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泰迪時刻」降臨了嗎?──從「不要挑釁中國」談起(下)

Y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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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航母遼寧號。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中國的「泰迪時刻」降臨了嗎?

面對1989年「六四事件」以降的全球封鎖與猜疑,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宣示了中國積極納入世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美為師的中國,開始嘗試扮演初生美國的角色,模仿美國與英國在美洲區域內維持特殊夥伴關係,中國則在亞洲區域內與美國維持特殊夥伴關係。雖然因為「台灣問題」偶遇亂流,但仍然享用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所提供的安全航道、自由貿易、美元自由匯兌與和平穩定的區域地緣政治環境。

以中國加入WTO與舉辦奧運作為象徵時刻,中國的茁壯是建立在美國作為技術、市場與世界秩序的提供者之上,著名史家尼爾佛格森所謂「Chimerica」,其實就是19世紀英美特殊夥伴關係的當代版本。

2014年,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戰略教授福爾摩斯(James Holmes)察覺了可能到來的「泰迪時刻」,因此在”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寫〈Why Xi Jinping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Teddy Roosevelt?〉(習近平與老羅斯福為何有這麼多相似之處?)一文。

該文表示,除了兩人都熱衷於國內打貪外,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與老羅斯福一樣,也是一位海軍元首。兩人都認識到,一支強大的艦隊,對維護國家利益與拱衛海上勢力範圍的重要性。美國強大的海軍取代了英國海軍過去百年來巡弋加勒比海,維持海上通道暢通的任務;同樣的,中國組建完畢後的海軍,也將拱衛自身海上勢力範圍如南海,並試著突破第一島鏈,以海權的確保,促成中國「泰迪時刻」的到來。

但該文沒有提及的是,美國花了近百年的時間,到了老羅斯福的「泰迪時刻」,才讓「門羅宣言」脫離大英帝國的支撐,成為真正的「門羅主義」。在真正的泰迪時刻到來以前,新生美國是靠著大英帝國的全球海軍維持海上通路,並拒斥歐洲干預美洲的支持下,方才成功崛起。其中,兩者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可如今美中之間,從貿易戰、科技戰至地緣政治的全面衝突已然升起,預見了彼此特殊夥伴關係的榮景不在。中國只花三十年,要走完過去美國近百年走完的路,而且是在,與當代世界秩序提供者美國鬧翻,而不是夥伴的情況下,這是否有達成的可能呢?

2020年的今日,台灣之於中國,真的可以是美國的古巴、波多黎各或巴拿馬嗎?不停航出第一島鏈的中國軍艦、飛越海峽中線的共機,乃至固守於南海的人造島礁,可以是老羅斯福巨棒揮舞下,巡弋於加勒比海耀武揚威,又介入中美洲各國的軍艦嗎?

當現今的美中關係是過去的英美關係時,鄧小平可以是門羅,江澤民與胡錦濤可以是讓門羅主義逐步成熟的波爾克與格蘭特,但習近平真的可以是老羅斯福嗎?中國的「泰迪時刻」真的會降臨於維尼之手嗎?

全世界都在看。但光是看,有用嗎?如果中國真的花了美國三分之一的時間,成功走上了強國之路,那美國的應對方案是甚麼呢?

建制派的解法:以台灣為例

美國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一直以來都是華府重要的言論方向與理論前沿期刊。而以哈斯(Richard Haass)為領導者的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對外關係協會)外交政策學者專家,只要在該期刊發文,都是動靜觀瞻,是全球觀察家預測華盛頓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

近期,台灣的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已有多篇文章,把目光放在以哈斯為首的建制派言論轉向。哈斯與薩克斯(David Sacks)在”Foreign Affairs”中,發表了〈American Support for Taiwan Must Be Unambiguous〉(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清晰)一文。

其中強調,過去他們支持美國對台海問題要「戰略模糊」不表態,因為這樣美國才可以在政策上更有彈性,更符合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國家利益。但因為現在,美中國力差距縮小,所以美國反而應該在台灣問題上畫下底線,走「戰略清晰」明確表態,避免雙方因為誤判擦槍走火。

多數台灣人對這種說法感到興奮,認為這代表,無論美國總統是誰當選,對中國政策上「集體屠龍化」,已成為學界與公職構成的外交體系中道理性「建制派」之共識。

建制派之外:不可共量的其他解決方案

長期觀察與閱讀以哈斯為首的這批建制派所發表之學術著作,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美國外交圈中其它廣義的屠龍派,像是,軍系戰略優勢派、商業國家利益派,乃至基督教新保守主義反共派,面對中國乃至任何與美國有潛在安全衝突的敵對國家時,以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論」來說,建制派與上述派別彼此心中信仰的,可能是「不可共量」的相異解決方案。

本文畢竟不是學術文章,請允許我們粗暴的進行簡單分類。上述各派,雖然心法手路各有不同,但美國歷史上面對敵對國家的行動方案不外乎三種。一為單邊主義、二為兩極對立、三為多邊主義。

第一、單邊主義強調,作為當世最強國家的力量與權威優先。領導友邦時,單邊主義者認為最強國家應當以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的各種手段,毀滅潛在的敵對國家或霸權挑戰者;並且以帝國的威信、不對等的法律關係與絕對物質權力的優勢,實踐上搭配多個雙邊互動,來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冷戰結束後直到2010年前後,中俄陸續以南海和克里米亞挑戰美國世界秩序為止,美國對外政策,配合國際權力結構「一超多強」的格局,自然是以潛在的單邊主義來達成國家利益。

第二、兩極對立是以自身意識形態與物質力量在國際上拉幫結派,對敵意國家進行全面的遏制與圍堵。二戰結束後的冷戰,乃至於觀察家不停強調的新冷戰,都是這樣按表操課,以動員整體國力擊潰敵對陣營與國家為職志。二元對立的敵意下,兩個堅壁清野陣營構成的兩極對立結構,會迫使其他非主要國家面對主導國家的壓力下,進行必要的決斷與選擇。

第三、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強調國際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區域內、乃至全球層次上友邦的配合,藉此達成敵對國家的馴化,並且善於利用不同對象間的友好、競爭或敵對關係來達成自身的國家利益。維也納會議後,奧國首相梅特涅主導的歐洲協調,以保守舊皇室勢力彼此協作,共同鎮壓歐洲風起的各種左翼與民族革命,就是一種多邊主義的協調機制;歐巴馬時代,強調各個區域國際組織的安全對話與經貿合作,乃至於國際制度的民主參與精神也是多邊主義的典型作法。

球是圓的,外交政策也是

若是以球類運動來比擬外交政策,單邊主義就是所有人去搶一顆球的足球、冷戰兩極對立就是一顆球打來打去的網球、多邊主義則是攻守組平行,且不停攻守交換的困難棒球。

雖然美國是世界棒球強權,但從巴勒斯坦、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到東北亞的六邊會談,美國在冷戰後,多方嘗試以國際組織與國際制度的多邊協商機制來達成政策目標,卻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事實證明,多邊主義下的大國協調、聯盟政治,乃至於民主參噢,這些都是歐洲外交史上高端玩家的玩法,並不是慣講經驗主義直白邏輯的美國人可以達成的玩法。

建制派的問題

關於美國人的直白,這點當年自歐陸躲避納粹因此西渡,在美國開宗立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宗師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就曾在首發其政治思想的國際政治理論書籍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後,遇到了空前挫敗。一直到摩氏痛定思痛,將複雜而繁瑣的思想史,歸納出簡單的「現實主義六原則」,並發行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一書後,直白的美國人,因此得到了外交實踐上宗教式的神諭,也才有二戰後美國對外行動,理論與實踐上的當代基礎。

如同摩根索所親身經歷的,長期注重實用主義的直白美國人,適合的,就是簡單而粗暴的一元總攬或二元對立。要不就是爆發戶式的全球帝國,要不就是針鋒相對的兩極體系。妄圖以民主參與精神支撐的多邊協調機制,馴化地緣政治國家競爭的本質衝突,結果就是二戰前國際聯盟的失敗,與各種徒勞的綏靖談判,乃至近幾年冗長而無效的,甚至被中共反向滲透的各種國際組織與制度。

總結美國外交史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歐洲乃至亞洲的成功,從來不是以梅特涅式的歐洲協調、也不是以俾斯麥式的聯盟政治,更不是靠推廣民主參與理念所支撐的多邊國際制度與組織,而是做好兩極體系的冷戰,在歐洲推行北約組織、在亞洲推行美日安保,對共產世界作全面的圍堵;或是在冷戰後,憑著國際威信與超強的綜合國力與全球軍力,強勢主導國際局勢。

所以當代美國外交圈建制派的協調論、多邊想像,乃至支撐多邊機制的民主參與精神,面對台海緊張局勢的升溫,與中國對當今世界各領域的滲透,無異於還是把美國重新帶入失敗的迴圈。

面對主流建制派多邊主義協力論述與民主參與精神聖囂塵上的樂觀,伴隨著冷戰結束席捲美國外交政策圈,曾著有〈Say Goodbye to Taiwan〉(對台灣說再見)一文而聲名大噪的攻勢現實主義宗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曾在那樣的時刻,不合時宜的說:「為何我們很快就會開始懷念冷戰?」("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面對當下,中國追求彎道超車的「泰迪時刻」,以及建制派對多邊主義乃至民主參與精神的執著時,我們可能也該不合時宜的說:「為何我們很快就會懷念新冷戰?」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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