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語：“hòng-sàng”（台語發音）
原產地：日本，「放送」「ほうそう」“hōsō”
台語漢字：「放送」“hòng-sàng”
台灣華語：「廣播」（ㄍㄨㄤˇㄅㄛˋ）、“guăngbō”
中國華語：「播」“guăngbō”
英僐僐語：“broadcasting”
「無線電廣播」日語叫作「ラジオ放送」“rajiohōsō”，「收音機」日語叫作「ラジオ」“rajio”，一直到今天，我們台灣人還是有一大半人叫「收音機」為“lajio”。而「廣播」也一直以日本漢字「放送」台語發音為“hòng-sàng”。
「無線電廣播」大約1920年在美國開始，當時說可以聽到遙遠地方人的聲音，簡直就像神話故事中的「順風耳」那麼神奇不可思議。遲至1925年（大正14年）才傳到日本，3月22日首播，收聽費一圓。收聽的器具「ラジオ」“rajio” 也就是「收音機」是由芝浦製作所（東芝電器的前身）製造生產的。1930年（昭和5年）才有松下電機等各工廠生產，「收音機」的價格才大大下降。
1930年由栗山俊一設計的「台北放送局」（即今「二二八紀念館」）落成啟用，隨後幾年內台中、嘉義、台南、花蓮等地的「放送局」也陸續成立。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時，將全台5家「放送局」收歸「黨有」變成「黨營事業」，將「台北放送局」改名「台灣廣播電台」。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佔據「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台灣廣播，雖然當時全台「收音機」“lajio” 數非常少，但是藉著「放送」“hòng-sàng”，再經由口耳相傳，功效非常大。
中國國民黨政府藉著「戒嚴」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廣播權一把抓，所謂民營的「廣播電台」也都是有特殊關係的人士才能設立開播，限制了台灣人民的發聲。一直到了1987年7月15日才宣佈解除世界最長、實施了38年又56天的戒嚴。但是，政府卻以沒有頻道可釋出為藉口不准人民為民喉舌設立「廣播電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全台各地的「地下電台」如雨後春筍冒出，各自佔用頻道“hòng-sàng”，無異打了行政院新聞局一記耳光。新聞局的謊言一被戳破，就如台語所說的「見笑轉受氣」，惱羞成怒之下配合各地方警局抄台、沒收廣播器材。經熱心聽眾樂捐馬上購置新器材又發聲，而且器材可能一次比一次精進、言論當然一次比一次激烈辛辣。最好笑的是，我們「綠色和平廣播電台」明明設在25 樓半空中，新聞局卻說我們是「地下電台」！真不知道幾樓以上才叫「地上電台」？後來，新聞局不得不讓步，才開放各地小功率的電台發聲。科技發達得厲害，今天，全世界任何地方打開電腦，搜尋打上“FM97.3”都可以同步聽到我們「綠色和平廣播電台」的“hòng-sàng”。
“hòng-sàng”真的無遠弗屆，隨時都聽得到，隨地都聽得到。難怪台灣人叫一個四處哇啦哇啦叫的人為「放送頭」“hòng-sàngthâu”。非常傳神，沒想到「放送」“hòng-sàng”這個外來語也給台語增添了一個新的詞彙。
外來語：“piān-só．͘”（台語發音）
原產地：日本，「便所」「べんじょ」“benjo”
台語漢字：「便所」“piān-só．͘”
台灣華語：「廁所」（ㄘㄜˋㄙㄨㄛˇ）“cèsuŏ”；
「洗手間」（ㄒㄧˇㄕㄡˇㄐㄧㄢ）“xĭshŏ͘ujiān”；
「化粧室」（ㄏㄨㄚˋㄓㄨㄤㄕˋ）“hùazhoāngshì”
中國華語：「厠所」“cèsuŏ”；「茅房」“máofáng”
英僐僐語：“toilet”；“water closet”
去過日本旅遊的人可能都有同感，日本的「廁所」真的是「到處都看得見」又多又方便，更值得讚賞的是「實在太沒有味道」。有一年我去日本出差，日本廠商請我們去一家很豪華很高級的日本料理店用餐，席間內急拉開房間的紙門，在走廊上走過來又走過去，就是找不到「廁所」。日本料理店每一間房間都掛有一個名牌，有的以地名有的以花名或其他的名稱，在一塊木牌上用毛筆寫著房間名。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剛好有一位女服務生出現，她比了一比方向，我走過去還是找不到。那位服務生趕緊小步跑過來，指著旁邊一間，微笑走了。我看了房間的門牌寫的是「雪隱」兩個工整的毛筆字。「廁所」就「廁所」，寫「雪隱」兩個那麼文雅的名字幹嘛！它的意思可不是如字面，大小便之後用雪給它隱蓋起來。後來查資料才知道，這個名字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據說杭州西湖「靈隱寺」裡有一位明覺禪師、也就是雪竇和尚，他專司清掃「廁所」職務。義堂和尚著的《空華集》裡提到： 古之宗門，祖師發心人道，必先歷試諸難，而後于雜務職，職最卑、而人所甚惡莫過持淨（即掃「廁所」），然若雪竇明覺居眾司此職于靈隱，至今有「雪隱」之美稱。原來「雪」是人名，「隱」是寺號。「廁所」就「廁所」，日本人搞得那麼有學問幹嘛！
日本人給「廁所」取了許多名字，像「便所」、「手水場」、「御手洗」、「閑所」、「尿殿」等等，不過我最歡的是「便所」， 不管是小小的方便、或是大大的方便，反正就是給人方便的地方， 簡單明瞭易懂。
從前，我們台灣的「廁所」一定建在人居住的屋外，或是和豬椆或是和牛房在一起。從前台灣人叫「廁所」為「屎礐」“sái-hak”。日本剛來殖民統治台灣的時候，日本人蓋的房子所謂的「日本宿舍」很奇怪，竟然把「廁所」蓋在房子裡，我們台灣人看了直搖頭。因此當時有了這樣的兒童唸謠：「人插花，伊插草；人抱嬰，伊抱狗，人坐轎，伊坐畚斗；人睏新眠床，伊睏屎礐仔口。」（我們插花，他們插草；我們抱嬰兒，他們抱小狗，我們坐轎，他們坐畚斗；我們睡新床，他們睡「廁所」門口。）因為台灣人看日本人隨地小便，叫他們「狗仔」；日本人引進的人力車，外表很像大畚斗；日本房子鋪上榻榻米的地方是晚上睡覺的地方，在榻榻米與窗戶之間有一長長鋪木板的走廊叫「緣側」“iân-gawa”，而在「緣側」的末端就是「便所」。
「便所」這個外來語，時至今天、在台灣不管東西南北都一直很通用，奇怪的是「便所」這個詞反而在日本漸漸消失、甚至不用了。今天，年紀大一點的日本人說：「お手洗い」“o-té-á-lái”，而年輕日本人則說「トイレット」“toiletto”。
外來語： “piān-tong”（台語發音）
原產地：日本，「弁」「べんとう」“bentō”
台語漢字：「便當」“piān-tong”
台灣華語：「便當」（ㄅㄧㄢˋㄉㄤ）“biàndāng”
中國華語：「盒」“héfàn”
英僐僐語：“a box lunch”
因為油電雙漲效應，物價齊飛。2012年5月5日《自由時報》報導，馬英九總統昨天到屏東科技大學參加師生座談會。有學生舉手發言抱怨「便當」漲價：原本「便當」飽飽滿起來，可是現在5、60元的「便當」菜就少少的。馬總統問說：「吃不飽？」學生回答說：「對。」馬總統說：「那你現在需要再多吃一個『便當』？還是，呵呵呵，就忍著餓了。」第二天馬英九總統在網路上被轟為「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
日本所謂的「弁」，就是外出時預先為到達目的地所準備好的餐食。早在平安時代（西元794-1192建都於平安京、即今京都這段時期）之前，出外的旅行者會攜帶握飯糰之類的東西果腹。到了平安時代，宮中或貴族邸舉辦宴會時，主辦者會為來賓的隨從或僕人準備一盒一盒的「強飯」（糯米小米蒸飯），日本人相信這是最早的「弁」。鎌倉幕府時代（西元1192-1333）武家政治之強化以及諸國的連絡上，有必要出外旅行的人日眾，軍隊移動頻繁，據說是織田信長在安土城發配餐食時曾說：「把『弁』分配給他們吧！」是最早正式使用「弁」這個詞彙。江戶時代（西元1603-1867）中期以後，上流社會開始流行「花見」“hanami”―賞櫻活動，讓他們在櫻花樹下飲酒作樂，推出了豪華的「花見弁」，容器也改進成輕便容易攜帶。江戶時代後期，隨著市民文化提升，許多「芝居」（戲劇）的觀賞者越來越多，而在戲劇換幕暫時休息的時間，推出了「幕之內弁」“Makunouchi”。這種「弁」一直沿續到今天，當年傳到台灣後，一直到今天台灣的日本料理店都還有這種「幕之內弁」。
1885年（明治18年），日本關東地方北部、櫪木縣縣府宇都宮火車站第一個推出「弁」“ekiben”（「車站便當」），今天全日本有500多個火車站賣著不同口味、各具特色的「弁」。這種火車站「弁」在日治時期傳來台灣後，1908年台灣西部縱貫線火車通車後，一些大站都有販售「弁」。記得一直到戰後的1960年代初期，火車停在稍大一點的車站，都會聽到吆喝聲「bentō，bentō，燒的bentō！」有趣的是“bentō” 是日語發音，而“燒的” 是台語發音，更有趣的是大家都聽懂。今天台灣具有地方特色的「車站便當」，好像只剩下「福隆便當」。反而是從前在縱貫線火車上販售的「鐵路便當」鹹魚翻身，在許多人懷舊的期待與要求下，台灣鐵路局的「鐵路便當」生意好得不得了！
小時候聽父母長輩說到「大東亞戰爭」（也就是「太平洋戰爭」） 時期，我就是那個時期出生的。當時台灣物資缺乏，許多日用品都是「配給」的。當年父親經常帶的是「日之丸弁」，「日之丸」“hi-no-maru” 是日本國旗，並不是父親「愛國」，而是實在太窮了。那是一個「便當盒」白米飯沒有任何菜餚、只在中央放了一個紅紅的醬酸梅，看起來真的很像一面日本國旗。
這個從日本進口的「弁」，也不知什麼時候變成了「便當」。今天在台灣，一般人說的是台語“piān-tong”，而華語人說的是「ㄅㄧㄢˋㄉㄤ」“biàndāng”，好像大家都聽懂。目前在台灣，很多日本料理店都會在中午推出價美物廉、限量的「弁」，一踏進日本料理店，無論說台語或華語的人，都會問說還有沒有「弁」“bentō”？保證純日語發音。你說奇怪不奇怪？
日本「鐵路弁」都在車站內月台上的販賣店販售，也有在列車上販售的，以米飯主食才算是「弁」。日本在各個不同車站販售融入了當地特有食材的「鐵路弁」。而台灣鐵路局販售的以「排骨便當」最為出名，內有排骨肉一片、滷蛋一個、豆乾一片及蘿蔔乾幾片等配菜，由列車服務人員在列車上巡迴各車廂以國語及台語叫賣。在台北及各大火車站大廳也都有販售，聽說「台鐵便當」一天賣18,000個，一年可以賣6,570萬個。真的很嚇人的。
在電視傳播下，1990年代起，台灣興起「鐵路便當」風潮。「統一超商」為搶攻外食族用餐的市場，推出奮起湖、福隆、關山、池上、高雄車站的「鐵路便當」，更在2007 年引進日本「鐵道弁当」。並不是在車站內或列車上販賣，只是參考「鐵路便當」菜色與販售命名的「鐵路便當店」，更在各地陸續出現。棒球選手黃平洋退休後，也在台北市天母棒球場附近開起「便當店」，名稱為「黃平洋鐵路便當」。
外來語：“sa-si-mih”（日語發音）
原產地：日本，「刺身」「さしみ」“sashimi”
台語漢字：「刺身」“sa-si-mih”
台灣華語：「生魚片」（ㄕㄥㄩˊㄆㄧㄢˋ）“shēngyúpiàn”
中國華語：「生片」“shēngyúpiàn”
英僐僐語：“slices of raw fish”
到日本旅遊時，您可能注意到日本餐廳門口寫著「割烹」兩個漢字，這兩個字包含了日本料理的全部。而「刺身」則是屬於「割」的部分。「刺身」的意思是：生的魚貝類、蝦子等甲殼類、鳥獸類的肉，處理到能進食的程度，原則上不加以蒸煮燒烤等加熱的食物。可見華語叫它「生魚片」是不正確的。因為刺身“sashimi”不僅僅有生魚片，還有甜蝦、牡丹蝦各種蝦類，赤貝、干貝等各種貝類，還有海膽、花枝、鮑魚（我個人認為實在不好吃！）等都不屬於生魚。有一次日本朋友招待，特別介紹的是「馬刺」念作「うまさし」“umasashi” 或「ばさし」“basashi”，如果照「生魚片」的叫法，這該叫它「生馬片」。「馬刺」，我的「初體驗」是：沒吃過，吃一次就夠了。
聽日本朋友介紹「刺身」“sashimi” 的吃法，該由白肉魚（他們稱為「白身魚」）也就是味道較淡的先吃，漸次吃到味道較濃、肉色漸深的。據說在江戶時代（1603-1867）及其之前，日本人吃「刺身」“sashimi” 是不吃他們所謂的「赤身魚」的紅肉魚，他們認為「赤身魚」是下級品，上流人不吃。直到明治維新之後，紅肉魚才翻了身。而後他們又發現紅肉魚大都不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有它的季節性，特別是在非季節時越發令人懷念。像「鮪魚」“maguro” 台語叫作「串仔」“chhǹg-á”一躍而成為最高級的季節魚，特別是「黑鮪魚」“hong-maguro”，台語叫作「烏甕串」“o-àng-chhǹg”，出海能捕獲一條黑鮪魚，漁人嘴巴一定笑得合不攏來，貴啊！鮪魚脂肪最多的肚子部分（特別是黑鮪魚肚）日本人稱它“ō-toro”，在台北兄弟飯店一片“ō-toro” 生魚片可叫價新台幣500 元。
吃「刺身」“sa-si-mih”必備的佐料是醬油和山葵芥末“wasabi”，只要是稍有水準的日本料理店，他們所使用的“wasabi”一定是現磨的，味道清香而不會那麼辣。聽日本人說我們阿里山的「山葵」是第一名。許多我們台灣同胞的吃法是先倒上半碟子醬油，然後把一團“wasabi”放進醬油碟子裡死命的用筷子攪和到均勻為止，「刺身」“sa-si-mih”端上來了，就夾一塊往碟子裡翻滾到整塊沾勻了才送進嘴裡。日本人看了莫不嘖嘖稱奇、搖頭不已，因為日本人的吃法是用筷子沾一點“wasabi”在「刺身」“sa-si-mih”上，然後夾起來以一小角沾一點點醬油而已。日本人說，那樣才能品出各種「刺身」“sa-si-mih”的鮮味。盤上還有一樣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蘿蔔絲。我們貴國同胞常夾著「刺身」“sa-si-mih”的同時，也夾了幾條蘿蔔絲在碟子裡打滾沾滿了芥末醬油。日本人也有說法，他們說蘿蔔絲不是這樣子吃法，蘿蔔絲是在吃了一種「刺身」“sa-si-mih”要改換另一種時，吃蘿蔔絲來清洗嘴巴的。台灣人一定沒想到，吃個「刺身」“sa-si-mih”也是大有學問！
外來語：“sa-yo-na-ra”（日語發音）
原產地：日本，「左なら」“sayōnara”
台語漢字：無。“sa-yo-na-la”
台灣華語：「再見」（ㄗㄞˋㄐㄧㄢˋ）“zàijiàn”
中國華語：「再」“zàijiàn”；「回」“húitóujiàn”
英僐僐語：“good-bye”；“so long”
2013 年2 月26 日，《蘋果日報》報導，第85 屆奧斯卡金像獎“Academy Awards”頒獎典禮於台灣時間昨天上午在洛杉磯舉行，李安是否能繼2006年的《斷背山》後再奪導演獎，全台矚目。李安昨以《少年Pi 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再奪奧斯卡最佳導演殊榮，好萊塢名導史蒂芬史匹柏二度成他手下敗將。該片並獲最佳攝影、最佳配樂、最佳視覺特效，獨得4獎成大贏家，他上台致詞眼眶泛淚感謝台灣。更令華人雀躍萬分。
不過早在5、60 年代，不少西方國家對亞洲文化都極為興趣，除了與香港有關的電影外，有一部跟日本有關的電影，它就是1957年Marlon Brando及高美似子（Taka Miiko）合演的電影《櫻花戀》（原名叫“Sayonara”）。
故事改編自James Michener的同名小說，由Joshua Logan執導。描述一名美國空軍少校Lloyd Gruver，1951年藉著將軍MarkWebster之女Eileen青睞獲得調往日本。期間他的下屬Joe Kelly娶了一名日本女子為妻，可是這是美國軍方所不容許的。另一方面，他似乎跟下屬陷入同一困局，他也邂逅了一位日本首席歌舞團舞者Hana-ogi，而且一見鍾情。兩人不僅在國籍、文化之間有差異，而且在二次大戰期間，Hana-ogi的父親更是被美軍所投的炸彈害死的。他們既想相愛，但似乎一切都陷入矛盾當中。當美國佔領軍軍方知道Lloyd及Joe都與日本人相戀後，決定把他們調離拆散，而Joe遂與妻子採用日本傳統「死在一起，以求不再分離」的方法解決。當Lloyd目睹好友發生巨變後，不惜拋棄白人的優越感、傳統及前途，甘願與Hana-ogi生活在一起。
順便一提飾演妻子Joe Kelly的是日本爵士歌手／演員ミヨシ梅木（Miyoshi Umeki），原來那個時候她已在美國“Mercury”廠牌下灌錄唱片，1961年在電影《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中，她也有緣與關南施（Nancy Kwan）參與演出。另一方面根據“DVD”所描述，那個年代事實上，超過1萬名美國軍人與日本人通婚。而這部電影獲6項「奧斯卡」提名，結果贏得4項。
經電影這麼一演，很多人誤會日語說「再見」就好像只有“sayonara” 一種說法。其實在不同的情境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正式說法「それでは」“sore dewa”，但是在熟朋友之間，經常都簡化成「では」“dewa” 或「じゃあ」“jā”，小孩子之間則說「あばよ」“abayo”，禮貌比較周到的會說「失します」“shitsureishimasu”，至於「バイバイ」“baibai” 在日本也是一句外來語，應該說是全世界通用的吧。
有一句比較特別的是「さらば」“saraba” 它的意思也是「再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日本發神經攻打到南太平洋去，佔據了今天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邊的小島新布列顛島，1942年1月23日，日本打敗了澳洲軍隊，佔據了該島。更神經病的是當時在該島東北角一個小城“Rabaul”，集結的日本海陸軍有10 萬人之多。1945年9月2日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還製作了一首歌《さらばラバウルよ》（再會吧Rabaulyo！）要大家傳唱。今天85 歲以上的台灣人大都知道這句日本外來語「さらば」“saraba” 意思就是「再見」，因為他們都唱過這首歌。
誰沒有說過「再見」？問題是怎麼說。記不得那一位偉人說的一句話：如果你勇於對過去說聲“sa-yo-na-ra”，那麼生命就會回贈你一個全新的“Hello”。
作者1940年生於台灣桃園，東海大學社會系、台灣師範大學台文所畢業。曾在廣告公司擔任創意主任、兒童雜誌主編、信誼基金出版社社長、化工公司秘書，目前已退休，現為綠色和平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曾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著作十數本、翻譯六本，在各報紙雜誌撰寫專欄，在報紙上以台文寫時事評論的第一人。
書名：《台灣外來語》
作者：李南衡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