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書摘】

台灣228事件與國族認同下的「毒藥貓」

20年前當我還在進行羌族田野考察時,我關注本地的毒藥貓傳說及相關社會現象;我也意識到替罪羊或毒藥貓現象,最佳的例子之一應是夾在中、美關係下的台灣。以下我便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國族主義下的民族國家建構,以及國家、民族與族群認同下的少數族群危機,以及因此產生的替罪羊與毒藥貓現象。

台灣原為中原帝國邊緣化外之地,清帝國始在此地設官經營。清代的台灣,除了原居於此的各南島語族群外,居民多來自中國閩粵沿海地區。中日甲午戰後的1895年,中國割讓台灣予日本。在日本據台之中後期(約當1910-1945),日本殖民帝國在台灣實行內地化(日語稱內地延長主義)及皇民化政策。如此同化殖民地人民的策略,可說是日本民族國家在擴張其領域後,進一步完成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作為。在此過程中,雖未有如納粹德國那樣,以種族滅絕行動來達成其民族國家之原初社群理想,然而對殖民地自然資源的剝削,對本地反抗運動的武力鎮壓,以及對民眾普遍的歧視,則與其他殖民帝國所為無異。

1945年日本作為二次大戰之戰敗國,將台灣歸還中國,由當時主政之國民政府接管。戰後台灣民生蕭條,接管台灣之軍政機構紀律欠佳,大陸來台軍民又普遍鄙視台民。這些背景都在台灣史學界對228事件的研究中被一再提及,其真實性沒有太多爭議。台灣史並非我的研究領域,但我一向關注人類族群認同與其「歷史」之間的關係。此「歷史」主要指的並非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前因後果,而是人們如何選擇與想像過去發生的事,並將它們編成一歷史敘事與記憶來呈現。這樣的「歷史」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產生,因此它也受到社會主流群體的支持(或修正),而成為「典範歷史」。典範歷史透過各種社會媒介傳播而發揮其社會意義,建構及強化當前社會之結構及權力體系,影響人們的族群或國家認同。發生在1947年之228事件與人們對它的集體記憶,以及它如何成為台灣典範歷史的一部份,便是很好的例子。台人對此事件的記憶與爭議,影響今日台灣族群關係、政治現實以及兩岸關係至鉅,也與本書主題密切相關。在這一節中,我將不涉入具爭議之「史實」,而將此政治暴力事件作為替罪羊及毒藥貓現象的一案例,希望能對這事件提供一些新理解。

根據台灣社會的一般認知,此事件首先以軍警取締販賣私煙而引起的官民衝突為導火線,繼而發生台民大規模反政府武力抗爭,包圍官署、辱毆大陸來台官民,終釀成國民政府增派軍隊來台「清鄉」平亂,捕殺與事者並株連無辜。我將此事件原委略述如下。在當時菸、酒、火柴等民生物資之生產、販賣控制於政府之制度下,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專賣局查緝員聯合警察查緝私菸,與群眾發生衝突而造成民眾死傷。次日,群眾至行政長官公署前示威請願,要求官方交出肇事者,遭衛兵開槍掃射造成更多傷亡。消息傳開後,敵對氣氛及衝突行動迅速蔓延全省。有些大陸遷台人士遭到追打,或甚至被殺害;更多示威者與無辜群眾在衝突中遭軍警開槍射殺。此後一週全省各地出現民間武裝團體,威脅官府、軍警機構,要求繳械及交出權力。各地反政府團體中,台灣共產黨謝雪紅領導之二七部隊最具組織及武裝規模。此時有以地方秩序為重的地方仕紳,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與當時的台省行政長官陳儀協談如何平息動亂,以及政治興革問題。在陳儀向蔣介石請示求援下,3月8日國民政府增援軍隊陸續抵台,在各地展開武力鎮壓,隨後更實施「清鄉」行動。便在此階段,許多出面與政府協商的台籍文化、教育、醫界人士被捕,受囚或遭殺害。228事件造成的死傷人數,根據行政院公布之《228事件研究報告》,死者約有18, 000人至28, 000人。

關於228事件的資料蒐集、公佈、研究及論述發表,在台灣一直很受政府關注及社會的普遍重視。在政府方面,無論是為了掩過飾非,或為平息爭議、撫平傷口,或為從中獲取政治利益,兩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執政者都傾向於建立一個典範歷史論述。在民間,它成為部份台灣人建立與「中國人」有別的「台灣人」認同之集體受難記憶;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或是一種充滿遺忘與偏見的歷史,或是為了社會和諧不應經常被提及的過去。無論如何,對於此事件之調查研究,除了追求真相、追兇以實踐「轉型正義」之外,我認為對於它「為何會發生」基本上仍缺乏深入探討。便如對於納粹德國的大屠殺,有些學者認為將之完全歸罪於希特勒等頭領人物是不足的,我的看法也一樣;關鍵不只在於誰做了什麼,而更應在於了解他們為何會那樣做。以下我便由本書主題,替罪羊與毒藥貓現象,來對此政治暴力作一些理解。

20世紀上半葉,中國逐步發展為一民族國家;先是其國族主義在清末至1911辛亥革命的反滿政治氛圍中滋生,後來又在五四運動年代之反帝國主義浪潮下得到成長。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擴張其國族生存空間。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持續接受許多西方思想概念,因而也習得民族國家爭取生存空間的理論與作為。日本侵華戰爭,以及日本在戰場上的種種不人道罪行,更進一步激發中國人的國族主義。

在台灣方面,日本據台約40年之後,前階段台民與日本殖民政府間的衝突基本上已成為過去。此時日本為了支援其太平洋戰爭,而加緊將台灣殖民地內地化,此便是「皇民化運動」。1936年開始,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以強化台灣民眾的「國民」意識,去除其以中國為祖國的觀念,堅定其為日本臣民之信念。中日戰爭期間的1941年,日本政府更在台推行「皇民奉公」運動,在各地成立各種「奉公會」,以深化台人的日本皇民思想。鼓勵台人以從軍─台灣特別志願兵─來實踐其皇民認同。日本在台實施皇民化政策,可以說是其民族國家原初社群的擴大建構;將殖民地民眾轉變為天皇子民,如此包含殖民地的國家領域內皆為大和民族同胞。雖然皇民化政策實行的時間並不長(1936-1945),但在此之前台灣社會上層的文化界與專業人士,已普遍接受日本語言、文化與社會生活規範,因此它的確對社會上層台民之文化認同(或也對其國家認同)產生相當影響。

因此,當1945年代表中國之國民政府接收及開始治理台灣之時,皇民化的台灣人,特別是其中皇民化程度較深的知識分子及士紳階層,在大陸來台軍政人員眼中自然具有「內部毒藥貓」之性質。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台灣本地人非但具有「不是自己人也非外人」的我群邊緣人特質,更與中國人所恐懼、憎惡的日本人有些相似。如我在前面幾章所言,人們對逼近身邊的「毒」特別感到難以忍受。這便是1947年228事件發生的背景之一。另外,對於國民政府之治台軍政官員來說,事件發生並快速演變為武裝暴動後,另一個「內部毒藥貓」對他們心理帶來更大威脅,那就是藉機煽動台灣民眾反政府暴亂的潛伏共產黨。特別是此時在大陸,國民政府軍與共軍的戰事激烈,國軍一再受挫,節節敗退。而在台灣228事件發生時,日治時期便已在台發展之舊台灣共產黨人,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派遣來台發展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秘密團體成員,皆趁機活動,彼此聯結。他們或鼓動台民的反國民政府統治抗爭,或直接組織武裝部隊(如謝雪紅率領的二七部隊)發動軍事攻擊。如此對兩種「內部毒藥貓」(皇民化台籍士人、台灣共產黨人)與「外部毒藥貓」(軍國主義日本、全球及中國大陸共產黨勢力)相聯結的恐懼,以及在台大陸軍民身為少數之恐懼,終因一小事故而釀成鉅災,使得許多台籍知識菁英成為國家集體暴力下的替罪羊。

在228事件中有另一些替罪羊,那便是事件暴發時被凌辱、毆打、殺害或被拘禁的大陸來台民眾。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時,因政權轉移而民生凋敝,社會中已因此彌漫惶恐不安。另外在許多台民(特別是皇民化的台灣社會菁英)心目中,大陸來台軍政人員紀律差,但又經常抱持其來自上國的優越感,鄙視台民。面對外來的中國國民黨軍政勢力之恐懼,面對內部經濟敗弊、社會騷亂的恐懼,許多台人也產生自身為受迫害少數的危機感。皇民化的台灣籍日本兵,在日本戰敗退出台灣後,更有自身居於少數的深切危機。於是在此情境下暴發的228事件,讓部份台籍人士由替罪羊成為反噬的毒藥貓,而又讓大陸來台軍民成為其消弭恐懼的另一種替罪羊。

另外值得我們省思的是,在事件前後,甚而至今日亦然,人們相互間的許多鄙視、仇恨、衝突,皆為在狹隘的族群認同下對「他族」形象的選擇性建構,並藉此他族意識來凝聚我族。譬如,我曾在1990年代初對台灣民眾進行一些口述歷史訪談。在這些訪談中我常聽得許多閩南籍老人說,當年他們見到來台的外省軍人又窮又髒,讓他們對祖國相當失望;我也常聽得外省老人說,當年他們來台時本省人又窮又髒,大多數人都沒鞋穿。這看來是相當矛盾的記憶陳述,事實上它們反映一個簡單的社會現實─當時(及至今)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都不是同質的群體,皆有貧富、賢與不肖。無論以台灣士紳對比大陸來台士兵,或以大陸來台官員對比台灣鄉民,皆是一種刻板印象,或是被建構的同質化他者與我群意像,皆為人們在群體認同下選擇性地觀看、想像與建構。

兩岸及中美關係下的「毒藥貓」

在大陸的國共戰爭中失利後,國民政府於1949年遷台。因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仍以政治及文化上之正統中國自許,因此20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民族國家建構也延續到台灣。透過普及教育及文化政策,台灣人由國族歷史及一般文化知識中逐漸強化其中國人認同。此中國人認同的內涵,在血緣上包括所有台灣與大陸民眾(但以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為國族邊緣人群),在空間上包括整體台灣與大陸地區。此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之國族建構並無不同,也就是「國家域內皆我同胞」的原初社群建構。與此同時進行的是反日、仇日之民族教育,以及批判中國文化大革命因而加強「中國文化」教育。在歷史教育中強調日本侵華、據台時的種種惡行,期望藉以洗刷日本國族思想及其社會文化餘毒;228事件成為應被遺忘的政治禁忌,但它仍潛存於許多民眾的記憶中。

1950-60年代是在台灣被稱作「白色恐怖」之國家暴力最嚴重的時期。這是由於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檢討其在大陸的軍事潰敗,認為當時許多軍政高層早已暗中「附匪」是重要原因之一。而228事件又涉及共產黨潛伏份子,如此造成嚴重的恐共、疑共氛圍。毫無疑問,「匪諜」並非全為想像。然而國民黨政府長期與中國共產黨作戰,最後全面潰敗而退居台灣,此一記憶讓政府軍民對共黨十分恐懼─共產黨是他們心中的外界毒藥貓。白色恐佈時期最流行的一句警語,「匪諜就在你身邊」,反應的便是國民黨政府對內部毒藥貓的恐懼與猜疑。就在如此內部毒藥貓與外界毒藥貓相勾結的恐懼與猜疑下,情治單位獵巫的對象遠超過「匪諜」,而更包括批判執政、要求民主改革者,以及任何涉及「紅色」共產思想者。白色恐佈時期直接死於此政治暴力者,據估約有4000-5000人,因此入獄者更高達十餘萬人。

1970至1980年代台灣逐漸成長的本土化運動,在1987年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後有了更多且影響深遠的發展。同樣在解除戒嚴後,兩岸政府與人民的密切交流,亦造成許多重大影響及變化。這兩股主要潮流彼此激盪至今約三、四十年,其重要發展略如:台灣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成立及兩次執政(2000至2008以及2016 至今);該黨推動的台灣本土化運動,以及更激進的台獨運動興起;早期大陸探親、旅遊造成兩岸人民間的認識與誤識;後來又因中國經濟崛起,吸引大量台灣人到大陸經商、就業或就學,造成新的彼此認知與情境,等等。如此造成今日台灣由政界到民間普遍的統獨對立氛圍;以及在國際局勢下,特別是在美國與中國之政治、經濟角力下,造成兩岸間詭譎多變的關係。這樣的複雜情境,產生多重的內部毒藥貓與外界毒藥貓,存在於台灣島內族群關係中,以及存在於國際局勢下的兩岸之間。以下我對此作些說明。

我在1997年出版之《華夏邊緣》一書中,曾說明當時我所見的台灣本土化歷程。李登輝主政時之國民黨政府,已藉政治力多方促進本土化。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又積極推動,政治本土化與文化本土化二者齊頭並進。舊台灣文學、老臺灣民俗,成為重新被發掘研究的對象。台灣史研究在政府之鼓勵下成為顯學,各地方政府大興修地方志之風。相對的,台灣人對中國歷史之失憶也在進行之中。

台灣人本土認同之興,除了與政黨輪替等政治變遷有關外,兩岸開放探親、觀光及文化交流造成的影響也不能被忽略。在《華夏邊緣》一書中我曾提及,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造成的影響。當時兩岸經多年分途發展產生的社會文化差異,以及在兩岸政治對立氣氛下,以及在當時兩岸經濟成就差距下,許多台灣民眾赴大路探親、觀光與投資經驗被媒體選擇性地負面報導。相反的,兩岸社會相同之處以及良好的接觸經驗,則受台灣民眾及社會媒體忽略或被壓抑。

進入21世紀之後至今,兩岸及國際間的政治、經濟情勢有很大的改變,因此台灣民眾之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又有了新的面貌。首先是在中國經濟發展及其國際地位方面;在改革開放政策下,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成長突飛猛進,其躋身於國際經濟大國之勢已不可擋。如此「大國興起」之態勢常被大陸媒體、網友誇耀,造成中國與日、美等強國間激烈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衝突。其次在台灣方面,由於大陸經濟體的磁吸作用,許多台灣商人將其事業移往大陸,許多台灣人也到大陸就業、就學及定居。據2016年的估計,約有40萬7千台人赴陸。特別是在2008至2016國民黨重新執政權期間,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努力促進陸客來台觀光,希望藉由陸客強大消費力,來解決台灣經濟與就業市場不振的問題。此舉雖在經濟上有些助益,但卻激起許多台灣人的認同情感;有些本土認同強烈的台灣人,將陸客炫富的消費行為視為對台人的侮辱。部份陸客在台的失禮、違法行為,廣為新聞媒體報導及經網路傳播,成為許多台人心目中妖魔中國的代表。可以說,自稱大國崛起之中國,在許多台人心目中卻為外界可懼的龐大敵對勢力,也就是外界毒藥貓,而陸客則是此外在勢力侵至身邊的內部毒藥貓;閒言及批評陸客的脫序行為(有些報導及網路言論幾近霸凌),有些台人用以表達「他們」與「我們」的不同。

更被台灣獨派人士,或有強烈本土認同之民眾,視作內部毒藥貓的是當時的總統馬英九先生─引進陸客及大陸經濟勢力也因此引進對岸政治影響力的內在敵人。2014-2015年連續發生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反課綱微調運動」便是在此隱憂及恐懼下爆發的群眾抗爭運動。以下我簡單介紹這兩個讓民進黨得以在2016年贏得執政權的關鍵政治事件。

因不滿馬英九政府計劃與大陸簽定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進一步擴大兩岸經濟交流,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之間,許多大學生及公民團體透過網路集結,並強力入侵及佔領立法院,要求政府退回與大陸之間的服貿協議。此群眾抗爭運動被稱為太陽花學運。這個群眾運動,以及民進黨之居間運作與支持,是讓國民黨在次年總統大選中失去政權的關鍵。2016年再度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為回應太陽花學運中台灣年輕世代的訴求,以堅決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九二共識」為其兩岸政策基調,而大陸則認為「一個中國」為兩岸關係的基本原則,因此海峽兩岸間的交流陷於低潮。

近年來的兩岸局勢,更受到中國崛起後的國際關係之影響。中國與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針鋒相對,兩國政治領導人物皆為一時強人,使得中日關係惡化。而台灣之本土化運動人士,自1990年代以來便常以美化及歌頌日本治台經驗,來強調「外來政權」(指國民黨政府)之殘暴、貪瀆與無能。馬英九執政後期發生高中歷史教科書爭議。其緣由是,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教育部便著手對民進黨執政時期完成的高中教科書綱要進行修訂,主要是針對其中有爭議的歷史與國文兩科。專案小組學者們於2012年完成此工作並發佈,但修訂後的版本未能讓統、獨政治光譜兩端人士感到滿意。於是教育部在次年又另成立課綱檢核小組,對新課綱再做微調─主要是對有去中國化或媚日之嫌的課綱文字作些修改。爭議的幾個焦點─如稱「日本統治」與「日本殖民統治」何者為宜,如「婦女被迫成為慰安婦」之陳述是否為歷史事實─皆涉及日本殖民政府之治台歷史,以及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罪行。此爭議後來演變為,許多青年學生、公民團體成員及教師們,於2015年七、八月間在教育部前長期群聚抗議。教育部一度被侵入佔領,後來又演變為統、獨兩派人士之街頭對立、衝突。2016年民進黨重新獲得執政機會;反課綱微調運動為其勝選的重大關鍵。因此民進黨政府廢除馬政府時期之課綱修改及微調,重申自李登輝、陳水扁執政以來,在「本土派」政治勢力支持下建構的台灣歷史記憶。在此歷史意識形態與政治趨勢下,以及在日圓貶值帶動的赴日觀光風潮下,台日關係有升溫趨勢,在民間日貨與日本料理也大受歡迎。在外交戰略上,民進黨政府也有意強化與日本之友好關係,以對抗中國要求統一的威脅。

在美國方面,川普總統就任以來,強力執行美國優先政策,以完成其選舉承諾,「讓美國再偉大起來」(Make AmericaGreat Again)。無論在經濟上或軍事政治上,其心目中的首要敵手便是中國。在政治及全球戰略上,川普派遣海軍以自由航行權之名,強力介入中國與相關東南亞國家間的南海爭議。在國際貿易與科技競爭中,川普對中國實施高關稅之經濟制裁,以圖平衡中美貿易逆差,以及防堵中國科技產業升級之長程規劃。在中美兩強國的政治經濟角力中,美國政府及國會皆有意增進與台灣的關係,以挑戰中國堅持的「兩岸一中原則」,藉此增加美國對中國談判的籌碼。台灣政府亦樂於藉此機會突破被封鎖的國際外交困境。

在如此之台灣島內局勢下,以及在海峽兩岸及相關強國之國際關係中,產生多層次的多數與少數情結。以台灣之省籍情節與統獨意識形態來說,許多「外省人」覺得自身為少數族群,尤其在閩南、客家、原住民等被獨派人士建構為「真正的或本土的台灣人」而感到自身被排除在「本土」之外的情況下。然而對於台灣的獨派或本土派人士來說,面對近14億人口且國際政治經濟實力日益壯大的中國,他們也覺得台灣人是少數。尤其在中國堅持「一個中國」且得到國際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治現實下,更覺得「台灣人」是被迫害的少數。以中國近年來面臨的國際局勢來說,人口眾多、經濟實力強大的中國並非無懼;中國亦感受到自身被美國及其日本、印度、澳洲及歐盟各國孤立之危機,以及感受到台灣、香港與這外界龐大敵對勢力的勾連。

於是在台灣內部,對一些本土派與獨派人士來說,中國大陸政權便是外界的毒藥貓,而在台的統派人士,或被普遍認為親中的外省人,則是近在身邊的內部毒藥貓。當大陸對台灣的敵意與威脅增強時,他們常將對中國的厭憎轉移到內部毒藥貓身上。憎惡統派人士及外省人,對之施以言語暴力。與內部毒藥貓的矛盾與衝突,也會讓他們更討厭中國。前面數章中我曾強調,人們特別恐懼、厭惡近在身邊的「毒」或敵人。此種恐懼與厭憎情感來自人們的原初社群認同,而國族主義下的民族國家,便是一種基於原初社群理想之政治體。因此,愈感受到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與威脅,愈使得許多台灣人沉浸在「純粹的或真正的台灣人」之想像社群中尋求慰籍。在這樣安全溫暖與同質性的原初社群中,人們常猜疑及難以容忍「異質」與「污染」,也就是內部異己,因而難以擺脫對內部敵人的恐懼。

2020年一月的台灣總統大選,尋求連任的蔡英文總統與民進黨立法委員們,全力推動「反滲透法」的立法程序,並快速於2019年12月31日在立法院通過此法案。這個法案的意義在於,提醒民眾中國大陸的勢力已透過其在台灣的代理人滲入我們內部;它反映一原初社群對內部敵人的「猜疑」,而這樣的猜疑容易讓人們在「獵巫」中失去理性判斷。總之,獵巫(找尋內在毒藥貓)是解除群體內部緊張、外在恐懼以及團結社群的方便途徑。也因此,社群內掌握權力者常提醒眾人注意外患與內憂,以及兩者間的串聯,以讓支持群眾團結在一個純淨的社群之中。如同小孩子們玩的蓋被子游戲;與手足及鄰居好友共同躲在一裡面黑暗但溫暖的大棉被下,以棉被外的恐懼(如想像外面有魔鬼或大野狼),來增強被蓋內手足朋友間的團結。

對於許多中國大陸民眾及領導官員來說,在兩岸之歷史與國際現實下,台灣人原來就有「不是外人也不是自己人」之性質─替罪羊的普遍特性。因此在中國面對內在矛盾及外界敵對勢力之雙重恐懼下,台灣很容易成為前者解困舒壓的替罪羊。目前台灣以親美、日作為外交抗中策略,此作法無疑將強化自身在中國眼中的此種形象─對中國大陸而言,美國率領的全球反中力量之集結,是一龐大、可怕的黑暗勢力(外界毒藥貓),而此勢力透過台灣(內部毒藥貓)已近在身邊。近年來大陸國族主義情緒高張,一般認為是由於大國崛起情懷產生的自信、自負。此應是毫無疑問。然而除此之外,2008之西藏314事件、2009新疆75事件、2014香港的雨傘運動與現在(2019-2020)仍在進行的反送中示威、2014台灣太陽花學運,這些發生在中國邊疆或「邊緣」之政治騷亂,皆受到許多西方國家及世界主流媒體的關注,以及得到國外官方及民間團體的支持。如此更強化許多中國民眾及黨政領導們心中內憂(內部毒藥貓)與外患(外界毒藥貓)相勾結的危機意識,也使得中國國族主義情緒進一步得到強化。

居於「純淨」國族主義原初社群之邊緣,因此被認為有潛在危險及「不純淨」的國族邊緣人,如台灣人、台灣的外省人,以及中國大陸之維族、藏族等等,在被猜疑、排斥及被邊緣化的危機感與挫折下,其激進者也可能由無辜的替罪羊,變身為對主體人群有反噬意圖與行動的毒藥貓。在中國,前述西藏314事件,2009以來多起主要發生在朵康藏區的藏族自焚事件,新疆75事件等,都具有此種性質。在海峽兩岸之間,民進黨政府在戰略上連結美、日,以及加強購買或自製先進武器,皆等於警告中國,台灣是有反噬意圖及能力的毒藥貓。在台灣內部,以推動兩岸統一為主旨之「中華統一促進黨」、「愛國同心會」等組織的出現,以及其涉及的多起集體暴力衝突事件,也讓他們成為獨派或本土派台灣人心目中具有威脅性的毒藥貓。這些毒藥貓行為,無論是直接的暴力反噬,或是「弱者武器」之羞辱,皆被自視為核心的群體視為與外在勢力相聯結之「叛徒」作為。因此這樣的毒藥貓反噬行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更讓人們堅信內部毒藥貓與外在毒藥貓相互串聯,而讓更多無辜者成為替罪羊。

作者為哈佛大學博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師大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研究領域為中國民族、游牧社會、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曾長期在青藏高原從事結合史學與人類學的羌、藏族田野,建立由邊緣理解中國之方法基礎。由理解邊緣族群而將其奇特化為熟悉,因而將吾人熟悉的知識視為奇特,並以同一邏輯重新理解它們。主要著作為《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書。


書名:《毒藥貓理論──恐懼與暴力的社會根源》

作者:王明珂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1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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