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用哈哈鏡看韓國疫情

韓國總統文在寅。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最近常能看到批判文在寅政府的留言出現在台灣報導韓國武漢肺炎的新聞上，由於地緣環境與政經發展軌跡的類似，但又同時擁有幾乎相反的產業結構和歷史觀，韓國對台灣成為恐怖谷理論般的詭異存在，輕易地被投射成平行世界的台灣。

於是，韓國成為平行世界的台灣，在網路上最常看到的例子便是文在寅被稱作韓國馬英九，而韓國發生的種種便好像成為如果親中派在台灣再次執政必然會產生的下場。在這種心態的推波助瀾下，尤其是當目前韓國疫情進入社區傳播的初期階段，台灣媒體便樂於只擷取會產生爭議的字句與輕率地放置聳動的標題來賺取點閱率，但韓國實際對應方式的細節與邏輯及民情反應為何，其實台灣人多數並不知道。

台灣媒體有數篇報導，將文在寅政府送200萬口罩和防護服及韓國口罩生產原料可能中斷一事掛勾的新聞，但在作者搜尋能力所及範圍的資料，並沒有任何韓國媒體將這兩件事一起討論，頂多是報導送口罩跟口罩缺貨一事，與原料無關。

關於送口罩一事，台灣媒體漏了後續的發展，在自由韓國黨最大在野黨議員的抨擊下，外交部出面解釋，口罩是由民間的中國留學總校友會 （중국유학총교우회）及中國武漢大總同門會（중국우한대총동문회）自發性募捐的，並非由政府主動捐贈口罩及防護衣，政府只是因為武漢已經封城，於是調派飛機協助運輸而已 。

但緊接著保守派媒體《朝鮮日報》披露，其實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朴釘身兼兩個校友會會長，引發在野黨的再次批判，直指正是送口罩的舉動，導致韓國人民口罩大幅漲價甚至缺貨的情況，而朴釘表示這只是為了4月國會大選惡意的政治操作 。也許正面解讀，就是文在寅為了親中及事大主義，不顧國民健康安全，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1月30日正值韓國撤僑交涉階段，或許正是因為這批口罩及防護服，韓僑才能如期歸來，如果因為斷然宣布口罩禁止出口問題與中國起衝突，也許在撤僑事務上會遭遇到更多的刁難。

根據《中央日報》在2月6日的報導，韓國口罩日產量可達800萬，庫存也有3100萬張的程度，在文在寅政府計算中，如果能用200萬張口罩及100萬防護服換得韓僑逐批歸來，換算起來並不算是太大的代價，還能在中國面前累積信任，同時可以留待之後疫情嚴峻時再順勢調整。

接著是光州21世紀醫院封院問題。日前各大報以斗大標題寫著，「和平醫院翻版 南韓光州醫院封院121醫護患者全隔離」，將2003年SARS疫情爆發和平醫院封院一事與光州21世紀醫院相類比，但這件事在細節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韓國疾病防治體系上，隔離措施是由地方政府負責的。一如和平醫院封院是由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所決定，由YTN所揭露的隔離混亂，生活必需品不足的情況，反而是在新聞揭發後，不到1天的時間中央政府便介入解決。二是封院方式，21世紀醫院封院是先將低危險與高危險患者分群後進行隔離，高危險群留在院內，低危險群移至光州消防學校的宿舍進行隔離，都採1人1室為原則，與和平醫院直接封院，混雜不同風險的病患並不同，所以直接用「和平醫院翻版」這樣的描繪是有問題的。

關於口罩消費端，韓國政府目前並沒有直接介入價格機制，配給口罩，因為按韓國政府說法，口罩問題並非在產量本身，而是物流問題，所以仍讓市場自由運作，但依公平交易法啟動緊急供需調整措施 ，強制各生產商及通路商通報生產、銷售及進出口各項數據（也就是說，其實是接受國外訂單出口的），同時用司法手段處罰囤積及哄抬價格，為了限制水貨客，也禁止旅客攜帶超過一定數量以上的口罩出境。

直到因為大邱慶北地區的嚴峻情勢，才將在26日限制生產商只能出口當天製造量的10%，同時在公家指定的販賣場所每日販賣500萬張（目前每日生產量約50%）口罩，試圖以量制價。關於口罩生產端，並沒有如台灣媒體所暗示的，中國政府意圖停止向韓國出口口罩原料的證據。根據MBN及《忠清日報》等獨家報導（這也是台灣媒體所轉載的報導），雖然其他原料足夠，但作為口罩核心原料的濾網大部分由中國進口，在中國口罩需求上漲的情況下，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廠商濾網面臨不足的情況。

而根據《朝鮮日報》最新的採訪結果，在目前產量上看1000萬張的程度，國內過濾器供應應該還是足夠的，不足的原因應是從中國進口原料的代理商囤積原料 。根據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口罩生產量達每日1250萬張，在未來能達到每日1600萬張，而生產濾網的國內廠商也從7家增加到11家，在檢測上從目前的每日檢測近一萬人 ，計畫到3月提升至每日13000人，為了避免院內感染，也將推行遠距醫療 。

另外，最近在台灣激烈討論的確診病患動線公開問題，韓國最初之所以選擇公開資訊，是因為2015年朴槿惠政府在MERS疫情初期，拒絕公布患者所在的醫院及地區，導致疫情蔓延，之後才修改傳染病預防及管理法強制公開資訊。這次疫情，在社群媒體上已經出現各種假新聞，散佈錯誤的動線資訊，使沒有患者到訪過的商家徒增困擾，業績也受到嚴重打擊 ，如果由政府主動公開正確的動線資訊，便能減輕假新聞的傷害，只能說韓國政府和台灣考量的點並不一樣，其實並沒有誰優誰劣的問題。

關於政府的防疫評價，根據韓國蓋洛普在2月第三周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其實仍是正面多於負面。雖然對文在寅政府的施政，肯定和否定評價不相上下（45%對46%），但在細分的事項上，有百分之34的受訪者出於對政府防疫的表現而給予肯定評價，否定施政的原因並非出於政府防疫失敗，而是民生問題及經濟情勢不佳佔主要因素（27%），另外一家民意調查機構 Realmeter所做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出類似的結果。

另有News1及RnSearch於2月26日釋出的最新民調，News1顯示在目前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對政府防疫評價仍是正面稍微高於負面（49.1%對48.4%），Rnsearch則顯示和上週相比，文在寅政府的支持度反而上升了2%（43.1%到45.2%），也就是說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出現如台灣媒體所說，出現罵爆或政府民調崩盤的狀況，而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的總體支持度仍穩定領先最大在野黨自由韓國黨，穩定在3成多到4成之間徘徊，至於會不會因為由於新天地教會在大邱慶北地區導致的疫情爆發，讓領先情況有所變化，則比想像中的複雜。

一方面大邱慶北地區由於係朴正熙出身緣故，在當初威權統治時期，將政經資源大規模投放於此（這與被疏離的全羅道成為進步派票倉有密切關聯），傳統上便是保守派票倉，即便在2016年燭光革命的民意海嘯下，2017年總統選舉文在寅為首的進步派仍無法攻下大邱和慶北，保守派甚至在慶北大贏30%，這次疫情將成為文在寅是否能在大邱慶北突破障礙，抑或是更加深對進步派厭惡的轉捩點。

除此之外，也取決於接下來政府對疫情處理的節奏（包括對新天地教會的處理）及對封關國民請願的回應方式。目前韓國疫情總人數迄2月29日已達3150人，死亡人數則上升至17人，而與新天地教會及大邱慶北關聯的病例占了一半以上，基本上在檢測對象持續擴大，尤其是目前政府已取得新天地教徒所有名單並強制全體接受檢測的情況下，病例不斷增加甚至成噴發式增加是可以預料的結果，所以重點並不是在病例增加這一事實上，而是政府能否將病例的增加限制在大邱慶北地區及與新天地教會有關的對象，以及在國境議題上安定民心，增加人民信任。

如果政府應對得當，反而能將責任轉嫁到新天地教會，將自己塑造成在新天地教會突破防疫網，甚至讓自由韓國黨國會議員接受檢測，國會因此關閉的狀況下，仍有減輕災情及在各強國之間外交自主的能力，但如果應對失當，在今年4月即將進行的國會大選，將會大幅拖累執政黨的國會席次。

在武漢肺炎初期應對上，文在寅政府在境內並沒有犯下嚴重錯誤，在防疫動作上也沒有拖延，和台灣頂多是做法不同而已，但少數出現漏洞的便是涉外問題。早在1月23日的國民請願公佈欄上，便已經出現全面禁止中國人入境的請願，而在連署截止的2月22日時，請願人數已經突破75萬名 ，當連署突破20萬，總統就必須給予回覆，而在野黨也主打國境議題。

但截至目前，韓國政府只有針對曾入境過湖北省的外籍人士禁止入境，並沒有像台灣一樣將禁令擴及中國全境，根據韓國疾病管理本部的資訊，大邱新天地教會出現的超級傳播者在得病前，曾和來自中國分部的教徒接觸，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韓國比台灣提早大幅增加病例的原因，只是，國境問題對目前的韓國政府來說，卻猶如燙手山芋般的存在。

因為在全球國際分工的情況下，韓國產業鏈已經大幅整合進中國，根據韓國對外經濟研究所在2月20日的研究報告顯示，韓國在中國對世界出口中間財的比重上為世界第二（6.5%），僅落後於美國的10.7%，舉凡電子用品、纖維衣類、機械產業、汽車零組件、化學產業、次級金屬產業等，而這些幾乎都是韓國的支柱產業 （日經日前也有類似的報導），而在限韓令尚未真正解除，中美貿易戰及基本工資大幅上漲的情況下，之前韓國經濟就已經呈現衰退。

雖然限韓令及中美貿易戰促使各企業展開脫中國化（탈중국화），文在寅也推動新南方政策分散風險，舉例來說，根據上個月19日韓聯社的報導，自2016年算起，以三星為首的韓國企業已經使韓國連續三年成為對越南直接投資總規模最大的國家，超越日本和中國 ，同時現代汽車也將於明年在印尼正式投入量產汽車 ，但在供應鏈調整並非一時半載就能完成的情況下，顯然武漢肺炎還是對韓國經濟產生衝擊。

根據《朝鮮日報》，三星在中國的ODM工廠將減產至少10% ，而JTBC則報導韓國汽車供應鏈已經近乎斷鏈，現代汽車目前在蔚山的工廠在2月4日已經停工放無薪假，2月20日復工也只有平時百分之20的水準 （BBC也有相關報導不過是針對全球汽車業，不只韓國）。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刻，如果政府提早針對中國全面封關（包括口罩出口問題），也許會在薩德風波之後，成為中國第二波主動經濟報復的藉口，這對韓國經濟不啻為三重打擊。

前面已經提到，對文在寅施政成否定評價的最主要理由已經是經濟不振，假設第二波經濟報復成真，即使成功預防疫情蔓延，對執政黨選情可能還是會造成不小的壓力。如果用台灣來類比的話，最接近的情況大概就是在目前台商仍跨海峽自由移動以及同樣和日本、韓國經貿旅遊互動密切的情況下，是否在疫情擴散下進一步限制交流的問題。

這裡需要澄清一件事，在時間序上，韓國經濟衰退的開始並不是由於所謂的親中，而是因為美軍2016年在韓國設置薩德導彈導致限韓令的緣故。在限韓令下，韓國受中國貿易與觀光制裁，韓流也限制進入中國市場，包括拒絕韓國藝人簽證及演出中國節目、禁止引進韓國綜藝和影視作品、停止投資韓國文化企業等，對韓國文化產業衝擊尤其巨大，直到去年由於防彈少年團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的成功，才終於扭轉三年來韓國文化產業出口的貿易赤字，回到限韓令之前的水準。

與對台多使用胡蘿蔔讓利的方式相反（當然此經濟利益在實際上有沒有惠及大多數人及其統戰意圖是另外一個討論的層次了），中國對韓國則多是使用大棒教訓的態度。文在寅上台後，所謂的親中其實只不過是為了解決薩德導彈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所產生的策略（新南方政策的推行或許可以做為證據），而非台灣人所解讀的進步派必定反美親中反日，而保守派便絕對親美反中親日，因為在過去身為進步派的金大中上任期間堪稱韓日外交黃金時期，但保守派的李明博卻登上獨島，導致韓日關係緊張。只是目前看來由於薩德設置的事實仍然存在，近日美軍更打算升級薩德導彈系統，往中國妥協的策略直到最終也沒有取得中國完全的信任。

目前政府已將警戒等級升高至嚴重，但對於封關政策仍未在青瓦台給予正式回應，只是在國會在野黨議員質詢下，保健福利部部長暗示性地說，「比起禁止入境，應該集中防疫力量在阻止國內新增確診病例」。坦白說，也許對中國封關對現在的疫情頂多只是亡羊補牢，但在對民眾宣示的立場上還是能起到一定的象徵意義，就算政府最終不封關，如果政府只是持續保持迴避模糊的態度，將會喪失國民信任。

文在寅在2月21日的冠狀病毒19號對應經濟界懇談會（코로나19대응 경제계간담회）上，試圖對各界信心喊話「國民和政府一起出力，防疫和經濟這兩隻兔子都必須抓到（국민과 정부가 함께 힘을 모아 ‘방역’과 ‘경제’, 두 마리 토끼를 다 잡아야 한다）」 ，只是如果再試圖同時抓住兩隻兔子而猶豫不決，最後可能會什麼也沒抓到。

作者在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意外自學學會韓文，從此在又黑又冷的瑞典讀經濟的空閒時光，關注著世界另一邊情勢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