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
作者：平野聰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10／03
「東亞」是不證自明的概念嗎？
「同文同種」地區意識下的產物
各位讀者或者會對於本書使用「東亞」這種加上引號的寫法而感到疑問，並且認為：「圍繞著東海的東亞社會，自古就共同擁有發祥於中國的漢字文化與農耕文化，並在溫暖的氣候中，造就了豐富的人口與高度發展的產業。雖然東亞近代的確發生了一段不幸的歷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皆依序以新興工業國家與地區之姿崛起，如今中國也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帶來了經濟急速發展的成果。雖然民族主義的對立更加嚴重，但仍以經濟為中心，不斷強化著區域之間的統合。現今的東亞，已漸漸成為能與歐盟並駕齊驅的強有力的區域整合體。實現『東亞共同體』，或許不再只是一段空談。」
不論您是否這麼想，至少，大家對於「東亞」的整體想像，應該都是「受到沿著海洋不斷擴大的漢字文化與農耕文化所影響，並在這些歷史遺產下，逐漸形成高度發達社會的地區」吧？因此，在明治時代後，解除「鎖國」的日本與大清／近代中國之間，出現了「同文同種」（具有文字與黃種人共通性）以及「一衣帶水之鄰國（比喻源頭相同，兩者間只夾著海洋）」的表現方式。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鳴。例如宮崎滔天或北一輝等日本的泛亞主義者，就與孫文、宋教仁為首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有著緊密的關係。
不過我們也難以否認，這種「同文同種」的邏輯，與「正因為源出同種，所以為了對抗白種人，更應該聽從日本這個新亞洲中心的領導才對」這種自以為是的想法產生了連結。「東亞新秩序」與「大東亞共榮圈」，正是這種說法的終極體現。然而另一方面，福澤諭吉在歐洲帝國主義侵略著亞洲的情勢中，因期待「東亞」聯合的出現，故積極展開了相關行動。但在最後，對於持續混亂、始終無法下定決心踏上近代化道路的清國與朝鮮感到絕望後，福澤諭吉最終決定「與亞洲的惡友絕交」，提出了「脫亞論」，表示今後不應再特別看重這些國家，僅將他們當做是世界其他各國一樣看待即可。
二次大戰後，亦有不少日本人，基於對侵略戰爭的反省以及實現真正泛亞主義的觀點，從而希望日中友好，抑或是能夠與「東亞」鄰近諸國互惠共存。然而就像先前提過的一樣，當他們碰上了各國高漲的民族主義衝擊後，日本國內對抗的民族主義，也隨之跟著高漲。
然而，這種對「東亞」各國幻滅的態度，其實源頭還是來自對「東亞」架構的重視以及期待，是自期待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中產生的心情。在這層意義上，或許正說明了日本人與「東亞」架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是否有普遍認知的「東亞」形象存在？
但當今日本人腦海中所浮現的「東亞」形象，卻未必與中國、韓國人的形象相同。
特別是，與日本人所抱持的「基於漢字文化與人種相似性而統合為一的『東亞』」概念不同，朝鮮半島的人們，多半長期警戒著這種以中國和日本為中心所形成的正當化區域意識，認為這是否定朝鮮半島獨特的歷史與文化特質，並因此敬而遠之。就前近代的朝鮮半島人民來說，日本人與滿洲人都是野蠻的種族，卻陷入不得不向滿洲人朝貢、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困境，還要在「東亞」這個區域中找尋自己的定位，會產生抵抗心態也是理所當然。關於這個部分，本書將會在第二章與第四章詳述。
因此，現今韓國在表示包含自己國家的地區秩序時，一般會使用「東北亞」這一用語。其背後原因，或許是自古以來，各種人、事、物以朝鮮半島為中心推移後的結果，以及在近代史的過程中，有不少出身朝鮮半島的人，因為貧困或動員等理由，被迫移居至日本、中國東北部或俄羅斯的濱海邊疆區以及東西伯利亞的歷史。而在日本，為緩解與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緊張關係，及這用語也追加了「國際合作」的意涵，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使用「東北亞」的說法。
另外，中國不像日本所想的那樣頻繁地使用「東亞」這一詞彙。毋寧說，當他們在形容包含自己的地區概念時，「亞洲」才是最常使用的詞彙。之所以如此，其背景乃是近現代中國自身所擁有的巨大領土。中國人使用的「亞洲」詞彙，並非只是日本人所稱呼的「東亞」或「內亞」的巨大複合體概念，而是一種必然形成的國家意識本身的全方面表現。為了維持包括非漢人地區的領土，也為了將寬廣國境線上的紛爭壓在最小限度，中國原本就無法專心致力於處理日中（以及在日本背後的美國）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中國來說，即使這是近代後才自西方傳來的地區概念，但使用字義更加廣泛且模糊的「亞洲」一詞，還是會更有利於自己。就因為這樣，有人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需求，其實並沒有日本人對中國的需求，感覺起來那麼強烈。
實際上，在明治維新剛起步的時候，清國的人們對日本幾乎一無所知。就算時至今日，儘管當地媒體大力宣傳「抗日」，日本人到中國旅遊時，也會發現屢屢被視為是漢人一部分，這一現象也不甚稀奇。就筆者的經驗來說，十幾年前，中國旅社的旅客登記簿上，都會有一欄專供寄宿者填入自己民族稱呼的項目。而若是工作人員代為填寫登記簿時，日本人都會被以「能正常地用漢字書寫自己的姓名」為由，在這格內被填上「漢族」兩字。讓人不禁有一種感覺：「要是沒有『反日』、『抗日』的問題，對於擁有龐大人口的漢人來說，或許日本人的存在也不過是廣闊漢字之海中的一粟罷了。」關於這一段的內容，本書會在第六章詳細敘述。
順帶一提，其實近代中國所使用的「亞洲」一詞，其含意與日本所使用的「アジア（亞洲）」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日文的「亞洲」，就像還有「西亞」一詞一般，是直接接受西洋傳來的地區定義。因此它指的是非歐洲文明的東方之地，也就是從日本至伊斯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範圍內的廣大地區。不管是岡倉天心所說的「亞洲一體論」也好，還是大川周明所提倡的「聯合伊斯蘭論」也罷，其實都是試圖解釋以佛教、儒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各宗教文明組成的多樣世界。雖然今日已不是處在二戰爆發前與歐美對立的情勢下，但在歐洲以外的地區裡討論到諸如尊嚴或價值等議題時，「亞洲」一詞仍有著某種獨特的魔力。相較於此，在筆者向認識的幾位漢人詢問的結果來說，中國所說的「亞洲」，往往就只是指中國以及中國周邊的廣大模糊地區（大多包含到東南亞）。至於有沒有包含印度次大陸、中東與近東，則莫衷一是。
某個區域所呈現出的印象，絕非是自然生成，而是包含了個別國家，乃至於個別地區社會在歷史洪流中所留下的足跡。而「東亞」這個地區，與其說裡頭的各個國家共同完成了什麼，不如說他們在彼此對立下，花了大量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中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意象。也因此，在談論這一地區的歷史時，是否該輕易移除掉「東亞」的引號，總是讓筆者感到猶豫。
「東亞」概念無法涵蓋的「東北亞」史
以日中兩國為中心來談論「東亞」的方式，或者聚焦於中國、韓國與日本在「歷史認知」上明顯的對立，都可能會讓我們容易忽略掉許多其他的問題。
舉個例子來說，中、韓在同為督促日本接受「正確的歷史認知」的關係上，乍看之下似乎非常親密。但實際上，兩國也圍繞著領土與歷史認知的問題，隨時都可能爆發激烈對立。這裡所說的，即是自長白山及其周邊歸屬問題衍生出的對立。長白山位於北韓與中國國境，對於朝鮮半島的人們以及滿洲人雙方的歷史來說，皆是一座聖山。當今，雖然中國與北韓是以鴨綠江、長白山以及圖們江為國境，不過就韓國的民族主義立場來說，他們主張吉林省的一部分「也是版圖遍及朝鮮半島與中國東北的韓民族古代王朝高句麗的故地，因此若韓國在將來統一，此地也應歸屬韓國」。這讓筆者想起自己在一九九○年代參加東京大學的講座時，中韓兩國的留學生針對這問題展開激烈爭吵的往事。
而這個問題真正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在中國根據歷史研究的成果，將高句麗王朝定位為「中國的地方王朝」，並試圖登載於歷史教科書後才開始的。中國或許認為，若朝鮮半島情勢開始動盪，最終在韓國主導下，實現了南北韓統一的話，這個地區將極可能出現歸屬問題。因此，中國試圖將曾定都於當今天的中國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麗王朝，放進以現在中國支配領域為基準的「中國史」架構中。不過這樣的作法引起了韓國方面極大的反對聲浪，在二○○四年的夏天達到最高峰。當時韓國國內的「反中」輿論之強烈，很難令人相信在短短半年後，韓國會將日本申請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問題與「歷史認知」相連結，選擇與中國採取同樣的步調。
依筆者所見，這個問題恐怕會比起圍繞著小島所產生的日韓、日中爭論還要更複雜、更長久地延續下去吧。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吉林省的東南部，不僅對朝鮮半島的人們來說是貫通半島氣脈的源頭（金正日之所以會在北韓有著「神聖」的形象，就是來自他是在各種「祥瑞」下，於聖山白頭山上的抗日游擊隊根據地出生的「傳說」），同時也是滿洲人所認為的神聖「龍興之地」。
基本上，中韓的國境問題，是不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騎馬民族之生息空間，與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二者在歷史上互相接觸後所產生的。因此嚴格來說，這個問題並非是漢字文化內的國家或區域的相互關係，因此也無法從「東亞」加以探討。
不過，日本人後來卻變成是以「東亞」國家間的爭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來看待這段歷史，為什麼會這樣呢？首先，不屬於「東亞」的滿洲人建立了大清，並吞沒了漢人的領土，形成一個巨大的帝國。接著，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雖然厭惡、否定滿洲人的支配，但仍以對自己有利的解釋方式，把滿洲人建立起的帝國整體當作「中國史的範圍」、「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因此才演變成這樣的結果。就這點來看，或許日本人習慣以「東亞」的地區印象來討論「東亞」各種問題的方式中，很可能存在著對歷史認知的不透徹 。此外，即便是靠著「正確的歷史認知」而呈現出團結態勢的國家，終究也不能稱其共通的歷史認知有辦法全盤掌握住整個「東亞」的輪廓。
台灣的定位？
每每在針對「東亞」而議論時，筆者都會對今日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實現經濟、社會高度發展與民主化的台灣，感到一種難以清楚其定位的不協調感。在談到「東亞」地區合作的話題時，為何總是只有日本、韓國與中國？為何同樣擁有開放的政治經濟的台灣總是不在考慮範圍內？
當然，這或許與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概念脫不了關係。日本透過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接受了清帝國的割讓，開始殖民統治台灣。後來又因為敗戰，將它歸還給大清在國際法上的後繼國家──中華民國。從那之後的台灣問題，基本上應由中國內戰分裂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雙方來解決，日本並無置喙的餘地。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持續主張「中國只有一個，理應統一」的話，台灣便仍是「中國的一部分、東亞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台灣社會之所以難以納入「東亞」的輪廓中來談論，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台灣本身在歷史上所持有的「邊陲」特性，或者稱之為文明、文化上的「交叉點」特性。台灣，原本就處於馬來─玻里尼西亞文化圈的「邊陲」，後來因漢人的移民，又增添了漢人社會「邊陲」的特性。到了近現代，它也是現代日本或美國影響力所能觸及的「邊陲」。不過，台灣的人們不只保持著這種「邊陲」特性，還反過來將它加以利用，使得台灣正如「交叉點」這個詞彙的含義般，交織了各式各樣的要素，發展成一個獨特的社會。
在台灣社會中擁有壓倒性人數的，是說漢語、寫漢字的漢人。不過，台灣的儒學並不像中國、韓國、日本那樣，對於地區或者事實上的「國家」形成有著很大的影響。台灣自古信仰佛教、膜拜守護海洋的女神「媽祖」，近代以後，基督教信仰也相當盛行；民間信仰的活躍，有時甚至可以「狂熱」來形容。而在政治社會的立場方面，即使交織著自「獨立」到「統一」的各種議論，但它還是成功以事實上的「國家」之姿獲得了安定與發展。因此，要將有極高多樣性的台灣社會，想像成類似中國大陸、韓國或者明治時期的日本等，是個受到「拘泥於正統原則」的儒學家支配的社會，或許過於輕率了。
跨越特定「國家」與「民族」的框架
以使用漢字為首的「中國文化」為中心，假設各國間存在著一個具有相似社會結構的「東亞」，那麼對台灣這種立基於多樣化地理、歷史要因上的「特殊」要素，就很難給予一個準確的定位。同樣地，這點也可套用在「東亞」與「中國文明／中國史」的觀點中。以往皆被視為「落後西方的」或是「少數民族的」人們，特別是蒙古、西藏、突厥裔穆斯林等「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們在歷史上，亦綻放了明顯與漢字文化迥然不同的獨特高度文化。因此，對這樣的一群人，我們真的能夠單純以「位在東亞邊陲的少數民族」來一語蔽之嗎？
筆者認為，在思考橫亙於「東亞」的各種問題時，絕對不能將「東亞」給人的印象當作「常識」，更不能安於「中國史」、「日本史」、「韓國史」的框架。即使它們個別皆對「東亞」做了陳述，但其內容卻也往往給人一種不過是沿著自己國家、民族的立場來做解釋與重新建構的狹隘印象。
那麼，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更妥善地說明包含了各式各樣觀點的地區史呢？就筆者的淺見，至少我們應該以誕生出這些彼此矛盾主張的土壤為中心，思考為什麼在這塊「地區」會出現這些矛盾與對立？若不想再產生對立，我們要從這過程中汲取哪些教訓？做到這幾點後，或許我們才有辦法跳脫國家、民族的框架，以對等的立場，來討論「東亞」問題——如今，它正站在史上前所未有的繁榮與對立的十字路口。
接下來，本書將要呈現前近代的「東亞」──或者該說是在廣大的亞洲裡，曾經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清帝國的輝煌史，以及其悲壯的毀滅過程。這樣的過程，或許會讓我們在思考這個區域中的對立與糾葛時，獲得許多提示吧。至於筆者是否能夠成功地說完這段旅程中的所有故事，就交給各位讀者加以判斷了。
作者為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專長亞洲政治外交史，研究領域為中國以及東亞的近代史、民族主義和國家統合問題。主要著作除了本書之外有《「反日」中國的文明史》（筑摩新書，2014），以博士論文出版的著作《清帝國與西藏問題──多民族統合的成立與瓦解》（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獲得同年度的「三得利學藝獎」（思想‧歷史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