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世界一分為二》

第十二章《荒原》在紐約

溫德．路易斯想錯了。先前艾略特說：羅德米爾夫人資助的評論季刊正在籌備中，這是實話，但路易斯卻起了疑心，而且可能將這份疑心與薇歐拉．席孚之外的人分享，此外，這份「假想中的評論」似乎越來越只存在假想之中，為什麼會這樣？感到好奇的可能不只有路易斯而已。

六月底，「評論停辦的傳聞」鬧得沸沸揚揚，艾略特不得不寫信給理查．科布登桑德森（Richard Cobden-Sanderson），說當務之急是盡快發出公告，表明評論並未停辦。科布登桑德森是出版商，也是艾略特與羅德米爾夫人選中的合夥人，這份公告應該能對「倫敦某些群體」產生影響，儘管所費不貲，但也值得了。

這份評論季刊非但沒有要停辦，甚至連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標準》，是薇薇安取的，「因為唸起來好聽」，羅德米爾夫人和艾略特也很滿意，至少「標準」兩個字「顯然無害」，況且先前想了好多名字，後來通通都捨棄了。前年羅德米爾夫人口頭答應贊助這份刊物時，薇薇安擔心事情會觸礁，事後回頭看確實也觸礁了，只是觸礁的原因不在雜誌。由於艾略特健康不佳、兩度離開倫敦養病，雜誌籌備進度落後，除此之外進展得相當順利。

艾略特把自己的文壇地位賭在《標準》上，勝過寄託在《荒原》上，這才是令人驚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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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想辦一份平衡古今的雜誌，既有談論當代議題的五千字散文，例如創刊號上法國評論家拉禾博（Valery Larbaud）論喬伊斯《尤利西斯》的重要性，此外也有「側重歷史的文章」，例如英國作家慕爾（T. Sturge Moore）談康沃爾騎士崔斯坦（Tristan）與愛爾蘭公主伊索德（Isolde）的中世紀傳奇。

《日晷》的內容儘管跨越國界，撰稿作家也大有來頭，但終究是一份美國雜誌，辦在紐約格林威治村，位址是曼哈頓西十三街，外觀是一棟褐石建築，在英國銷量有限。相較之下，《標準》繼承英國雜誌《藝與文》（Arts & Letters）、《利己主義者》的遺志（艾略特曾任《利己主義者》助理編輯），並親自向投稿者解釋：《標準》旨在引介「外國思潮的重要人物給英國文學的菁英讀者……將最深刻的域外思潮輸送到倫敦。」

在艾略特看來，讓《日晷》刊載《荒原》雖然合適（而且有利可圖），但考量到《日晷》內容多元、讀者群為美國知識分子（但未必是菁英），《荒原》很難脫穎而出，這是一大不利。瑟爾原本計畫：等《日晷》上了軌道，就要拓展英國銷路，並希望在一九二一年底與羅德米爾夫人達成協議、提高經銷效率，後來態勢逐漸明朗：羅德米爾夫人與瑟爾合作破局，轉而自行出資辦雜誌，並由艾略特出任主編，瑟爾知道後雖然向艾略特道賀，但卻疑心「雜誌一多」反而對大家都沒有好處。「就是為了避免這種事，我才會蹚渾水反對羅德米爾那幫人，」瑟爾寫信給薇薇安道（那陣子艾略特身體不好，通信都由薇薇安代為捉刀），「文藝雜誌辦得越多，花在印刷、紙張上的錢也越多，給文藝家的錢就越少。」

瑟爾向來要應付艾略特拖稿、稱病，這樣一位看似文弱的作家，如今卻堅決要拚事業、辦雜誌與《日晷》相抗衡，這也難怪艾略特提議要讓《日晷》刊登《荒原》（卻遲遲不讓主編看稿），瑟爾會起疑心。隨著談判陷入僵局，艾略特深感為難，瑟爾卻不願通融，這倒也在情理之中，換作是一年前，瑟爾肯定會破例遷就，如今現實擺在眼前：《日晷》刊載《荒原》是犧牲小我去成全艾略特—這樣一位不思悔改又難以取悅的詩人，居然還要吹捧他的詩作、打響他的名號。為了讓《標準》有稿源，艾略特必須利用自己的聲譽，向《日晷》的海外作者群邀稿，在這群作者中，有的曾在《日晷》發表，有的正打算為《日晷》寫稿，享譽國際的作家就只有這麼一小撮，就算印刷成本翻倍壓低稿酬預算，實際情形也可能跟瑟爾預想的相反：發表的園地越多，文藝家能爭取到的稿酬就越高。換句話說，兩家雜誌跨洋競爭，就越有需要向艾略特開出的那種稿酬低頭。

《日晷》幾乎是虧本經營，一九二二年赤字六萬五千美元，瑟爾和沃森每個月還得拿出兩千七百美元來補貼。一九二一年，龐德在算經營成本時給父親看時寫道：「《日晷》光是印刷費，每本就要四十六美分，瑟爾幹嘛不賣五十美元？這豈不是每個月送一千元給大眾嗎？」

艾略特計畫發行五百本創刊號，到馬蓋特靜養之前曾請科布登桑德森估價，包括發給潛在訂戶的傳單等相關印務，並答應靜養回來後立刻「重新著手規劃」。二月二日，艾略特和科布登桑德森到羅德米爾夫人的府上吃飯。前一天，艾略特提醒科布登桑德森：「羅德米爾夫人八點用餐，」下文還說：「我會穿西裝外套赴宴。」吃飯時，科布登桑德森呈上修訂後的估價單，並拿出紙張和字體樣本，「小開本，紙張很好，字體乾淨，不浮誇、不附庸風雅，」艾略特在給龐德的信中寫道，並表明《標準》不附插圖，還說插圖「利大於弊」，這或許不僅是出於成本考量，還趁機指摘瑟爾辦的《日晷》太做作，充斥著夏卡爾（Marc Chagall）和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的作品。羅德米爾夫人與艾略特商量好稿費：五千字十英鎊（比起艾略特開給瑟爾的稿酬，《標準》的稿費不算大方），此外，艾略特在給龐德的信中寫道：夫人保證「要用誰的稿子由我來決定。」

眼看創刊號要到秋天才能發行，艾略特索性向歐洲的作家和編輯拉稿、請求指教，藉以「確保前四期都能邀到合適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吳氏夫妻，艾略特三月時已親自登門邀稿，儘管他「病痛纏身、憂心如焚，導致諸多不便」，但還是在赴盧加諾度假前，先手抄了一份霍加斯出版社提供的作家名單，包括六百位作家的名字和地址（這時間還不如謄出《荒原》的打字稿給潛在的出版者），並向科布登桑德森保證：會找個恰當的時間打成文字稿，「以供貴社員工過目。」

回到倫敦後，艾略特重拾籌備工作，並告訴奧德霖．莫雷爾夫人，他接下來三個月都準備「全神貫注在這份評論季刊上」，顯然將《荒原》拋諸腦後，「我哪裡也不去，週末也別想做任何打算，」艾略特在信中寫道，藉以婉拒莫雷爾夫人的邀請；但這話絕非實話，就在隔週，他與瑪麗．賀勤森共度了「完美的」夜晚，瑪麗．賀勤森穿針引線，介紹俄國舞蹈家兼編舞者雷歐尼德．馬辛（Léonide Massine）給他認識，此外，他還讓溫德．路易斯畫了肖像、赴了晚宴、去了舞會，他告訴瑪麗．賀勤森：在舞會上，「薇薇安挨了餓」，自己則「玩得很盡興，還結識了阿迦汗三世」。他在吳氏夫妻面前讀完詩告別時，聲稱自己有信要寫，事實上也確實如此，為了籌備《標準》，他忙著跟各方通信，加上無法「放棄靠寫作賺錢」，不論什麼稿子來他都接，因此，他不得不聘請速記打字員

，每週來幫忙兩個晚上，他口述信件、她謄稿，正是因為如此，才讓人更加困惑：為什麼到了七月底，他還是拿不出《荒原》的打字稿給李孚萊和《日晷》的編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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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與龐德在維洛納碰面之前，就不再與瑟爾通信，最後一次通信是四月，當時艾略特拒絕瑟爾的開價，不肯「賣詩給《日晷》」，事情就這樣僵持到了夏末，龐德稱之為艾略特「內分泌過剩」的倒楣後果，據其所知，這不僅是買賣不成或文學歧異的問題，而是面子問題，五月時，他從義大利寫信給瑟爾道：「我對這件事情的感想是：『喔，你們這兩個波士頓人。』」，他從藏身的陰間伸出「友誼之手」（Amicitia），對於雙方相持不下似乎也很無奈，不如轉身去忙自己的事，並在信末寫道：「Ora Pro Nobis」（為我們祈禱。）

出發到盧加諾度假之前，艾略特將七月號的「倫敦來函」寄給《日晷》的主編吉伯特．賽德斯，此後就再也沒跟賽德斯或瑟爾聯絡，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才又寄了九月號的「倫敦來函」給賽德斯，正好趕上截稿日。在給賽德斯的信中，艾略特並未提及《荒原》，此時奎殷已經認真與李孚萊交涉出版單行本，艾略特大概認為未必要在雜誌上發表詩作，又或許在雜誌的稿費不夠豐厚，不想因此危及單行本的銷售。瑟爾曉得賽德斯很欣賞艾略特的作品，自己到頭來也想出版艾略特的詩，但他不相信賽德斯的判斷，而且屢次想換主編都換不成，在賽德斯與艾略特通信期間，瑟爾警告：「維持起碼的禮數跟艾略特通信就好，不假辭色，無須多說，」這大概是先發制人、不讓兩人討論詩作，二來也便於杜絕對瑟爾作為的事後批評。

七月時，瑟爾去了維也納，合夥人沃森也去了歐洲，奎殷口中的「年輕人賽德斯」擔心：《日晷》的存稿所剩不多，雖然身為主編，但瑟爾不滿賽德斯，因此堅決不讓賽德斯決定用稿，從文學角度來看，瑟爾不滿賽德斯實在很莫名其妙，賽德斯不僅替《日晷》等刊物寫稿，題材廣泛、極富洞見，而且也是負責任的文學專家，湯瑪士．瑟爾查的律師在找人為勞倫斯的藝術價值作證時，就

曾經拜託過賽德斯。

九月號脫稿在即，此時稿源枯竭、危及更勝八月，賽德斯寫信給沃森道：「什麼時候回來？門口的牛奶都餿了。」下文又說，手邊九月號的「稿件我想還夠」，但十月號看起來很單薄，只有預計要開始連載的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說，但連載的篇幅就這麼長，賽德斯警告沃森：「存稿中沒有詩歌、沒有補白、沒有要收尾的文章」，鑑於來稿「不見精妙鴻文」，十月號若想順利出刊，問題在於找到「幾篇堪用的文字」，下文又說：「講真的，我們這裡很快就會一團亂。」賽德斯想刊登葉慈的劇本《演員皇后》（The Player Queen），文字確實很好，值得刊載，而且篇幅夠長，大約四十至五十頁。

七月底，沃森在巴黎跟龐德碰面，沃森是真心想出版艾略特的詩作，儘管艾略特與瑟爾的關係長期糾葛，但不影響沃森的熱情，只是他也很實際，曉得《日晷》迫切需要《荒原》的打字稿。龐德「曖昧含糊地暗示」艾略特：沃森對出版《荒原》有興趣，七月二十八日，艾略特答應會盡快寄出《荒原》的打字稿「供祕密使用」，此時他手邊只有兩份打字稿，其中一份寄給了奎殷，以便「合約一簽妥就交給李孚萊」，當時李孚萊正準備要簽字，或許是因為確定李孚萊會出版詩作，又或許是因為艾略特不用再仰賴《日晷》，因此，艾略特告訴龐德：他不反對讓沃森和瑟爾先過目。

「親愛的瑟爾，」沃森寫道，「艾略特似乎想要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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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將打字稿寄到巴黎給龐德，而非寄去維也納給瑟爾，這代表沃森難得可以先睹為快。沃森寫信給瑟爾道：「這首詩還不差」，但在寄出之前，又把這句話改成「比不差再好一些」，儘管稱不上熱情洋溢的背書，但艾略特向來是《日晷》的臺柱，《荒原》又是艾略特投稿到《日晷》的第一首詩，要不是實在稿源枯竭，應該姑且相信其實力就好，但目前《日晷》不能再拘泥禮數，也沒本錢繼續不滿艾略特先前獅子大開口。幾天後，沃森將《荒原》的打字稿轉寄給瑟爾，並附上一封信，信中說這首詩要花點時間來習慣：「乍讀之下很失望，但讀到第三次時，我認為這首詩展現出艾略特一貫的水準—筆法兼備，詞鋒收斂（尤其是形容詞！），情感激昂。」此外，沃森告訴瑟爾：李孚萊將出版《荒原》單行本，不過，「賽德斯可以勸勸李孚萊」，讓《日晷》先刊，只是他們手腳要夠快。

等了好幾個月才讀到這首詩，他們不趕快動起來不行。對於後續幾期的稿源，賽德斯越來越擔心，不過，《日晷》面對的問題不只是缺稿而已，有利可圖的「日晷文學獎」（Dial Prize）也讓沃森掛心，該獎項設立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首位得主是舍伍德．安德森，當時文學獎寥寥無幾，而「日晷文學獎」獎金優渥（美金兩千元），一公布便廣受矚目。普立茲詩歌獎直到一九二二年才設立，首位得主是艾德溫．阿靈頓．羅賓森（Edwin Arlington Robinson），在此之前美國詩歌學會（Poetry Society of Americ）贊助過普立茲頒發三次詩歌獎。第一屆「日晷文學獎」頒發後，瑟爾與沃森就開始物色下一屆得主，兩人都屬意康明思（E. E. Cummings）。

不過，沃森漸漸覺得「越來越不支持」康明思得獎，並向瑟爾提議頒給艾略特：「要不要我用這個獎項勸誘他，讓他用《日晷》的稿費把詩賣給我們？」第二屆「日晷文學獎」雖然還要過幾個月才會公告，但他們能藉此名義耍個花招，讓艾略特實際拿到的稿酬更高。沃森表示：就算不考慮《荒原》，他也中意將獎項頒給艾略特。由於才子計畫，眾所皆知艾略特手頭拮据、精神崩潰，「我們難道不該把獎項頒給他、做點不負眾望的事嗎？」沃森和瑟爾大可掏腰包，以示《日晷》不屑英美文學之爭的政治手腕。瑟爾最初對《荒原》的看法雖然沒有留下來，但他總歸是心軟了。至於艾略特是否真的想要和解，並且接受沃森說服瑟爾所開出的條件，那就又是一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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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艾略特來說，這份雜誌辦不辦得成，已經成為面子問題（就算不比流通多寡，也得從內容論高下），而且也攸關個人存亡。《標準》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他禁不起失敗，先前才子計畫徵求贊助，讓他成為眾人同情、甚至訕笑的對象，《標準》創刊號若是無法讓人驚艷，他將付出慘痛的代價。籌備雜誌期間，阿爾丁頓成為艾略特有實無名的助理，艾略特在給阿爾丁頓的信中寫道：「我很清楚，或許大半個倫敦文壇見了我就討厭，身邊豺狼環伺，等著啃食我的屍骨。」《標準》若是失敗了，他不僅將「一無所獲」，更要緊的是，他會失去「威望和功用，不得不像龐德那樣退隱或隱居巴黎。」

艾略特透露要隱居，半是玩笑話、半是認真語。在給阿爾丁頓的信中，艾略特寫道：他並非因為「被害妄想症」才認為個人名聲與《標準》成敗密不可分，而是因為他曉得—並從別人的流言蜚語中證實—倫敦文學團體中，許多人（包括文友吳爾芙、溫德．路易斯）都鄙視他、猜忌他、可憐他、嫉妒他，而且各方都將他對《標準》寄予厚望視為「擺架子」，這話是阿爾丁頓在氣頭上說的，當時阿爾丁頓寄文章給艾略特過目，艾略特大大反對，阿爾丁頓立刻不客氣，還轉告艾略特：別人說他「越來越苛刻又憤世嫉俗」，說這話擺明了不是要告誡、而是要傷人，艾略特把這話轉述給龐德聽，他覺得自己跟阿爾丁頓無話不談，對阿爾丁頓的作品大多推崇，沒想到竟然遭此背叛。

作者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為《紐約時報》網站圖書專欄的創始編輯，二Ｏ一Ｏ年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取得英文博士，目前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週末今日紐約》（Weekend Today in New York）撰寫書評、訪問作家，並替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羅斯福公共政策研究院策劃公共活動，寫作《世界一分為二》期間，榮獲麥道爾藝術村（MacDowell Colony）、穎多社團法人（Corporation of Yaddo）、優克羅斯基金會（Ucross Foundation）等獎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