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黎世大學一景。圖片來源：許恩恩攝影
太陽花運動轉眼已過了四年。前幾年，我曾在社群網站上懷念或反思過這場運動，也曾參與過實體的座談會分享當時四項訴求之一「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倡議歷程。今年則是汲汲營營的準備飛一趟歐洲，以研究發表作為紀念三一八的象徵儀式。四月初，我在蘇黎世大學參與歐洲臺灣研究學會（EATS）的年會並發表一篇文章〈『我們NGO』的故事：太陽花運動中的社運團結〉（註）。這篇文章以太陽花運動爆發前的重大抗爭事件做社會網絡分析，觀察社運組織社群之間的動態關係，再針對議題性社運的組織幹部做深入訪談，來描繪佔領時期的微觀互動情境，描繪這些「非學生」的社運組織工作者們所形成的集體認同，以及在高張力的共事過程中所打造的「團結」樣貌。
為什麼要研究「NGO」呢？這場運動被廣泛認知為是一場「學運」，三一八當時我是大學生，而且是被歸類在「議場學生」那一派，當時我身邊的夥伴擁有最多的媒體關注度，也是研究者會有興趣追蹤的對象。然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佔領期間的某一天，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低調來到議場，問了現場學生一個問題，大意是「330遊行動員大量的人力和許多的舞台、音響設備，都是學生自己籌備的嗎？」，而我正好參與過籌備330遊行的聯席會議，深知那是環保團體與其他議題團體在過去幾年大型活動動員（特別是反核遊行）所打下的基礎，許多的庶務行政乃至糾察也是由NGO會議的成員所負擔，因此默默將這個有趣的分工狀態放在心裡。後來自己也成為NGO兼職工作者，對於這群人的默契連帶關係及社群內部的文化更加敏感，便決定改以這個較少人關注的角度切入這場運動。
研討會期間，將自己的研究、觀察與歐洲的臺灣研究學術社群交流，大多得到正面的回饋。置身於遙遠的國外，好像反而能更加輕盈的暢談對於臺灣方方面面的思考。在蘇黎世大學的亞洲及東方研究機構裡，自然的採光與樸實的建築設計讓彼此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英文與中文交錯著使用，亞洲臉孔與其他組成大約各半。總人數並不多，相互認識的比例相當高，氛圍顯得格外溫馨。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共同關心著這個特殊的島國，也在會議中聆聽不同場次關於政治、藝術、歷史等研究議題，自然會產生一種感動與社群的向心力。
這是在臺灣本地的研討會當中，由於太過理所當然的「研究臺灣」不會產生的感受。鄰近會場的蘇黎世舊城區，其良好的治安與歡快的節奏，也讓研討會之外的時光過得自在舒適。蘇黎世的教堂各有其獨特歷史，博物館完整的互動式設計讓人快速認識瑞士這個國家，美術館珍藏也相當豐富。而我特別鍾愛伏爾泰酒館，也在那裡結識在香港讀書的韓國留學生，交換了對許多社會議題的看法，留下了珍貴的記憶。
諷刺的是，在我旅行蘇黎世期間，也正好撞到被臺北市中正一分局傳喚到案說明的日子，因為我參與了今年抗議三二四行政院鎮壓的藝術活動。四年前的血腥鎮壓至今沒有還原真相，公布施暴者的名單，這件事應該放在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的面向檢視。然而，隱藏在背後的是社會運動內部團結與分裂的命題。〈『我們NGO』的故事：太陽花運動中的社運團結〉這篇文章處理的是團結的命題。不過，路線分歧以及組織、社群的分裂，是運動中更常見的現象，當年行政院事件前前後後的過程也隱含了這種張力。
太陽花運動並未走向嚴重裂解，部分原因是運動中的子群體扮演了穩定的角色。但是埋伏在集體樣貌下的不同行動者們，經過時間的沈澱與生涯歷程的轉銜，如今各自會走向何方，不同群體的軌跡追溯是否會帶給我們更多對於這場運動及其政治意義的啟發，就有待更加冷靜及謹慎的觀察與分析了。回到臺灣，正好民進黨黨內初選的結果紛紛出爐，小黨參選人名單也幾乎公布。同樣受到三一八影響的運動夥伴們，不僅僅在選舉政治的場域，也在各自的位置茁壯。我也必須將自己視為其中的行動者，而不只是個研究者。對於各種參與政治行動的路徑選擇，還有許多值得咀嚼、反思和受人檢視之處。期待明年的此時，大家又會如何回頭詮釋這場運動。
〈註〉本篇研究尚在初稿階段。共同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老師、台北大學社會學所碩士李宗棠以及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施懿倫。
作者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就讀中。現為廢死聯盟公民審議專案志工。曾任北大翻牆社社長、公民憲政推動聯盟執行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