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28）：余先生的錯誤判斷

美洲中時結束，余董事長又回到他熟悉的台北政治環境，與蔣經國的關係再度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那時，蔣已經看出來台灣民主化不可逆轉，而民主化的核心是本土化，於是大量啟用本省籍人士，為台灣民主化舖路並改善日漸外顯化的省籍矛盾。從南非政情的發展，證明蔣的憂慮和本土化政策是正確的。

余先生為了響應蔣的本土化理念，公開表示中時也該走本土化路線，否則將來台灣人看本土報，外省人看中時、聯合，人口數當然是本省人占絕對多數，外省報必將萎縮。這項推測固然合邏輯，但後來事實證明新科技與報紙的素質好壞才是發行量的關鍵。一方面由於本土大報《自由時報》尚未出現或剛剛上市，二方面由於很多台灣人早已習慣閱讀聯合、中時，並且認為兩大報是報紙的典範，無意間接受了兩報所傳播的政治和文化特質；三方面國民黨已把台灣社會成功內化，像是農漁會、角頭、樁腳等地方利益機制，都與國民黨深深勾聯，對反攻大陸那套宣傳也姑妄聽之，殊無疑義，因此對聯合、中時並無敵意。

此外，《戒嚴法》的巨斧懸於眾人頭上，絕大多數人不願以身試法…都造成解嚴後許多年，台灣民眾才區隔了外省報和台灣報，統獨的兩極化才成為台灣國家認同對立的符碼。

余先生效法小蔣本土化的靈感立即執行。1987年初，余調走了剛接採訪主任不久的陳裕如，代之以本省籍的同事，報社同仁稱之為陳裕如的「百日維新」；余先生聽到十分不滿，因為他竟被比喻為慈禧。接下來台北媒體界風傳胡立台（剛卸任中時總編輯）和陳裕如將跳槽《聯合報》。余先生非常驚訝，苦於無處查詢，想起與胡、陳二人是政大外交系前後期同學的我，遂打越洋電話到洛杉磯命我立即回台。

余先生告訴我說，他的本土化政策一是效法蔣經國，二是為中時的永續經營做準備，否則將來台灣人看台灣報，外省人看外省報，如何是好？他接著說，現在外面謠傳胡和陳將跳槽《聯合報》，並且已經和王惕吾祕密見過面，等領過月初的薪水後就離職而去；你們是老同學，去替我打探消息，看是不是真的，趕快向我報告。

1987年中時內部的人事調動引起當時政媒圈的關注，圖為國民黨雷渝齊主持之政論雜誌《雷聲》150期對時報人事調動的專稿。編輯部翻拍。

這下子我知道難以兩面討好。我一生都在禱告不要叫我遇見兩面為難的試煉，不料真的碰到。我先約胡立台先生，直截了當告訴他我來的目的，心頭暗自希望他不要承認。胡極聰明，面帶微笑說，不會啦，你等著看就知道。我鬆了一口氣。

再約陳裕如先生，他的反應非常激烈，說著說著竟痛哭失聲。

陳的個性剛烈奔放，做事認真執著，宵衣旰食，勤奮耐勞。他說：現在外省人找工作到處受到排斥，要限台籍、或至少要會講台語；我以為在《中國時報》可以沒有這種歧視，沒想到外省籍的老闆竟然也打壓外省人。我當採訪主任每天工作十幾個鐘頭，績效有目共睹。如果我有犯錯，換我也就認了，可是只為了我是外省人換掉我，怎能甘心？還說余先生已經變成台獨了。他說完藉著酒意哭了起來。我小心地試著問他最關鍵的問題：你和胡立台真的要跳槽《聯合報》？不料他突然大怒，對我吼叫：你不要管閒事，趕快回美國去。他沒承認，我又鬆了一口氣。

其實我推測他倆會去《聯合報》，但不能對余先生說我的推測，只能小心翼翼地照他們的話轉述，既不能對不起余先生，更不能出賣老友，實在難為。於是我對余先生轉述了胡、陳的話，並且強調他倆都沒有表示會去《聯合報》。余展露笑容說：「我就知道不可能嘛」。我如釋重負，趕緊搭機離開台北。

須知余老闆和《聯合報》的王老闆是死對頭，任何方面的競爭都牽扯到面子問題，像小孩子般死不認輸，很多是意氣之爭。如果連總編輯和採訪主任都投向敵營，那臉可丟大了，勢必成為笑柄，這是余先生那麼在意的原因。

結果，他兩人真的去了《聯合報》，並受到重用。余先生後來到洛杉磯寒著臉質問我為什麼知情不報？我說我不能確定，不能亂說，只能照實轉述。我也聽說余老闆一度有意要我離開中時，雖然他沒有真的這麼做，但多年不再理會我，直到陳裕如（時任《世界日報》舊金山總編輯）返台去拜望余先生，余直接問他卜大中事前知不知道，陳說卜大中不知道，而且是他趕我回美國的，余才釋懷。然後，1996年電召我回台北中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