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最後一個租界──香港變局紀事》

港人自力救濟

兩腳凳，三腳凳

中英談判，港人被排拒在外，是個歷史事實。不但港人被排拒，連港督也被排拒。因為在中共眼裡，中英談判是政府對政府，港督代表的港府只是下屬單位。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只要兩腳凳，不要三腳凳。所以港督開頭只好在香港坐冷板凳。

柴契爾夫人信心滿滿，因為港府政治部門所掌握的民情是絕大多數港人希望維持現狀，由殖民政府繼續統治下去。港人對於主權回歸中國，口中說的是無可抗拒的大義，心中是充滿恐懼的。英國也瞭解，走向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共迫切需要保持香港這個與世界溝通的視窗，以及貿易仲介港的重要地位。所以談判之初，英方以為「以主權換治權」的目標可以實現。

從英國解密檔案所載柴契爾夫人的談判備忘錄顯示，以香港「民情」為籌碼，她有信心說服中方。她在備忘錄的眉批上，甚至提示自己要談文革與四人幫，以表明中共政策多變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令港人缺乏信心。她強調，眼前的問題不是到1997時會發生什麼，而是港人在當下相信會發生什麼。投資安排與港幣的穩定系之於此。人們做決定所依據的是中國近代史的背景、中港政治體制的差異以及中共才開始推出的現代化計劃。她擔心事關香港未來地位的問題若處理不當，則資金、人才的外逃必會導致經濟崩潰。（Guilford, 2014）

柴契爾幸而沒談到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或文革武鬥釀成的珠江浮屍。但她用心太急切，適足以讓中共領導人失顏面而惱羞成怒。

鄧小平的反應果然是絕不可能接受非法無效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必須收回香港的主權治權，屆時殖民政府必須降旗走人。至於什麼政策最適合香港，也只有中國能夠決定。中方願意談判，只是希望英方能夠合作，讓轉移的過程順利進展，但中方並不受談判結果約束。中方還威脅若在兩年期間無法達成中方可接受的協議，就會單方面宣佈自己的對港政策。當時隨侍在側的中共外交官周南，回憶鄧小平的警告說，我們希望在過渡期間不要製造什麼動亂。如果出現了大的動亂，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考慮在另外的時間採取另外的方式來解決香港的問題。那也就是說，不等到九七來解決了，也不是和平的方式來解決了。

柴契爾則堅持，中方任何單方面控制香港的行動，都違反國際條約。

事實上，英方過去試圖在香港實施自治，中方則以立即出兵解放來威脅。這樣的拉鋸，過去已經進行了三十年。從這個背景來看，中英談判在這種針鋒相對的氣氛中展開，並不奇怪。

不過這一回，九七焦慮症已令港人不能再逆來順受了。不論未來仍要被迫選擇出走或留下，他們不能再保持沉默。

從1983年7月開始的七輪談判，到年底時已清楚顯示，英方「主權換治權」的目標落空了。想在九七後後保留某種「權威性聯系」的英方想法也未獲中方接納。英方只能原則上同意1997年主權治權一併歸還中國，前提是中方應有一套能令英方滿意的管治香港藍圖。

「羅保動議」

這項主權治權歸還的決定，成為激起香港本地採取自力救濟的動因。所謂「自力救濟」就是訴諸行政途徑對港人的訴求無能為力，而法律又沒有適當條文來保障港人的訴求時，就只得採取行政與法律以外的行動以自救。港人當時所面臨的情況就是如此。

港府的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並非民選產生，代表性不足，他們在中英談判期間也不敢同中共頂撞，只能設法鼓動港人踴躍表達意見。然而，到了這個節骨眼，他們不能不公開表表態，指出當時香港的民調清楚證實，絕大多數港人都希望九七後由英政府繼續管治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和英方所瞭解的「民情」是一致的。）既然這個願望無法實現，兩局議員就要極力爭取能有一份詳細而具約束力的中英協議，確保中共能遵守承諾。

自力救濟的第一個重要步驟，就是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Sir Rogerio Lobo）在1984年2月24日的提案，要求中英協議草案在最後定案之前，應先交香港立法局辯論。

理由很簡單，中英協議事關港人福祉，不能不讓港人表達意見。這個被稱做「羅保動議」的提案，在3月14日立法局會議上得到22位發言議員的全數支持。最後表決時，連持異議的兩位議員也投了棄權票。

這是議員的私意，還是港人的民意？

羅保在辯論總結時表示，港人接受中英協議的前提是，能否相信協議能忠實實行，永遠保持。他強調，「信心是不能以命令來獲得的，信任是不可以權勢來博取的。不獲港人信任的協議，絕不可能維護香港的安定繁榮。」（鍾士元，2001：60；陳敦德，2009：201）

這句話值得我們仔細回味，尤其是對照後來中共對待這份歷史文書的態度—認為這是一份「過時無效的歷史文件」，令人不免要追問，是誰背叛了港人的信任？

然而，「羅保動議」一提出，當時立刻引起中共的談判團長周南勃然大怒，認為港督應制止議員的行動。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報》《文匯報》也大肆抨擊。中方甚至懷疑這是英方的陰謀，想要以民意為藉口，加強英方的談判籌碼。

議員陳情團

英國外相賀維1984年4月訪問北京後抵達香港，確認英國1997年之後不可能繼續管治香港。港府兩局的非官守議員在焦慮、絕望下，覺悟到只有靠自救一途，盡力去爭取一個港人可接受的協議。

自力救濟的第二個重要步驟於焉登場。兩局議員決定組代表團赴倫敦，向英國國會陳情。繼而又推舉三位代表赴北京，為港人陳情。

這兩個行程都由一位香港名人鍾士元為代表。鍾當時是行政立法兩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在他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中，對這段歷程有詳細記述（鍾士元，2001）。

赴倫敦的代表團由12名議員組成，是為了讓1984年5月中旬英國上下議院辯論香港前途問題之前，傾聽來自香港的民意。出發前，他們擬妥了一份關於香港前途的立場書，交由港府傳回英國外交部，並由外交部安排倫敦的行程活動。

這份立場書列出了六大疑慮，兩個問題，四項建議。

六大疑慮依次為(1)中英協議是否和基本法內容吻合；(2)英國國會是否在知悉基本法條款後，才正式批准簽署協議；(3)英政府有否採取有效方法，保證協議日後的切實履行；(4)英國在 1997 後可否保留若干程度的地位，進一步保證協議履行；(5)英國如何在十三年過渡期內有效維持香港的繁榮安定；(6)香港出生的英籍華人權利如何保存，若不願留在香港，英政府可否助其移民。

兩個問題是(1)應以什麼方法來測驗港人是否接受協議；(2)港人若不接受全部或部份協議，英國如何反應。

四項建議是(1)協議詳細列出九七後的行政、法律、經濟制度；(2)有充分可行的保證，確保雙方遵守協議條款；(3)明示協議條款將被納入基本法條文中；(4)應保證維護英籍人士的權益。

代表團動身時公佈了立場書，並且也安排了一個由留守議員組成的後援會。

在六大疑慮的前三項中，港人對未來協議的擔憂，的確溢於言表。問題是英方不可能單方面作出保證。至於第四項，英方本來期望九七後保留某種「權威性聯系」的想法也落了空，所能做的只是討論中方提出的設立九七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問題，以確保平穩過渡。這也可說是對第五項疑慮的回應。對於兩個問題，英方並沒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因為協議的談判是雙方的。試想當初「羅保動議」一提出，主張港人有權表達意見，中方就暴跳如雷，還要去尋求什麼測驗的方法呢？

其實英國外交部早已有定見，認為港人不應節外生枝，議員的立場書對談判並無好處，根本不應公開發佈。所以他們在香港議員抵達倫敦之前就先做了部署，向新聞媒體透露的重點擺在「疑慮」的第六項和「建議」的第四項，其餘則一概撇清，因為兩三百萬英籍華人的移民權是最能挑動英國人神經的問題。想像將來大批華人「走難」湧入英倫的場景，豈能不令人生畏？

果然，香港議員們一抵達，就被媒體「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詰問，弄得狼狽不堪，分明是被英國外交部擺了一道。

不但如此，英國外相賀維還公開責難他們不是民選產生，不具代表性，他們的立場書又豈能代表民意？豈能說服英國議員和民眾接納他們「代表港人意願」的說法？面對這種當場羞辱，議員們同香港後援團緊急協商後，決定利用香港媒體，展開一場「反擊帝國戰」。

鍾士元透過香港電視臺向觀眾喊話，強調香港已處於危險關頭，若民眾同意立場書，就應出聲表態。這番喊話在電視和報刊播報後，迅速收到無數件支持立場書的電報函件。由訪英議員在英首相的餐會現場開始逐一讀出，才讀不久，首相就喊停，承認立場書反映了港人意願。

盲婚制

中方眼見兩局議員在倫敦陳情的歷程，也為此預做了準備，所以隨後的赴京請願，待遇就不相同。首先人數限定三人（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會見時，鄧小平一開頭就表示他們是以「個人身分」到北京，言下之意是三人只代表他們自己。鄧態度強硬的表示，中英談判解決不會受到任何干擾。沒有三腳凳，只有兩腳凳。鄧並出語威脅，已同英相說過，九七前若有大波動，則會考慮收回的時間和方式。這番話讓鍾士元感覺到鄧是用中國傳統的盲婚制度來決定港人的政治前途。

三人團的發言，大前提是支持中國政府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但也坦言港人缺乏信心，有九七焦慮症。資金外移，人才外流，反映人心動蕩不安，不僅資產階級如此，一般小市民亦然。港人擔心的是，港人治港實質上變成京人治港，治港者都由北京控制，這個口號就會變得有名無實。他們也擔心九七後處理香港事務的中共幹部不能落實中央政策，處處干擾。當然，港人最擔心的是「人亡政息」。鄧離世後，未來領導人若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怎麼辦？

三人團的坦言，顯然令鄧小平惱羞成怒。他堅持，所謂香港人沒信心其實是你們三人的意見，是你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十三年（過渡期）內可能有波動，鄧重覆他對柴契爾說過的話，若有大波動，中國就會考慮提早收回主權治權。鄧強調，中央的方針是不派人管治香港，但港人治港也是有界限的，治港人員主體上應是愛國者。中央政府有一定權力，治港官員無論以何種方式推選出，都是由中央委任。

鄧不承認港人有信心問題，那是指責三人團在說謊嗎？鍾士元在返港的記者會上直言鄧主任不相信我們所說（信心問題）是港人真正的意見，也不信香港會出現信心危機。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立即反駁，指責鍾歪曲了鄧的言論，怒指鍾是殖民政府的「孤臣孽子」。雙方最後同意在報章同時發表各自記錄的京城對話全文，讓公眾自行判斷。

孤臣孽子、走狗與漢奸

港人為何信心不足？原因是不言自明的。這和中共過去三十多年的政績脫不了關係。特別是數次改變國策，令港人對前途極為憂慮。

事實上，香港民眾對鍾士元帶頭的三人團北京之行的表現，是持肯定的態度。香港《南華早報》1984年7月6日發佈的民調結果證明，79%的受訪者支持此行；74%同意立場書的第一項建議（中英協議應詳盡有約束力）；78%同意立場書的第二項建議（基本法應由港人和北京代表在香港起草）；61%支持第三項建議（設立基本法法制委員會）；港人是否有信心問題？67%的受訪者表示同意。

為了香港將來不受大陸「改變國策」的影響，三人團提議的辦法就是建一道防波堤，在特區設立一個基本法法制委員會，由中共委任國際知名有地位的華人擔任成員，職司監察基本法的執行。這個建議是向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提出的，著眼點無非是要解決港人的信心問題。姬也表示會認真考慮。多年後，人大會議於1990年4月4日通過的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提案，規定這個由 12 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6人由人大常委委任大陸人士擔任，6人由香港特首、立法會、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聯合提名，由人大常委委任，每屆任期五年。這和原先建議的名稱略有差別，處理的是關於特區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生效與失效問題（基本法第十七條）和危及國安的動亂緊急狀態下將大陸法律在港實施問題（第18條）以及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問題（第158、159條）。原先提議的「監察」功能變成「提意見」。在六四事件過後不久，中共在敏感的問題上表示願意接納意見，或有助於緩解港人的恐懼心理。但委員會將來會不會變成另一個橡皮圖章，就要靠日後的事實證明了。

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責罵鍾士元為殖民政府的「孤臣孽子」，鍾是港府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地位堪稱顯赫，許家屯職位不低，新華分社社長有紅色地下港督之稱，但有人懷疑他只是轉述鄧的罵詞。鍾士元自己曾向柴契爾夫人和英外相坦言，在英方眼裡，他是走狗，在中方眼裡，他是向英政府獻策與祖國談判的漢奸，所以兩面不是人。但鍾士元和訪問英國的香港議員的基本立場一直很明確，就是希望英國政府不要因為中國政府的干預或英國本身的利益，而犧牲香港人的利益。（鍾士元，2001：92）公允地說，在關鍵時刻，他能挺身而出，發動自力救濟，向中英雙方政府表達港人的意願，是俯仰無愧的。

不少人認為，鍾士元只是一個鴨霸型的資本家。他直言直語，處處都是站在工商界的立場，為商家老闆講話，無視勞工階級和一般小市民的權益。他甚至對傳道授業的大學教師也不假辭色，認為他們工時太少，薪水太高，浪費了公帑。可是對港府政務高官卻沒有這樣的指責。對中共指派的那個把「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掛在口邊當咒語來念的首任特首董建華，鍾無條件擁護。他也提拔梁振英，令許多普羅大眾不能苟同。

然而，儘管鍾士元在殖民地時代特區時代都一貫站在統治者的一邊，他對香港回歸後的政制安排，其實有他自己的主張。他在好友李鵬飛主持的一個電視談話節目中表示，他反對特區首長不能隸屬於政黨的規定。這樣的安排，在他看來，表面上似乎是超然，實際上是令特首沒有一套具體的政綱，沒有一個去推動政綱的班底。鍾士元心目中的理想安排是像英國那樣，由選舉獲勝的政黨推出一位總理，得到中央授權執政，幹得好可以延任，幹不好選民自會用選票來懲罰，讓在野黨上臺。當然，在缺乏普選，缺乏公平的民主程序的情況下，鍾的設想也只是向壁虛構的空想而已。

如今有誰還會記得，屬於保守權貴圈的范徐麗泰，當年還曾疾呼，沒有自由，香港的繁榮會成泡影。她發起香港自救聯盟，敦促香港年輕人要有政治覺醒，仔細去選擇合適的制度。

在開放的年代，工商界巨頭霍英東、李嘉誠、包玉剛等人湧入大陸去投資酒店、開發地產，掌握商機。香港的命運關乎個人前途，社團和大學畢業生也紛紛組團上訪，探究北京領導層的意向。有的社團還發表香港前途建議書，期盼能在未來中共接收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民主政制。這些也都是自力救濟的表現。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節骨眼上，兩局議員代表走訪倫敦北京，無疑是最亮眼的自力救濟行動。這個行動對當年的中英談判以及達成的協議內容，都發揮了潛在的影響，同時也促成了接續的基本法草擬工作的形式安排，儘管實質上仍有無法逾越的障礙。

這一回，代表工商高層的精英，得到香港一般市民的同聲相應，產生了令人忌憚的力量。時勢造英雄，歷史不會遺忘。

作者本名楊誠，號君實，台灣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著有檢討中共從蘇聯模式到文革「唯意志論」發展策略的《現代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楊君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編有《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楊君實、杜念中，允晨文化），並出版評論集《錫雍的囚徒》（殷惠敏，允晨文化），以筆名漁父出版評論集《憤怒的雲》（當代）、《誰怕吳國楨》（允晨）等，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評論文字散見港台報刊，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