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正值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在全球蔓延，造成各國生命財產龐大損失之際，中國卻積極啟動其宣傳體系，宣稱病毒是美國軍人帶到武漢的，除了意圖「甩鍋」外，也一面炮製其救世主形象，儼然「中國式」的防疫模式才是各國足以仿效與學習的典範；對內則是大搞哀悼儀式，4月4日一場由加害者替被害者舉行的紀念活動，直接被輿論批評性質等同「404 no found」（網頁遭刪除），更顯諷刺。
在全球媒體報導多元且普及下，中國對外的防疫經驗與醫療物資也遭受諸多質疑，快篩試劑錯誤率高，口罩品質糟糕且價格昂貴，許多醫療設備也良莠不齊。
關鍵在於，中國的防疫模式是建立在政治維穩邏輯的前提上，第一時間即以「穩定壓倒一切為由」隱匿疫情，針對內部對其政策的批評與吹哨者採取嚴厲鎮壓，為了避免媒體揭露相關真相遂行封鎖管制，並不惜代價驅逐西方記者。其後，基於「發展是硬道理」的考量進行大復工，為了替開放生產政策背書，對確診人數進行各類的宏觀調控，面對各國政府與輿論的指責，索性將病原歸在別人頭上，這意味中國無須負擔任何道德形式與物質補償的責任。
中國式效率的制度背景
中國這種以政權穩定為前提的防疫政策，在台灣某些人眼中竟成了「威權體制的效率」且「取得疫情控制」，這種一廂情願的解讀，顯然對威權政治下的體制運作盲然無知，且對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以及「政府與企業」關係充滿誤解。
直言之，錯把強人政治與人治社會的決策理解為「效率」，就是分不清楚國家治理能力中有關「鎮壓能力」與「基礎能力」的差別。
對中國來說，所謂的治理能力就是一種「強國家／弱社會」的體現，這意味黨國體制不僅不存在民意以及輿論監督的可能，領導者的決策更不具問責的必要。
為了創造這種「效率」，政治體制的運作就必須建立在以黨領政與議行合一的制度設計中，為了讓中共享有絕對的政治權力，寡頭領導的列寧式民主集中制甚為關鍵；黨的決策完成之後直接交由政府部門執行，全國人大與政協只是替政策進行法律與政治背書的「橡皮圖章」功能卻無監督角色。這是習近平決策「迅速」的制度條件，也是無須肩負政治責任的權力基礎。
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為了進一步壟斷政治權力，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更透過人大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同時也讓其重要親信王岐山獲得比政治局常委更重要的權力基礎——一個不受任期限制的國家副主席竟然凌駕其他常委之上。
此外，正當習近平提出中國夢與「在兩個一百（中共建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說法時，外界已經研判，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進一步取消總書記任期，徹底顛覆鄧小平所立下的隔代接班潛規則。
中國式防疫效率的代價
為了避免前述個人領導權遭遇其他因素的挑戰，就必須讓黨國體制完整掌握對中國內部經濟資源、社會關係與媒體的全面控制。這也說明中共在經濟上要採行「國進民退」路線的原因，並將權貴資本主義下的巨富進行歸口管理的目的；不服者，將面臨被失蹤或被自殺的下場。
此外，為了監控人民的言行與生活日常，中共同時建構了結合生物辨識能力的「天網系統」，並啟動社會信用評比制度，搭配「學習強國」這類軟體進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這種科技權威主義，足以將社會輿論的挑戰控制在安全係數之內，同質化的社會恰好完成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馬庫色所言之「單向度的社會」，所有異議份子與吹哨者都將被剷平，這些代價就是這些人眼中的「效率」。
有論者宣稱中國疫情趨緩且可控，這種主觀的認定應是來自衛健委近日所公布的完美數字。平心而論，隱匿疫情與數字造假是中國整個防疫政策最大的敗筆，這種「韓國瑜式的蓋牌民調」，不僅讓中國自身防疫政策失去了科學的客觀憑藉，在盲人摸象的窘境下無法進行策略上的調整。
而又如果連地方領導與中國民眾對其公布的數字欠缺信心，實在難以理解，為何處在台灣的觀察者卻能樂觀看待，這種心態絕非「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能夠解釋的。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媒體專欄作家，復興電台兩岸櫥窗節目主持人與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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