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試煉中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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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霍（Jean Tarrou）：「我痛恨看到有人被強迫死掉。」「比起利用囚犯去做危險的防疫工作，我認為更應該雇用自由人，而我已經擬好了一個防疫志願協助隊的計畫。」

　　　　　　　　　　        ──卡謬，《瘟疫》（La Peste, by Albert Camus）

根據統計，全球已有一億六千萬人染上武漢肺炎（此數字應是嚴重低估）、有超過三百萬人死亡，許多人失去親人或工作收入，許多地區曾經封城。但因為台灣防疫指揮得當、民眾充分配合，直到2021 四月，多數台灣人並未強烈感受到疾病的威脅與生活的不便（相對於其他國家）。

很不幸的，因為少數華航機組員違反規定，導致變種病毒進入台灣社區，近日感染人數暴增；一夕間粉紅泡泡破滅了，民眾開始感受到外國人們這一年多來的威脅與不便──其實，就感染人數、感染率、生活影響而言，台灣仍然比其他國家好很多，可參見藍弋丰〈台灣仍安全，防疫該審慎但勿恐慌〉。於是恐慌有之、抱怨有之、責難有之、打氣有之…。

溫暖但脆弱的堡壘

這一年多來的台灣，就像險惡社會中溫暖的家（將國家比擬為家庭、將執政者比擬為父母家長，是很有問題的、尤其明顯違反民主精神。但是，在社會心理上，兩者的確有相似之處。）：任憑外界風雨飄搖、危機四伏，但家長總把所有災難擋在門外，孩子們只要做好份內的事、就可以享有平安幸福。

但是，父母會老、孩子必須長大並承擔更多責任。更甚者，偶而會有人力應付不了的變故（天災、經濟蕭條），家庭成員會被迫直接面對外界危難，更會驚訝地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並非我善盡本分就會有好結果，有人會有意無意傷害其他人、還有來自自然環境的傷害。在此同時，有些心理上還沒長大的家庭成員會指責家長「你怎麼沒盡到保護的義務」，卻忘記了「已經在最危險的狀況下、被超完美的保護了好多年」。

台灣也是這樣的：長期以來，多數民眾善盡本分、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但是，有惡鄰企圖侵吞台灣，它更以天朝心態、不善盡地球村義務、隱匿疫情（甚至可能惡意製造病毒），造成世界的災難。一年多來，在政府與人民的努力之下，好不容易守住國境，但卻因少數違規民眾而破壞，失望與憤怒都在所難免；但這絕不應責怪任何官員或守法的民眾，甚至違規者也只是舊習難改，真正的罪魁禍首仍是中國獨裁政權。

瘟疫

卡謬在書中描寫了人們面對瘟疫的各種反應，有驚恐害怕、有否認推諉，有積極任事卻不自居英雄的醫師、有將災難視為天啟的神父、有謹守本分也協助抗疫的小公務員、有自顧自只想逃離封鎖的記者、有趁火打劫發災難財的流氓、有失去孩子才學會珍惜人類感情的法官…；而在瘟疫發生前後、行為表現差異最大的，莫過於理想主義者塔霍。

塔霍因為痛恨法官父親做出死刑判決，因此棄學離家出走，來到濱海城市俄蘭。他不事生產卻熱愛生活享受，每天游泳並與樂手交際；他觀察城市居民並寫作精彩的技術文章，卻從未發表、也不介入他記錄的不義。看似不負責任的憤怒文青、卻又風趣幽默。

然而，當瘟疫發生，塔霍卻主動找上李爾醫師，協助組織志願工作者協助防疫工作。像是青少年在一夕間長成巨人，在最惡劣的時代擔任最危險的額外工作～那是沒有抗生素的時代啊！

愛在瘟疫蔓延時

正如前述，當瘟疫發生，當安分守己的你我面臨突然的危難，各種負面情緒、抱怨批評在所難免～更有少部分唯恐台灣不亂的野心分子或中國第五縱隊，正試圖用謠言挑撥人民的不滿（比卡謬書中的流氓更惡質）。但是，如果我們夠成熟，就應該能適時安撫自己的恐慌憤怒，並擔負起更多保護社區的責任，或至少保護好自己與家人、停止散播謠言或無謂的批評。正如 Melanie Klein 所描述的「從憂鬱的焦慮（Depressive anxiety）到修復的行動（Reparation）」──在此無法詳述 Melanie Klein 的理論，可參見拙作〈消費與修復—從王婉諭與黃士修談起〉。或者，白話版本略如下一段、筆者改寫自 Max Weber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說明。 的確，我們安守本分、善盡義務，本不應承受瘟疫的威脅與諸多不便。但這個世界就是充滿缺憾，所以：誰有足夠的心智能力，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荒謬到了不值得自己努力的世界，而仍能說出：「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愛台灣／愛人類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