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座談會，持麥克風者為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圖片來源：許恩恩攝
社會學家愛麗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由其博士論文改寫的著作《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最近由衛城出版社上市。這本書2014年於美國出版時先是引起了學界、媒體界的讚賞，然後到2015年開始遭受到相當大規模的批評與質疑。
該書的內容引起了什麼樣的爭議，為讀者及學術工作者提供了哪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可以參考台大社會系黃克先教授為此書寫的導讀〈是「誰」，在逃？──書寫底層的政治、倫理與抉擇〉。由於這本書在臺灣出版，近日也有電子媒體翻譯了一封批評此書的著名公開信〈給愛麗絲高夫曼的一封信：《全員在逃》的學術倫理極限〉，其中以種族議題與身份政治的視角切入，相當尖銳，也引發了更多關於此書作者及學術倫理的討論。
必須誠實揭露的是，我在閱讀這本書時的確得到因為劇情刻劃的豐富和轉折而得到樂趣，某種程度或許坐實了批評者認為此書以討好觀眾的手法、獵奇化角度描繪底層黑人的生活。同時，我也認為的確透過此書能夠更深入的瞭解美國司法警政體系如何監控黑人社區，乃至於形塑了這種非法逃亡的循環體系，因此相當有收穫；甚至在閱讀附錄有關研究者自我揭露的筆記時，情緒上是相當觸動。作為一名在臺灣的普通讀者，先是得知了此書引起相當大的爭論與批判，才真正去讀完這本書，不禁覺得自己這種「正面反應」有些政治不正確。為何在美國那麼多人閱讀之後感到不安、憤怒，身在臺灣的我卻覺得相當精采、富有收穫而未覺查問題？
這或許反映了此書進到不同社會情境的脈絡差異，也反映了整體政治環境對種族議題的敏感度。置身在一個離貧窮黑人問題比較遠的地方，或許能夠比較舒適的檢視這些內容。在閱讀後沈澱一陣子，我也開始反省書末自我揭露的情感張力是否也是彰顯研究者個人的同理心與義氣的道德觀，書寫策略上是否反倒使原先要傳達的議題失焦。
然而，縱使有此自省，我還是想多談一些在這波沸騰的爭論之中比較少被討論的東西。即便我們同意這本書及其作者有許多地方可供檢視與批判，但若因此忽視其中精彩之處就可惜了。除了描寫年輕黑人的逃亡情境與其生活世界，例如黃克先教授提到「乾淨的人」這一章描繪周旋在灰色地帶或者與逃亡者、犯罪者維繫某種距離的人，對於整體社區的樣態有更立體的描繪。而我想特別提的是有關女性角色的刻劃。
在〈當警察來敲門〉這一章節，作者提到當年輕男性處於遭受通緝或者緩刑、假釋過程中，有許多女性則被警察逼迫要提供這些人的訊息，也就開啟了一種身份上的轉變，就是從一個親密的重要他人變成告密者，只有少數經驗老練的人會成為抵抗者。作者描述了這些女性（包括她自己）遭受警察暴力對待以及脅迫的過程，最後在自己、孩子與男人的利益權衡之下做出決定。
告密行為雖然會為女人帶來私人與公共生活上的困擾，需要使力挽回自己的人際關係、聲譽，但相對於「逃亡」，接受判決或審訊有明確的終點，因此也能在男性入監後慢慢修補承諾關係。另外，作者也在第四章〈將法律麻煩轉成個人資源〉之中，提到了男性會以通緝作為自己失敗的藉口，而監獄威脅則是女性對付男人惡劣行徑的武器。顯示了女性並不只是被動受警察強迫，而是在決定的過程中受到種種主動、被動的條件變項所影響，也彰顯了「逃亡」、「監獄」對他們的社會生活其實具有多重面向的意義。
這些田野資料內容可能是因為作者的性別身份而能夠與女性角色成為姊妹掏才得以取用，描繪這些逃亡男性身邊的女性如何經歷內心的拉扯、其行為邏輯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這些貢獻或許是其他男性研究者所無法取代之處。因此，我認為此書還是相當有價值一讀，且不只是針對作為民族誌方法論及倫理上的討論，回到本書原本欲傳達的內容及其衍生議題，無論是從性別或其他的角度，還有更多面向值得被討論和評判。更可以思考放回到臺灣的脈絡，族群議題及貧窮治理的議題是如何被理解，又該如何被書寫。
作者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就讀中。現為廢死聯盟公民審議專案志工。曾任北大翻牆社社長、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