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支那」再論
「支那」是不是蔑稱？該不該用？到今天，彷彿時不時地就要重複這些議論。一方面，這種各執一詞的爭論絲毫無法得到共識，但另一方面，卻也能夠看到一些論文，如川島真〈「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日本外務省對中稱呼政策從外交史的角度展開翔實的史料分析，同時也具備了關照「中國」這個框架本身的視角；這顯示了「支那」的稱呼問題，不只是過往的課題，而是與今後中國研究息息相關的當今課題。稱呼中國為「支那」也好、「中國」也罷，但有意識地採取任一種稱呼時，我們在民族國家框架中產生的自我─他者認識究竟是如何？表露我們自身是先決條件，若不這樣，那麼去討論「支那」、「中國」哪個才適合，是不會有任何進展的。稱呼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意義，在上述的川島論文中已經討論得很詳盡，在此，我想更站在論述的框架下來思考這個問題。這也是探尋十九世紀末東亞世界中民族國家意識（nationalism）如何形成的工作之一。
一 做為稱呼的「支那」
「支那」作為一個國號問題，至今已有許多人對此發表意見。其中，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黑潮出版，一九六〇）裡，特闢「國號問題」這一節來討論，並歷史地概觀這個問題，其整理得十分有條理。
實藤敘述甲午戰爭之後孩子們以「日本贏了！支那輸了！」嘲笑清國人，並說：「從此時開始，日本人說『支那』這個字，當中就開始帶有輕蔑」（原文是以空格分段，以下同）。只是，他也引用當時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部的畢業生的紀念揮毫集《鴻跡帖》，並說：「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他們被稱為『支那』還有『支那人』，好像還未懷有厭惡的情感」，指出了這件很有意思的事實。
調查其第四冊（一九〇七年份的一部份），執筆者有九十五名，其中只記姓名不記籍貫者有三十三名，而看剩下六十二名的籍貫記錄方式：
支那 18
清國 12
中國（含「中華」） 7
不記國號者 25
這個時候，「支那」被用來否定滿州族的「清」，是帶有革命意義的。
不只是「支那」，「中國」同樣也可以被當作是基於不想使用「清」的意識所致；作為一種事後之論，實藤的這項指謫仍是有效的吧。而他也引用郁達夫和郭沫若所言：「聽到日本人說『支那』開始會感到不愉快，是隨著日本在二十一條──西伯利亞出兵──巴黎和會這一連串事件裡逐漸展露野心之後的事，也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事」。甚至，到了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抗議時，根據實藤所言，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行的《東京朝日新聞》外電是如下報導的：「中央政治會議看到日本政府以及人民給中國附上支那之稱，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也寫著大支那共和國。『支那』這個詞的意思非常不明確，與現在的中國也沒有絲毫關係。所以外交部立刻對日本政府要求：中國，以英文來寫是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則讀作大中華民國，今後請如此記述，若有公文書使用『支那』二字，則會斷然拒收。」
那一年年底，日本政府雖然正式將「支那共和國」改為「中華民國」，但是民間仍舊使用「支那」，中國留學生與日本人之間的爭論也相當頻繁。實藤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八日就已經以〈以中華來稱呼吧〉為題，投書至《東京日日新聞》。這封投書，是反對另一位投書者的──那位投書者則反駁了上述外電，並聲稱中華民國應該放棄「中華」這種驕傲自大的國號。而實藤當時的反對邏輯相當單純明快：既然中國不想要「支那」這個稱呼，「應該以他們看了會覺得正確的名字來稱呼」，「那才是民族間交際的正確禮儀」。但是，「日本人這種傾向使用『支那』、拒斥『中國』的心態，到了戰後仍持續著」，而實藤把理由整理如下：
１ 中國是傲慢的名稱。
２ 只有支那才是歷史的通稱。
３ 支那＝china，這是世界性的名稱。
４ 日本也有中國地方。
實藤對此則提出反駁：關於１，不管什麼國號都多少是如此，而且現在的中國並非傲慢的國家；關於３，有著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自己，並不會說「支那」，而且蘇聯稱呼中國是叫「Китай」（發音為Kitay，應源自「契丹」），所以那不能算是世界性的名稱；關於４，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日本的「中國地方」才比較不符合實情，應該改名為「本州西部地方」。而他花最多篇幅的，就是我剛才跳過的、關於２的反駁。他舉了許多例子來敘述「支那」這個詞的淵源，是經由印度而來的，雖然在佛經中時常可以看到，但是並未變成日文；這個詞被拿進日文中，最早應該是從新井白石《采覽異言》（一七一三）開始的，而後漸漸為地圖或漂流記所使用，但是「到甲午戰爭為止，庶民之間並沒有使用支那這個詞」。雖然他也正確地指出明治初期那個階段，時常因為「模仿西洋人說話」而說「支那」，但他要強調的，還是與甲午戰爭後蔑視中國的關聯。之後，明治、大正、昭和都接連一味地使用「支那」這個詞，然後，由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外務次官通告以及七月三日文部次官通告〈關於避開支那之稱呼〉，之後在報導、出版方面，使用「中國」的情況總算漸漸地取代「支那」，而也由於新中國的誕生與躍進，使「日本人能自然而然地說出中國這個字」。
實藤的議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而例如下面這個段落，最能清楚展現他的議論。
文字寫下了語言，卻不能如實反映語言。語言有男性、女性的音色，而同性之間也有不同的個性。有高低，有強弱。此外還能加入喜怒哀樂的情感。語言實在是有很多面向，相對地，文字只有一個面向。
現在，如果是針對「支那」這兩個文字來討論的話，那自從源於印度的發音被中國人以漢字寫下之後千餘年，就一直都沒變。但是，這兩個字被尊敬地說跟被不屑地說，音色完全不同。大正之後日本人看中國人的目光就不一樣了。因此，嘴裡說出的「支那」這個詞的音色也不同了。因為是以明治時代說「清國佬」的那種心情在說「支那人」，所以中國人聽了會反感。因此，明治時代留學生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的日本人說的「支那」，就變成了大問題。
實藤的這套邏輯，讓那種認為「支那」一詞是歷史詞彙、自身不帶有歧視之意故可毫無顧忌使用的意見變得無效。焦點不是在「支那」這個詞，而是在對中國的輕蔑態度上。實藤彷彿也在追問：會對捨棄這個曾經帶有輕蔑意味的詞彙感到遲疑，不正是還帶有輕蔑的緣故嗎？這套邏輯愈單純就愈有力，且也是因為他將論點集中在「輕蔑」上，才使得這樣的提問得到力道；但是，也因此，他較少回顧為何「支那」這個詞在明治以後變得特別醒目。也就是說雖然他透過仔細的考證，說明了這個詞在明治以後漸漸為人所使用，可是他卻沒有關心為什麼這個詞會被使用。
在提到庶民階級裡「支那』的普及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的時候，實藤一定會說到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蔑視，然而「支那」這個詞為什麼會與中國蔑視結合在一起的機制卻未被闡明。如果從實藤之論述來延伸的話，「支那」這個詞的普及和中國蔑視，兩者是個別出現的，在那個時間點「留學生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而兩者緊密結合，則是因為「大正之後日本人看中國人的目光就不一樣了」的緣故。但是，如果「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時的「支那」，其實就已具備了全部的條件的話呢？「帶有革命意義的」「支那」與「模仿西洋人說話」的「支那」。實藤偶然指出的這幾件事，其實可以結合成同一件事，而那也正是問題的核心。
但是，在急著往下之前，做為國號的「支那」問題還有另一位評論者，竹內好。讓我們來看看他的評論。
竹內好的評論活動十分多面。他的許多中國論跟得上時代，也給時代很大的影響。他的國民文學論是其中最突出的討論之一，而中國的國號稱呼問題，也是顯示他對中國認識的重要討論。竹內對這個問題相當熱中，也是他「幾個擅長的領域」（〈為了瞭解中國 九 支那與中國〉，《竹內好全集》十，筑摩書房，一九八一）。
竹內與實藤一樣，都從戰前來討論「支那」這個稱呼。但是，他那時的態度和實藤有些許不同。一九四〇年，在雜誌《中國文學》第六十四號上，他如是說。
過去稱呼支那，確實是為了輕蔑支那嗎？現在稱呼中國，就一定不帶有輕蔑嗎？任何人若不捫心自問就想要提出語言的問題，那麼沒有比這個更背叛文學的了。〔……〕如果確實把支那這個詞給用盡了，那麼用中國來代替支那不過是舉手投足之勞。現在就努力練習使用支那吧。直到那一天來臨。
以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學》為中心的竹內評論活動，可說顯示了一種非常緊張的中國認識。由於「支那」這個和自己的存在有深刻關聯的詞彙已經存在了，那麼光是從稱呼之類的問題來討論是解決不了的。現在沒有餘裕詳細討論此事，但只要記得這段發言顯示了「支那」這個稱呼問題的深刻性即可。
戰後經過二十年，竹內於雜誌《中國》連載的「為了瞭解中國」第九回，以〈支那與中國〉為標題，再次提起了國號稱呼問題，之後便斷斷續續地持續著這個主題的連載。敗戰之後，「支那」這個稱呼雖然不被使用，但是圍繞著稱呼的轉換也有各種爭議。竹內根據這件事，再加上他認識到：「這個問題中，帶有日本與中國之近代史的全部重量。『瞭解中國』的意義、改變印象的意義，這些全都在其中」，所以才再度為了這個問題花費篇幅。
竹內的結論十分明確。亦即：應該稱呼為「中國」。這個態度，和先前引用的戰前姿態，有些許不同。要說是「因應時局」也可以吧，但是，他認為並非稱呼為「中國」問題就能解決的態度，和戰前則是連貫的。「把『支那』變成『中國』，這件事情本身並不壞。〔……〕不把錯誤當錯誤、不反省該反省的事情而改變，這樣將會留下禍根」（〈為了瞭解中國 十二 從支那到中共〉）；正如他所說的，在戰敗之後沒多久就發佈的通告上，可以看見「今後沒有任何藉口」、「總之不要使用支那這兩個字就好」之類的句子，這誠然是消極怕事，當然光是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竹內在十三年後，重新提起一九五二年青木正兒在《朝日新聞》投書〈關於支那這個名稱〉，並遭劉勝光在同報紙上猛烈反擊一事，並且這樣說。
語源本是美稱，對中國的佛教者而言是自稱，在歐洲語言裡也不帶有反感，這些是事實。指出這些事實也沒問題。但是，因此而說「日本人說的支那也是如何如何」，這種邏輯是不成立的。「『但是』日本人說的支那卻」──要用這種理路來展開，才算是站在問題的出發點。（〈為了瞭解中國十八正名乎〉）
這可說是他基本態度最完全的展現吧。只要不去思考為何只有日本人的「支那」如此被嫌惡，那麼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他如是說。
竹內所提到的這場青木與劉的爭論裡，劉的反駁過於感情用事，因此有許多誤認事實的地方。青木說明「支那」一詞由來的部分，比實藤還要來得精細，無愧為古典文學研究者，然而，竹內即使承認這部份，卻也說：「原本中國人就變得討厭『支那』，可是青木先生竟誤會這是甲午戰爭的結果，這裡很有問題，問題就是青木的史觀把甲午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視作連續的。」毋寧說「『支那』在中國得到公民權，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那麼，這個問題到底是為什麼會產生的？竹內理解其原因如下。
中國人開始對「支那」有嫌惡感，是從一九一〇年代開始，而這件事普及，則是一九二〇年代。換言之，中國國族主義的勃興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進入，這兩者相交，才產生了這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中國共產黨也好，都和這個問題沒有任何關係；這個問題不如說是在國民黨時代敏感多了。日本的政府、新聞、國民，也都無視於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要求，想要貫徹「支那」到底。換言之日本發揮了他的「干涉癖」。〔……〕禍根，就在輕視中國國族主義的這份歷史遺產上。為了想要消除國族主義而太過勉強，反而讓「無影之影」出現，還出現「支那」是侵略的象徵這種顛倒的議論。因而，也引起了「可惡！」的這種駁斥。（〈為了瞭解中國十一幽靈論〉）
竹內的這種認識，放在今天也算是一種有效的討論吧；但是另一方面，竹內獨有的這種「國族主義」論，也同時顯示了某些弱點。極端地來說就會變成這樣：對竹內而言，主張「國族主義」的主體是中國，而日本並不是以自身的「國族主義」來對抗，而只是想要將之消除而已。這樣的邏輯，可說是根植於竹內對近代的認識。「中國」這個名稱是「賦予一個文明圈或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總稱」；他也說，「『中國』這個詞的這種用法開始被人使用，是從二十世紀開始」，而「隨著近代國族主義的勃興，產生了訂定自稱的要求，雖然中國以外還有中華，或是偶爾也會使用支那，但是最後逐漸地固定為中國」──這樣的認識也是正確的。但是，為何日本要特地將中國稱呼為「支那」，關於這點，竹內卻未加敘述。反倒正是在這裡，才有中國蔑視這個框架所無法含括殆盡的、日本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國族主義。
竹內如此斷言：在明治時期「支那」這個稱呼，中國人也積極地使用，完全不是什麼歧視性的詞彙；然而，這個稱呼為什麼到了明治期，日本人也開始積極地使用呢？這一點，他也和「支那」擁護論者一樣，可能因為時勢、方便之類的理由，而不想加以探索。實藤也是一樣的。但是，實際上，稱呼中國為「支那」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幕末明治期日本國族化的一環；要是沒有這個環節，恐怕日本很難變成一個國家（nation）。
作者一九六三年生，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中國文學）。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助教授、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文獻資料部助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六朝至唐宋的詩賦與文學理論，以及現代東亞整體的語言與文學，一方面關注中國古典文學之肇始，另一方面則是關注現代化之後，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各地的流變與傳播。近年其關心更在於現代之後，在這樣重層的文字世界當中，閱讀、書寫主體之型態與精神樣貌。曾獲ＳＵＮＴＯＲＹ學藝賞、樋口一葉紀念山梨文學賞等。著有《「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漢文脈與近代日本》、《漢文風格》、《漢詩之扉》、《漢字世界的地平：對我們而言文字是什麼？》、《詩的ＴＯＰＯＳ：連結人與空間的漢詩之力》等。
書名：《「漢文脈」在近代》
作者：齋藤希史
出版社：群學
出版時間：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