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某些荷蘭共和國的人來說，一六五三年可能有點像許多美國人心目中的一九六○年。一場大型戰爭剛剛過去，此時大眾渴望將之和戰後時期拋諸腦後。社會上出現一種新鮮的現代氣氛，而一位年輕的新領袖挺身而出。約翰．德維特（Johan de Witt）是一位傑出的知識分子，身兼數學家與律師身分，對於線性代數的發展有所貢獻，牛頓也欣賞他的研究。此外，德維特也極為迷人。儘管身為荷蘭貴族之後，他卻堅定支持共和政體。他在二十八歲時被任命為荷蘭省議會的大議長（grand pensionary），是荷蘭最接近首相的職務。德維特的使命是讓國家維持在代議政府的路線上（不過這裡應該指出，德維特對民主的觀念僅限於攝政階級，唯有他們能在省議會掌權）。德維特認為，在開明的新政治界中，從國王與王子手中接收權力的人不是「血統純正的那些人」，而是依照「功績」挑選出來的人。
許多人認為，這是與西班牙長期對戰的結果。像德維特這樣的領袖崛起，當然是沉默者威廉不斷說的「自由」的意思。史賓諾莎和其他同樣支持共和政體的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國家正進行中的非凡實驗。彼得．德拉寇特（Pieter de la Court）是重要的共和政體擁護者，他和德維特有親戚關係，曾經寫過一本暢銷書，略述一個開放包容社會的優點。他將荷蘭自由主義與政治、宗教與經濟連結，並對比鄰近國家的歷史情境：「法國與英格蘭均缺乏宗教自由，但兩國都有君主政府，對進出口商品皆課以高額稅金。」然而：「與服侍或崇拜上帝有關的自由或包容是保護荷蘭許多居民的絕佳方法，並能吸引外國人前來我們境內居住。」
史賓諾莎十分景仰德維特，對於國家獲得的這個歷史性機會非常興奮，決心投身推動荷蘭自由主義。原本他從阿姆斯特丹遷居萊茵斯堡村（Rijnsburg）的一個集會教派社區，此時又搬到另一個位在海牙外郊的村莊，如此一來便可接近權力核心。後來他陳述自己的興奮之情與使命，在今天看來正足以表現包容價值的精髓：
如今我們擁有生活在共和國中的罕見幸福，每個人的判斷均為自由的、不受限制，可隨意崇拜上帝，而自由被視為超乎一切，彌足珍貴。因此我相信，我不應該從事吃力不討好或無利可圖的工作，在證明這樣的自由不會危及大眾和平之外，也證明若少了這樣的和平，宗教信仰將無法興盛，也無法確保大眾和平。
在那個世界，「自由」一詞經常讓人聯想到鬆散、弛緩、不道德與疏忽，而宗教、道德則可說普遍被視為是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必要條件。史賓諾莎賦予自己這項使命，要讓世人看到自由不是對秩序的威脅，而是對大眾和平及信仰來說不可或缺的要件。
這是一項輕率衝動的挑戰，一般人根本還沒準備好。我們很容易將它與現在這個時代做比較。當時如同今天，社會分成兩個基本派別。有些人覺得自由主義的概念包含了對更美好的世界的承諾，另外有些則認為，自由主義的概念含有破壞他們所知事物的種子，而這種人恐怕占了絕大多數。
不過，擁護共和政體的人數一度上升，而且表現亮眼。德維特曾在戰時進入政壇。英格蘭與荷蘭共和國之間的權力當時處於一種危險平衡的狀態，荷蘭擁有一個規模較為龐大的貿易帝國，英格蘭的軍事力量則比較強。當一六五二年的第一次英荷戰爭爆發時，英格蘭軍艦已經騷擾荷蘭的貿易與貨運船數年之久。這場戰爭對雙方都造成嚴重損害，對荷蘭人來說，他們的全球運輸網絡幾近停擺。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統計出損失，大量鯡魚船隊受損，共有一千兩百艘荷蘭船隻遭到挾持或摧毀。
約翰．德維特一腳踏入了這棘手的境地，正與處死英王的革命領袖、當時正受眾人擁戴為護國公（lord protector）的克倫威爾談判一項大膽與奸巧到令人嘆為觀止的條約。儘管雙方的民族主義立場南轅北轍，但是德維特與克倫威爾卻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讓奧蘭治王朝喪權。就克倫威爾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奧蘭治親王威廉（他是一六五○年企圖進攻阿姆斯特丹之後死亡的那個威廉的兒子，也是沉默者威廉的子孫中最年輕的一代）是一大威脅，因為克倫威爾最近才下令斬首了這個威廉的外祖父查理一世。對德維特而言，這一位奧蘭治親王的危險性甚至更大，除了對他的政府不利，也對共和政府這個構想威脅甚鉅。對他們兩人來說，他們顧忌的這個人年僅三歲只是一個小細節，荷蘭諸省內部的奧蘭治派勢力早已在年輕的威廉三世身後虎視眈眈。
這個條約的大膽與奸巧之處，在於一條並未載明於完整條約內容中的祕密附加條款。根據該條款，荷蘭同意威廉三世絕對不會被擁戴為世襲君主。這一條祕密附加條款之所奏效，乃因它只適用於荷蘭省。正式說來，德維特只是荷蘭省的領袖，而威廉三世若獲正式提名，就會成為該省的世襲君主。不過由於阿姆斯特丹的強勢，荷蘭省的勢力已經大到其領袖可左右國家方向的地步。因此，荷蘭擁護共和政體派的領袖與英格蘭敵人共謀，欺騙他在其他省分的對手，以防堵一個新的世襲領袖在其家鄉省分的優勢。
當祕密條款一曝光，全國各地的奧蘭治派人士在宣傳小冊子和講道壇上激烈抗議，可是當時條約已簽署完成，德維特的勢力銳不可當。隨著英格蘭結束海上攻勢，荷蘭船隊重返大海，強大的荷蘭貿易帝國也攀上新的高峰。此時，太陽底下的所有船隻似乎都航向艾伊灣，再進入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及倉庫。歐洲人能喝到咖啡和茶，也許都是間接拜德維特祕密附加在《西敏條約》（Treaty of Westminster）中的條款所賜，因為該條約簽署後，荷蘭的咖啡和茶進口量立即暴增，使得這些商品永遠融入了歐洲人的生活。聯合東印度公司深入極偏遠的緬甸，搜刮從錫到象牙等各種商品。荷蘭貿易商在印度與錫蘭取得強勢地位，開始建立殖民地，範圍擴及南非，並在波斯與廣州設置據點。在那段期間，聯合東印度公司成了世界歷史上最大、也最富有的公司，員工最終達到五萬人之多。
這些財富對於荷蘭省的助益勝過其他省分，更進一步鞏固了該省和德維特的勢力。最重要的是阿姆斯特丹因此獲益匪淺，這座城市的人均收入成長到了巴黎的四倍。阿姆斯特丹完成了擴張工作，納入東邊港灣中的所有島嶼，並在城市周圍建造新城牆。隨著愈來愈多移民湧入，這些財富也進一步改變了它的社會結構，令許多人驚奇或是不屑。英格蘭詩人安德魯．馬維爾（Andrew Marvell）就在作品中排拒荷蘭的存在，藉以反映他的同胞對這個鄰近國家在經濟實力上超越自己的那種既嫉妒又輕蔑的感受。他說荷蘭：
幾乎沒資格稱為陸地，
它只是大量堆積起來的英國沙。
馬維爾特別以阿姆斯特丹和它混合不同種族的人口、宗教和觀念為標靶，進行嘲諷：
當宗教搭上諾亞方舟，
從東方航向西方，
在這片未知土地上失事，每種宗教都忙著掠奪他們發現的東西，
因此在阿姆斯特丹，突厥人、基督教徒、異教徒、猶太教徒，
這些教派全都開始成長；
在那座良心之城，最古怪的意見
都被認真看待與討論。
強勢貿易同時促進了文化上的進步，我們可將這些進步整合成一組統計數據。在那個時期迅速發展的所有領域，包括物理、醫學、政治、藝術、工業、金融，最終都濃縮成為書籍，因為各領域的新成就最後均透過印刷品流傳。此時阿姆斯特丹的書店數估據已達到令人咋舌的四百家，出版社亦一度達到一百家左右。我所見過最值得注意的統計數據之一，是由維爾威（H. de la Fontaine Verwey，後來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研究「書籍之科學」）所提出的—在十七世紀全世界出版的所有書籍當中，有半數是在荷蘭諸省出版的。如果再納入另一項數據，就代表十七世紀全世界所出版的書籍當中，約有三成來自阿姆斯特丹。
在此同時，反對德維特的勢力雖然減弱，但未完全消失。它包含了兩個派系—奧蘭治派，他們如同大多數的歐洲人，認為國家需要一個君主擔任領導人與精神領袖；另外則是傳統的喀爾文教派，他們也和大多數的歐洲人一樣，認為國家政府需要以《聖經》為基礎。一六六○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他有一段時間在海牙受到奧蘭治王朝的保護）在克倫威爾死後復位，成為英格蘭國王，奧蘭治派因此得到英格蘭的奧援。奧蘭治派人士此時能反駁擁護共和政體派聲稱「民主運動正橫掃全歐洲」的主張，而且宣稱英格蘭的無君主政府實驗並不成功，已經來到無可避免的終點。宣傳人員搬演了一齣關於沉默者威廉的戲，提醒所有人，奧蘭治王朝領黨有方，曾經在對抗西班牙的戰爭中身先士卒。
德維特並未因此退縮。荷蘭與英格蘭第二度爆發貿易戰爭。在德維特的命令下，荷蘭海軍上將德．魯伊特（Michiel de Ruyter）直攻泰晤士河，進入麥德威（Medway），破壞英格蘭海軍的核心，世人稱那是英格蘭海軍史上最慘烈的挫敗。這次攻擊行動讓戰爭迅速劃下句點，並以對荷蘭有利的條件作結。
就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以及奧蘭治派和喀爾文教派不斷對荷蘭擁護共和政體派發動攻擊之際，史賓諾莎擱下了手上正進行的深刻、艱澀且偉大的哲學研究工作（他的《倫理學》〔Ethics〕），改撰寫另一本純粹的政治書。他將之取名為《神學政治論》（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這項決定多少妨礙了他希望爭取廣大讀者的意圖。儘管書名如此，它真正的目的卻是希望將神學與政治分開來。他宣稱，政治的基礎應為個人自由，是史上真正提出這個論點的第一人。他繼續表示，「民主是所有型態的政府當中最自然、也最符合個人自由的一種。」
於是我們看到現代西方自由社會的基礎在犀利、宣言式的印刷品上表達出來。那麼，史賓諾莎會在何處為如此的社會找到典範，並作為證據，保證個人自由確實能為社會帶來益處？這個地方並不遠。「阿姆斯特丹市享受到這種自由帶來的成果，包括它自身的繁榮，以及對其他人的欣賞。」他寫道，「因為在這個最繁榮發展的國家與最輝煌的城市裡，各民族與宗教的人和諧地共同生活，在將貨品託付給其他市民之前，他們不會提出任何問題，無論對方是富是貧，平常行事是否誠實。」
這本書在一六七○年初推出，迅速廣為流傳。大眾首度在白紙黑字上讀到有人主張《聖經》是人類的作品，而且當中充滿迷信，所說的奇蹟都是胡扯，因為聰明的現代人知道自然法則不可褻瀆，還有政府的成立不應遵照宗教的理念（因為「處理宗教及試圖解決其爭議的法律更有可能激怒大眾，無法發揮改革之效」），而是該依據理性、科學、世俗的原則。
對於這本書的「評論」很快就出現了。荷蘭各階層的教會自動自發地對書中內容提出各種反應：「褻瀆神明」、「危險」、「可怕的怪物」、「猥褻」。當時南荷蘭省的宗教會議所用的批判語言恐怕會讓當今的公關人士對這本書所引發的關注相當興奮，他們指稱「就我們所知，此書淫穢與褻瀆神明之程度乃世界史上僅見」。對於這本主張宗教與政治應該保持距離的書所引發的反應，史賓諾莎可能只是苦笑以對。這些反應包括宗教權威當局向政治權威當局抱怨，而政治權威當局不但附和對方，甚至鼓勵荷蘭議會予以查禁，此外還有例如荷蘭法庭這樣的政治權威當局稱此書「使靈魂墮落」。
攻擊此書的不只有宗教權威當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當今大學的哲學課程中常被人與史賓諾莎一起討論，但他對書中「對於《聖經》的嚴厲批判」卻大感驚駭。史賓諾莎希望用他的批判來支持荷蘭的擁護共和政體者，但就連這群人也譴責此書。一六七四年，荷蘭議會在荷蘭共和國查禁了《神學政治論》。
史賓諾莎知道這本書會非常熱門，因此書名頁上非但沒有出現他的名字，還印上一家捏造的出版社，就連出版地點也造假，謊稱是在德國漢堡，以期轉移某些怒火。消息幾個月後終於走漏，這位遭逐出教會的阿姆斯特丹猶太人所寫的書被認為攻擊了所有宗教，也攻擊了歐洲各政府的創立根基。
史賓諾莎對這些反應大感意外，他一直非常天真地以為，這本「熱門」書引發的一點小小爭議或許能為他的《倫理學》奠定基礎；他打算在那本書中完整闡述他的哲學。不過他很快就發現，《神學政治論》掀起的風暴所產生的效應正好相反。他的《倫理學》一直要到他死後才得以出版。當他心目中的領袖與英雄約翰．德維特也加入譴責他著作的行列時，或許就是他人生中最為苦澀的時刻。
事實上，即使德維特相信《神學政治論》所有的主張（這一點可能性不高，因為德維特雖然擁護共和政體，但並非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但支持這本書無異於政治自殺。德維特有回甚至拒絕與史賓諾莎見面，唯恐這見面場合會遭到政敵利用，此事堪稱政治疏離的經典案例。不過，德維特的對手還是想方設法地將他與這本書連結在一起。有人指稱《神學政治論》是「變節的猶太人在地獄中與魔鬼共同打造出來的一本書」，還表示它是在德維特「知情與共謀之下」所出版。
史賓諾莎可能希望《神學政治論》能對大議長德維特有所助益，但結果卻是背道而馳。德維特的大限將至。多年來他在歐洲戰區施展熟練的外交手腕，操縱不少政府領袖，加上荷蘭公司獲得大量利益，導致國外已有許多人對他積怨頗深，這些憤恨在一六七二年爆發，結果隨後的一場風暴為荷蘭的黃金年代敲響了喪鐘。
彷彿是君主對德維特主政下蓬勃發展的狂暴共和主義做出回應，英格蘭的查理二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這兩位歷史上貴族氣息最重的兩個國王，竟然同時進攻小小的荷蘭共和國。這場雙重戰爭的起因眾多，當中包括金錢在內，但查理二世有一個目的是要見到他外甥奧蘭治親王威廉登上荷蘭王位。德維特對此毫無戒備，他讓荷蘭軍隊維持弱勢，因為擔心奧蘭治派會利用軍隊力拱威廉成為世襲君主。此時外國軍隊兩面夾擊，荷蘭城鎮幾乎毫無防備。查理二世的弟弟約克公爵詹姆斯率領英法聯合艦隊，迅速瓦解了荷蘭的運輸業。十三萬名士兵從東方攻入荷蘭領土，曾經頑強抵抗西班牙八十年的各個城市在一週內紛紛潰敗，數千名市民在一夜間慘遭殺害，各地爆發暴動，各地市議會情急之下為了拯救民眾均表決投降。
荷蘭民眾對此的反應不是責怪英法敵軍，而是將矛頭指向德維特。對於奧蘭治親王，市井小民之間似乎一直懷抱著一種濃烈的溫情；對許多人而言，共和主義是一種抽象概念，然而一個圖像可以印在宣傳小冊和海報上的勇敢青年英雄，卻是他們能夠欣賞的對象。只要天下太平，這種民粹感受就能夠控制，但如今它卻一湧而出，難以壓抑。德維特為什麼與外國人串通，不讓他們的年輕親王掌權？他為什麼解散原本應該保護他們的軍隊？威廉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嗎？為了安撫民眾，德維特給予此時已年屆二十二的威廉一項榮譽的總司令頭銜。然而為時已晚，一切瞬息改變。民眾一覺醒來，發現國家遭人入侵，他們將責任怪到他們不食人間煙火、提出無能理論的菁英領導人身上。德維特立即成為眾矢之的，遭到冷嘲熱諷。當其他國家的君王與軍隊一同受訓，德維特卻是忙著將笛卡兒的數學原則翻譯成荷蘭文。一個國家比較需要什麼樣的領袖，是知識分子還是軍人？一六七二年七月，軍事入侵行動開始後僅僅四個月，荷蘭議會便在極大壓力下撕毀原本禁止奧蘭治親王威廉成為世襲君主的協議，讓威廉二世登上王位。
隔月，德維特遭刺客攻擊受傷，因為無法視事，他只好辭職下台。但民眾對他的不滿卻在此刻到達臨界點，一發不可收拾。海牙有一批群眾在政府所在地的內庭（Binnenhof）外面攻擊德維特和他弟弟，兩人遭到刀割、射擊、吊死、肢解，然後焚屍。一般民間的說法是，瘋狂的暴徒將德維特烤過的屍體狼吞虎嚥吃下肚。我們無從得知這個食人故事的真實性有多高，但它徹底說明了德維特與其他荷蘭共和主義者嚴重誤判了民眾對自由主義的感受。
德維特遇害時，史賓諾莎正住在海牙。萊布尼茲（他曾在書面上抨擊史賓諾莎，如今卻想成為他的朋友）後來曾到此拜訪史賓諾莎，他事後回想起那黑暗的一天。「他告訴我德維特遇害當晚，他覺得自己非出門不可，他想在社區裡張貼海報，用『最低等的野蠻人！』等字眼控訴暴民罪行。但他的房東鎖上大門防止他外出，以免惹來被碎屍萬段的危險。」
四年後，一六七七年，巴魯赫．史賓諾莎因肺疾辭世，享年四十四歲。在德維特遇害、民主政府的夢想落空之後，史賓諾莎人生最後幾年常在內省中度過。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以更審慎的措辭來表達。他依然相信民主是最佳的政府型態，但此時也更了解其固有的問題。他如此寫道：「貧困之人容易陷入激情，也傾向報復，而非仁慈。」
史賓諾莎認為，德維特太過天真，然而史賓諾莎自己也一樣。在荷蘭人的記憶中，一六七二年乃是災難年。這個國家遭到侵略與蹂躪，有一整片領土再也不屬於荷蘭。為了阻止侵略者，他們刻意讓不少土地淹水，結果留下濕透的殘破荒地，一片退化的地貌。共和國的政府型態瓦解，蓬勃發展的荷蘭經濟奇蹟戛然而止。在一段短到令人訝異的時間內，阿姆斯特丹身為世界巨擘的時代竟如此驟然地結束，而城裡那位偉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則遭人羞辱，撒手人寰。顯然地，自由主義的下場亦是如此。
作者畢業自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家、作家與記者，擔任《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特約作家、二○○八至二○一三年間曾擔任阿姆斯特丹約翰‧亞當斯學院（John Adams Institude）院長。著有《革命之歌》（Revolution Song）、《笛卡爾的骨頭》（Descartes’s Bones）以及《世界中心的島嶼》（The Isl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書名：《自由之城》
作者：羅素・修托（Russell Shorto）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