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歐盟、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宣布就維吾爾種族滅絕問題,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這是自天安門事件後,西方世界對中國首次就人權問題實施制裁。中國官方一貫的回應是「一切都是不實指控」。近日,中國的宣傳部門突然針對知名服裝品牌H&M去年發佈的聲明出手,聲明指稱由於存在強迫勞動疑慮,因此H&M將終止與中國廠合作,並不再自新疆進口原物料。
中國官方故伎重施,訴求國家尊嚴,轉移國際的人權指控壓力。風波遍及各大知名廠牌,諸如陳奕迅等不得不善觀風向的演藝圈人士,也迅速變賣靈魂,浮夸地捲起一波反抵制表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拿出美國黑奴的採收棉花照,固然令自由世界發噱,但它的「大內宣」效果卻也是有效的:如果西方世界過去正是透過剝削弱勢族群取得經濟發展,何以中國現在不行?如果資本主義經濟的人權紀錄同樣血跡斑斑,西方列強如今又何以厚顏針對中國?
這場中國主導的輿論與真相戰爭,勞動人權當然是爭議所在,但中國在新疆七十多年來的實邊治理,新疆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示範區,才是勞動人權剝削的政治結構脈絡。
解決「客觀敵人」,就沒有族群衝突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上週中國官方高調回應白宮,聲稱如果美國政府能學習中國對待維吾爾族方式,美國就不會有種族主義問題,外界目前還不清楚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什麼。但是,在1990年,新疆的巴仁鄉曾經爆發嚴重的抗議運動與武裝起義,巴仁鄉曾經被中國官方標榜為「民族團結楷模」樣板,最後的結局是中國出動了飛機與坦克,大舉屠殺了這個小農村。
巴仁鄉的傷亡與鎮壓程度至今仍沒有真相,就跟新疆「集中營」的內部狀況一樣。從納粹集中營中倖存的生還者,幾乎都曾經不約而同地提到黨衛軍的恐嚇,說因為倖存者的見證太過可怕,不會有人相信,因此只要納粹一方堅決否認,人們就會不免動搖,懷疑是否是盟軍的誇大宣傳,無論第三帝國是否倒台,最終都會贏下歷史與記憶的戰場。
不難理解中國堅持西方造謠的底氣所在。
巴仁鄉的暴動被中國定調為暴力恐怖活動,並隨後在全疆展開大規模的「打擊分裂主義」鎮壓。幾年後,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勢力」的說法,開始進入中國官方新疆維穩的論述中。「主義」定義「客觀敵人」,而客觀敵人的獲罪,並不需要實際證據。
2004年,維吾爾作家努爾莫哈提.亞辛(NurmuhemmetYasin)寫了一篇寓言故事《野鴿子》,內容講述一隻返鄉的藍色鴿子,寧可吃下毒果實自殺,也不願被囚禁。隨後他被指控「煽動分離主義」並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十年徒刑。2013年傳出他已身亡,但隨後亞辛的家人公開否認,卻迴避其他細節。
亞辛不是中國唯一一個生死不明的政治犯。
中國當然可以自豪其新疆治理可以有效「處理」族群衝突。亞辛之所以獲罪並不是因為他的言行在現實導致了族群衝突或者國家分裂,在「三股勢力」的維穩論述中,亞辛是主義界定的客觀敵人,客觀敵人的「罪行」並不需要實際的證據,它來自於極權體制對形勢客觀發展的邏輯推論,以及當局特定政治路線的選擇。「三股勢力」與港版國安法針對的四大行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安」)都是極權體制如是設定的客觀敵人。
全球前所未有的科技監控
華春瑩呼籲美國學習中國「真正關心維護少數族裔的合法權益」,華春瑩的高調呼籲不能簡單當成國家機器宣傳。因為,在中國的治理術中,遭受武力對待確實也是人民的合法權益之一,例如,在《反分裂法》中,接受武統也是台灣人民的「合法」權益。
巴仁事件之後,1997年東突人民迎來「伊寧二五屠殺」,以及2009年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鎮壓強度一次次升級。伊寧二五屠殺後,中國不只將蘭州軍區的重點兵力調往新疆,更為當地的武警快速部隊配備最先進的武器。回顧中國的實邊政策,難免有既視感,因為這些都正在香港發生。
當然,武力威嚇只是兩手準備。綿密的人身監控系統,以及徹底改變區域人口結構,才是新疆之為「中國治理示範區」的重點所在。根據學者達倫拜勒(Darren Byler)的研究,中國在新疆發展出一套以數位方式嚴密監控工人的勞動控制系統,監控需要大量的非物質性人身數據,對這些數據的需求吸引並壯大了私人科技產業,也進一步強化了官方的人身控制權力。他將這個為數位媒體、基礎建設、資本主義與國家力量所共同建成的新型極權支配樣態,稱之為「數位圍場」(digital enclosure)。
在中國的安全科技市場,國營的科技政治基礎建設案一直是大宗,中國對於數據密集(data-intensive)的投資也屢攀新高。數位圍場中的少數民族,其日常生活與每日動態都是這個數據產業發展的原物料,這也助長了中國在辨識科技上領先歐美的態勢。這套從新疆發展出來的人身監控科技配置,自然也可以從邊陲到中心輸入到中國境內,也包括境外的自由民主國家。
新疆的生命政治治理
嚴格來說,新疆的「集中營」確實不是第三帝國的集中營,但沒有毒氣室並不代表它更為人道,反倒表明它更能徹底進行種族滅絕。從2016年開始,中國針對南疆的穆斯林少數族群,展開「結對認親」,派遣官員與其「同吃、同住、同勞動」,實則監控其是否具有分離與極端主義傾向,並以受困「勞動營」的家人為人質,強迫維族少女與漢人男子通婚,解決漢族移民男丁過剩問題同時,也完成改變民族分佈的內在殖民目標。
中國「勞動營」的官員說「20年後你們這個民族就會消失了!」並非誑言。與新時代的科技監控不同,這類針對人際關係與人口結構的生命政治治理手段,一直是中國新疆治理的「傳統」。
中國八大元老之一的王震,長期主政新疆,他所組建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至今仍是不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管轄的法外部門,也是「血棉花」強迫勞動的主要操盤。王震為了解決新疆屯墾兵士的婚配問題,特別從中國內地招募20萬漢族女兵,既解決婚配問題也擴大漢人殖民的規模。「新疆王」王樂泉自90年代起就主政新疆,他從中國境內引進漢語教師,安排到新疆各少數民族學校,雖然王樂泉因為七五事件下台,但他力主改變維人文化的方針,成為往後「結對成親」政策的藍本。
中國在新疆的治理構想是不需要用上毒氣室,就能讓一個族群「自然」消失。
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人權指控,當然難免有霸權競逐的考量,正如卡特總統首創「人權」論述對抗蘇聯一般,敏銳人士不難從中嗅得一絲新冷戰氣息;無論60年代還是當代,勞動人權的剝削也一直都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相始終。
不過,這都無損於中國在新疆建立了這個星球前所未見的極權體制這個事實。用「主義」界定「客觀敵人」的法理論述逼近第三帝國,拜現代科技所賜,它對人民人身動態的掌握肯定讓黨衛軍嘆為觀止,它確實不需要「最終解決方案」,因為它已經掌握更有效率,也更自然的手段,可以消滅一整個族群。
「新疆棉」重點不在棉花生產的血汗勞動,而在於新疆,在於新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治理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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