的政治意志。

某種程度上，鄂蘭也難否認，「現身的政治」很難為任何具體的制度概括，不管是多麼「審議式」的民主設計。無論是1776年夏天費城革命之於美洲在地的市鎮體系，還是1789年夏天巴黎革命的人民公社或者1956年布達佩斯革命的委員會等等，這些曇花一現的「人民現身」更多像是寓言。

雖然對鄂蘭來說，即便這些革命事件會「毫無預警突然出現又再度消失」，也無損於其「作為古老珍寶的敘事」，標誌了人類某種永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以寓言的形式闡述了「現代紀中最為政治性的故事」。所有建制化的政治都難免是對革命精神的背叛，法國大革命不用說，即使是鄂蘭看重的美國制憲經驗，她也不免哀嘆「美國革命的遺產已經被忘記了」。

思想的本質就是浮誇

不過，鄂蘭在當前輿論界的明星地位，某種程度上正來自於她的思想潔癖，包括她的各種分類，例如行動、工作與勞動等等人之條件的區分，無數的讀者近乎執迷般追問某種特定的人類活動應該或不應該劃分到哪一類？又或者這樣的分類到底成不成理？同樣反映鄂蘭潔癖風格的是她對於權力、暴力與權威的區分。

現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具體動態或者政治制度設計可以完全對應鄂蘭近乎潔癖的分類。並非鄂蘭的陳義過高，更多是她某種浮誇（exaggerated）的思想風格所致。鄂蘭的老師雅斯培幾次在通信中委婉指責鄂蘭這種思想風格，對此，鄂蘭的回信以近乎微慍的口吻說「思想的本質就是浮誇」，而且，「在我們這個現實已經把事物推到如此極端的世紀」，她的辯護是「我們因循舊路的思想，恐怕很難再跟的上」。

「現實已經如此極端」的世紀是鄂蘭對於現代政治的基本觀察。現代政治的所有斬獲幾乎全被以詭異的形式引至極權主義的方向，社會契約被扭曲成層級式共同體的建構，康德的道德律令變成艾希曼的自我辯護，天賦的權利宣告最終創造了無國籍的難民，馬克思對勞動「力」的說法，與法則化的歷史概念，更簡直是災難。引用Rene Char的話，在鄂蘭眼中，當前是一個「得到了遺產，卻沒有任何遺囑」的時代。人們繼受了或者零散或者體系的政治語彙，卻沒有得到應該如何運用它，「能將隱喻參透」的遺囑。

沒有遺矚的遺產

「沒有遺囑的遺產」傳神地表述了鄂蘭看待現代政治的基本思路。因為沒有遺囑，現代人也就不知道如何將特定的活動範疇加以侷限，暴力就是最好的例子。作為本質上是「手段-目的」的思維，「暴力」理論上應該侷限於打造共享世界的物質條件。暴力就其本身並不需要非難，當鄂蘭非難暴力時，她所指的都是無所限的暴力，暴力所欲達成的目的「始終存在被為其所證成，所意欲達致手段推翻的危險」，極權政體恐怖（terror）在於「當暴力毀去所有權力後，依然沒有讓位」。

暴力本質上是對未來的某個目的而得到證成，而「權力不需要證成」，「當人們聚集在一起，並共同行動（act in concert）」就會創造權力。鄂蘭的潔癖風格，讓人們很難認定某個具體的活動到底是暴力還是創造權力的「行動」？一口氣消滅整個薩諾斯軍團的彈指是暴力還是創造「不可能中的可能」的行動？現實中也很難有所謂「不知道目的為何」的活動，即使是在佔領運動中現身的人們也都有為了抵抗威權的意識，即便再怎麼模糊。

鄂蘭對雅斯培的回應是，為了抵抗現代政治無所不過度的暴力，對創造權力「政治行動」的構思也必須要「浮誇」，也就是說，浮誇地去目的化。這意味著政治行動具有雙重性，沒有一個行動就其本身是「政治性的」，其政治性始終具有一個「敘事」（narrative）的面向，沒有這個敘事的面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鄂蘭將羅馬人對異邦的暴力征服視為承諾重建關係的政治行動，就無法理解歐洲移民的美洲拓殖何以也會是「美國革命」的核心環節。

政治行動所謂的敘事性，表面上或許很難跟各種所謂的「政治論述」或者「說好故事」區隔開來。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現實已經如此極端」的反映，這類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已經是常態的形象兜售話術，被鄂蘭視為極權主義的溫和版本。不過，實際上我們都很清楚現實是形象兜售還是某種模糊的「新」東西，對鄂蘭來說，這是所有革命的共通點，作為最經典的政治行動，革命「會打破某些自動化的進程，阻斷有意或無意的重複」，革命是「全無準備而且無人預期的」。

眾所周知，鄂蘭對法農（Frantz Fanon）沒有好感。雖然很大部分原因是沙特在引介法農時，對暴力的浪漫化。確實，稍有血性之人，很難不為沙特類似「我們那是種下了風；那可是旋風，暴力之子們，無時不從中奪回人何以為人的一切」的文字觸動，彷彿攢下多少風中飄來的血氣，就能填補多少生命中失去的尊嚴。「吾之血氣，在風中呼喚汝之血性」，冷靜的鄂蘭認定，法農這是在召喚戰士，召喚在虛擬或現實戰場上的「兄弟情誼」。可是，鄂蘭的結論是「沒有一個政治體是建立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以及暴力之上的」（當然，熟悉鄂蘭「繞梗」風格的讀者，並不難看出她在暗諷哪兩位殿堂級的古人）。

解殖的「暴力」是為瓦解暴力迴圈

不過，「我的血氣呼喚汝之血性」對法農來說實際上是一種病態性的如夢狀態，僅僅就在這個動人段落的幾句前，法農就已經先行指出「種族主義、仇恨、憤怨以及『報復的正當欲望』都不足以孕育解放的戰爭」，解殖的「暴力」最終是為了瓦解殖民者在心理與物理上設下的暴力迴圈，而不是以暴制暴。這點鄂蘭無疑會願意認同法農。

政治的行動是近乎奇蹟般，打破現代政治現實已如此極端態勢，居然就發生的事件（event），沒有人會預料到一個全球新自由主義金融體制前線的城市可以爆發如此強度的抗爭。鄂蘭略帶諷刺地說，事件才是政治學者「唯一真正需要依賴的導師」，「不是社會力量與歷史趨勢，也不是問卷、公共輿論研究，更不是社會科學軍火庫裡的小玩意」。所以，如果「現身」確實揭露了某種民主實踐的可能，它恐怕不是任何審議民主想像的「互為主體」的想像，相反，正如Judith Butler所詮釋，鄂蘭式的現身，其即身性經驗並不是視覺上的面對面想像，現身始終是為無以名狀的他者，以我無法知道與發現的方式而現身。

在香港的反送中革命進程中，署名各行各業的知名或不知名人們，分別寫下了各式的「致香港人書」，這些書信惹盡塵埃所致送的不是任何個別的香港人，而是那些從未謀面卻親愛的香港同胞。現身不只是在佔領運動中現身，現身更是一種虛擬卻又真切的狀態，現身是向著那還不知道是什麼，將臨而未臨的「香港人」現身，向著那無以名狀的他者現身。

如果《民現》的關懷之一，是追問革命中的現身經驗，如何為某種去主權化的民主實踐與制度提供想像，自是艱困的思想實踐任務，如此「務實」顯然與鄂蘭的「浮誇」格格不入。

人們並不知道「城市權」或者「城市民主」（city-based democracy）等等構想會不會又是另一種「自治邦」的「虛擬自由主義」想像？《民現》並不放棄香港作為城市民主典範可以「承接一國兩制的政治可能性」，「真心相信『兩制』可以帶來很多具體和理論上的反想」，對許多讀者來說恐怕太過天真。

「沒有遺囑的遺產」對鄂蘭來說一體兩面，它既是現代政治因為傳統的失落而導致的極端現實態勢，但或許也只有傳統的失落，「過去才會向我們開展出前所未有的生機，並訴說出那些過去未曾聽聞的物事」。「承接一國兩制政治可能性」的書寫關懷，會是重新接合香港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新引線嗎？不知道，或許正如作者自己在訪談中所說，「最重要是不要講死」。

革命的難題往往在於，每代人都被迫在其中發現自己的使命，然後懵懵懂懂完納它，或者背叛它。

關於香港，鄂蘭對為期短短十二天布達佩斯革命的評論，或許相當貼切，援以做結，「這個事件無法以勝利或失敗來衡量；其所演示的悲劇正是其偉大之所在與之所倚」。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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