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攸關台灣民主發展的一九七九年
然而，一直表現得很「本土化」的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凌晨得知台美斷交後，十二月十七日立刻以國家緊急危難為由，下令停止中央民代的增額選舉和一切競選活動。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蔣經國的開放路線是玩假的，因為這完全沒有道理，斷交就斷交，和選舉有什麼關係？如果真要說，這種時候更應該自立自強，強調自身的民主價值才對。
停止選舉，意味著議會路線走不通，一部分黨外人士因此轉往街頭路線，結果一九七九年一月發生高雄余登發父子被捕事件，黃信介、陳菊、陳婉真、許信良等黨外人士為此在街頭抗議聲援，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也因此被監察院彈劾與停職。這些都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因素。
永熾常常在一些文章寫到，一九七九年是台灣關鍵的一年，不僅因為發生了美麗島事件，更應該探問的是：什麼促成了美麗島事件？從永熾的解釋來說，美麗島事件發生的背景脈絡，是一整個世代被壓制後的反彈。
國民黨從一九四九年起，先透過三七五減租，砍掉台灣一批有財富的人，一九五一年起實施的公地放領、一九五三年的耕者有其田，則進一步瓦解台灣的地主體制。部分左派人士認為國民黨在台灣成功實施土地改革，是一件了不起的社會實踐，但他們沒有注意到，作為外來者的國民黨，在台灣本來就沒有地主階級的支持者，當然可以很乾脆地實施土地改革。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擁有土地就等於有錢的地主，單單從永熾家在耕者有其田實施後落入的困境，就可以了解到，這些土地改革完全不是為了農民及窮人著想。講得直接一點，國民黨的土地改革是為了瓦解台灣人的集團連帶，打散擁有實力與國民黨對抗的階層，而原本在台灣就沒有土地的外省人，在土地改革的風暴中，幾乎置身事外，被改革的對象只有台灣人。
在一連串的土地政策之下，慢慢地，台灣人只能擁有小小的土地，無法滿足自己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水準更是一落千丈，從原本可以保溫飽，變成了窮人。到了一九六○年代後，這些失去土地的人不得不離鄉背景，跑到都市做工謀生，產生了永熾所稱的「離農現象」，葉俊麟作詞的〈孤女的願望〉，唱的就是這些人的心聲。
這些離開農村的人慢慢集中到都市，都市愈來愈龐大，到了一九六七年，台北市首先升格成院轄市，人口約有一百萬。在這個巨大的都市裡，許多人謀生的方法就是成立家庭工廠─這跟局地經濟圈的概念有點類似，就是以家庭為中心來成立與運作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很多是失去土地的小地主，因為政府徵收這些人的土地後，給了他們一些土地債券、還有四大省營公司的股票，這些人就拿著這點錢轉進都市，建立低成本的小工廠，也就是中小企業的前身。但是，國民黨政府並不支援這些工廠，於是很多小工廠的老闆就拎起○○七公事包四處闖蕩，替自己的產品尋找出口。
黃昭堂的書《台灣爆發力的秘密》，在談產品出口時，曾寫到紅包文化和中小企業的關係，他認為台灣成功的秘密在於「紅包」與「走世界」。「走世界」，是因為台灣國內市場小，工廠生產出產品以後，一定要運到國外銷售，但那時出口的程序非常繁瑣，有很多審查關卡，每個關卡都得送紅包，這樣手續才能辦得快，而且快很多，這就是「紅包文化」。
永熾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那時出國很難，必須先申請才能出國─這裡說的可不是申請護照或簽證這種一般手續，而是要政府審核與批准。一九六七年，永熾要去日本留學，留學必須獲得教育部允許，公文由台大送到教育部請其批准，一般一個月以內就會批下來，但一個月過了，永熾還是沒收到，學校要永熾到教育部查看。他去了好幾次，每次去問，承辦員都說：「還沒有批下來。」眼看日本那邊快開學了，實在不能再等，他只好去公文堆裡翻找，結果發現他的文件被壓在最下面，比他晚好幾步送出的公文都在他的前面，一切只因為他不肯送紅包。他性子倔，覺得收受紅包是不對的，絕對不幹這種事，於是他把自己的公文抽起來放到上面，盯著承辦員，承辦員才不甘不願地幫他辦理。那時行政系統就是這樣，每個機構都一樣，如果你沒送紅包，就把你放在最後面，別人一送紅包，馬上幫他處理。
台灣中小企業利用送紅包加快出國的手續，出國後，拎著放有商品樣本和相關資料的○○七公事包，在國際上到處闖蕩、拜訪客戶，給人家看樣本，推銷貨品，就這樣走出了台灣經濟奇蹟。一九七○年代因此流傳一個俚語：「提著○○七（的皮包）走遍天下」。
延續之前的離農現象，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出現了都市化，加上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以及很多中小企業在國際上找出路、賺頭路、闖出一片天，慢慢地發展出中產階級。由於國民黨控制得很嚴密，要做什麼事都很麻煩，像是不送紅包就無法有效率地處理好事情，政治上也有很多限制，所以中產階級興起後，就希望能夠開放，開始要求政治的民主化，也有許多中產階級願意把錢拿去支持反國民黨的異議人士。於是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左右，漸漸出現了一些異議雜誌。
有人說一九七一年創辦的《大學雜誌》是異議雜誌，但說得不好聽一點，它其實是蔣經國的打手，用來打擊宋美齡這些元老派，要之前的掌權者退出，進行世代更替。所以，真正具有時代意義的異議雜誌，是一九七五年康寧祥和黃信介（主要是康寧祥）創辦的《台灣政論》。只是《台灣政論》出了沒幾期，就因為刊登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學者邱垂亮的一篇文章：〈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引來當局不滿，才出了五期，就被禁掉。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