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章經濟紀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本章將繼續檢視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評估其經濟紀錄。從生活水平、經濟效率、創新和社會文化進步等方面來看，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是一場災難，充滿了苦難、倒退、禍害和危機。再加上前一章所述，毛主義經濟政策創下了破紀錄的死亡人數，以及對人民公民權利及人權的大規模剝奪，釀成了「中國悲劇」，並在「一場脫軌的革命」過程中造成了廣泛而巨大的破壞。

自1980年代以來，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要好得多，經濟增長令人矚目，技術進步迅速，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隨著毛主義災難逐漸平息，中共為求政權生存，不情願但明智地躲藏起來，即所謂「韜光養晦」。中華人民共和國選擇性地接受了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版西發里亞體系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換取西方的關鍵救援，為其提供合法性、技術、資本、市場、資源和食品。北京被迫放鬆和調整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極權控制，在相當程度上退出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社會與經濟生活；透過進口和模仿，讓中國回到1949年以前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state-capitalistic development）及國家自強（self-strengthening）軌道上，資金來源則是依靠出口和外資。成果就是，毛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爆發性的經濟增長，並取得兩項格外耀眼的成就：GDP的快速增長，以及打破世界紀錄的外匯儲備。據估計，多達4.3億中國人，即總人口的30％，現在擁有可觀的可支配收入，其購買力構成了龐大的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之大可媲美美國或歐盟。筆者親眼見證了中國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驚人崛起，並親身體會到中國人民對其社會經濟成就理所當然感受到的巨大喜悅和深切自豪。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不斷發表文章書籍，記錄和讚揚中國數十年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藉機自我誇耀，各種各樣追逐私利、有如推銷員的人物自然更是大加捧場和宣揚。

本章旨在超越浮華的外表和一般的常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紀錄進行一個力圖平衡的評估。結果發現，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年裡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方旗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基本上是在由發展型國家主導的原始資本主義（developmental state-directed raw capitalism）或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的軌道上擴展。中共仍維持對國家與市場關係的專制統治，過度汲取且管理不良，尤其是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低效率、缺乏創新、資源配置紊亂與金融泡沫、不平等與貧困仍舊是廣泛且持續的現象，甚至嚴重惡化。中國的整體社會經濟表現仍然相當平庸，而且大多次優化，往往表現不佳且成本高昂，從長遠來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綜合觀之，中國經濟仍牢牢地位居發展中國家之列。高GDP增長率和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兩大耀眼成就，在詳加檢視後，尤其顯得暗淡許多。

中國模式

坊間已有無數著作出版，大加讚美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顯著、甚至「奇蹟式」的經濟增長，並常常將其歸功於一個勝過其他經濟體系、獨特而卓越的「中國模式」。然而，正如我將在本章中所詳述的，中國過去四十年來的經濟紀錄雖然迷人，但既沒有展現出什麼奇蹟，也沒有提出什麼新的經濟模式，更不代表中共的治理方式有多優越。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等發展型國家的經驗高度相似，也深受其影響，都帶上了一層傳統「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的意識形態色彩。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華人（在香港和台灣）和海外華人僑胞的「推助」角色尤其關鍵：他們提供了資本、技術、管理知識，並打通至關緊要的出口管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功勞不過是放鬆了對經濟的部分控制，讓中國人民有空間自主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同時解除了中國的自我孤立狀態，讓國際資本和外國技術進入。該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廣為人知的作用，或者說某種值得注意的功勞，就在於透過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央計畫機制，能壟斷資源、與資本家交好、控制和安撫勞工，因此得以專注於支持一些大型發展主義項目，例如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以及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大規模發展。然而，正如我後續將在本章所記述的，這個角色充其量只是好壞參半，它確實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也伴隨極大的成本和問題，並導致經濟增長的效率持續低落和下降。

趙紫陽等務實的中共領導人在1980年代精明地引用了1920年代莫斯科的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和1950至1970年代東歐「同志們」的經濟改革，在意識形態上掩蓋其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的國家資本主義。有位名聲顯赫的中國老記者曾一針見血地說道，毛後時期的改革「只是試圖回頭與1930年代相銜接」。中共自1980年代以來看似沒完沒了的「改革」，「並不是制度創新」，儘管官方說詞和標籤都如是說。如一位美國漢學家的分析，發展主義的中國政府允許、甚至「指導」民眾視情況即興發揮，嘗試「用你所擁有的」來致富，才是中國在1980至2010年代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不是中共的「集中威權控制」。一位中國經濟理論史學家在2021年也得出類似的結論：過去四十年來，「當代中國宏觀經濟思想和政策的演變」既沒有理論上的創新，也沒有提出高超的遠見；政府只是嘗試（以不同的想法）去「管理同一個問題」，即要政治控制還是要經濟增長，目的則是讓國家「變得富強」，從而「超越」西方。

任何對經濟增長感興趣的集權且活躍的發展型國家（無論其動機為求合法性和權力或其他），種族比較單一同質，又遇到張開雙臂歡迎的西方國家，當然可以享有可觀的經濟增長。在積累資本和繞過劉易斯轉型（Lewis Transition）以吸收大量「過剩」勞動力的經濟「起飛」之關鍵時刻尤其如此。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總結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正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逐漸退出經濟。」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以及更加克制和記取教訓的江澤民及胡錦濤政權，確實讓出了更多空間，讓中國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潤和舒適生活。隨著束縛稍懈，雖然仍處於黨國政治治理而持續的「中國次優化」狀態下，勤勞又具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民迅速證明他們完全有能力創造財富和進行經濟競爭，也取得了驚人的成果和巨大的進步，足以媲美（如果不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多世紀前經濟學家提出的「後發者的優勢」，即利用現成技術和長期積累的豐富的比較優勢，可預期地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增長。

因為其政治基因，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一個控制和汲取型國家，因其有限、策略性和暫時地退出人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從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中獲得了超額的報償。在沒有真正政治轉型的情況下，毛式秦漢政體的基礎仍然持續著，這種政體始終對中國政治菁英具有高度誘惑力，並且有著深深的結構性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尤其是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共似乎感到更安全、更強大了，因此一如預料地斷然恢復和延續舊制，拒絕社會政治改革，加強汲取和壟斷，鎮壓異見，抗拒遵從世界的主流規範和價值觀模式。正如一名觀察家在2022年所總結的，中共黨國就像一個巨大的中國公司（China Inc），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中共公司（CCP Inc），滲透並控制著中國經濟，徹底利用其「低人權優勢和其他國家的容忍度（……並表現得好像）國有企業是其業務部門或子公司，民營企業是其合資企業，而外國公司則是該黨的加盟商」。

因此，毛後時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社會經濟表現，在本質上，儘管與許多人的直覺相悖，仍然是相當平庸且大多為次優化的，往往表現不佳，並迫使中國人民無止盡地忍受艱辛，即口語所說的「吃苦」。中國的政治經濟，尤其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仍然是政治化且由中共主宰。中國有種特殊的腐敗情事，是所謂的「買路錢」（access money），即企業家賄賂官員以獲得空間和幫助，進而開展和發展某事，如今看來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弊已經大於利，因為它越來越無法與其他對增長不那麼友好但更為普遍的腐敗行為競爭，例如掠奪和欺詐。中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一大赤字海洋和無數的泡沫，深深拖累著中國經濟，並造成了嚴重的低效率和缺乏創新。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在2021年秋天指出：「自2009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八至九年，中國經濟基本上進入了更深的泡沫化。」從資本回報、能源消耗等方面來看，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擁有世界第二大 GDP的中國，看似是經濟超級大國，但這主要是數字上的結果。兩大亮眼成就，高GDP增長率和全球最大外匯儲備，細究之下卻是問題重重。用中國經濟學家因謹慎而含糊的話來說，中國經濟增長是得益於在國內和國外的兩個「逐底競爭」；由於國家對土地、資源和金融體系的壟斷，這種競爭也越來越不可持續。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表現之所以不可改變地走向次優化，肯定有很多原因；一個國家的集體命運也是如此。但具影響力的學者，從謬達爾（Gunnar Myrdal）和諾思（Douglass North），到沈恩（Amartya Sen）及其他人，長期以來都認為政治治理和經濟制度（及其內化或文化），特別是一個適合的國家（proper state）及其有能力的政策，能與運作良好的市場系統合作無間，才是決定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一項採用多種方法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在2019年總結道，「民主確實會導致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增長」，尤其從長遠來看，「民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近因之間，存在許多相輔相成之處」。一位受過美國培訓的中國學者依此脈絡主張政治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並認為民主「在促進發展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中國的一位「馬克思主義專家」也同意「決定國家富庶或貧困的祕密在於國家的治理之道」。

儘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一種19世紀式的原始資本主義相當盛行；但該黨國仍然是一個「基本上不自由的經濟體」，其「經濟自由指數」的分數始終「低於地區和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香港和澳門幾十年來享有的極高經濟自由，由於北京對兩個「特區」的政治絞殺，也被視為「丟失」了。面對中共激烈但絲毫不見功效的遊說努力，西方、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各大經濟體，都在2020年代認證中國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體，更不用說是具有可靠法治的市場經濟了。近年來，所謂「中國模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更被理解為退化至「黨國資本主義」──中共的政治控制邏輯，進一步取代了中國經濟中的市場機制。「追趕式」（catch-up）增長的快速勃發開始消減，以及在習近平身上狂熱再造一個毛二世（Mao the Second），都強烈昭示著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似乎將面臨更艱困的未來，即便不是全面回歸中國悲劇那樣的毛主義災難。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後來者」國家，可能享有可觀的「後發優勢」，得以輕鬆且通常以低廉價格獲得世界一流的技術、大量國際資本，以及發達國家已經開發好的廣大市場。然而，它也可能遭受所謂的「後來者詛咒」（latecomer’s curse）或「後發劣勢」，即一度繁榮的發展中國家隨著時間的過去而停滯衰退之現象，甚至因其社會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不足而面臨更糟的情況。這或許類似於惡名昭彰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或「富足悖論」（paradox of plenty），毀了許多自然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從發達國家進口和模仿現有技術以發展經濟，即使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長一段時間，後來者國家的統治者往往沒有多少理由、動機、意願或能力，同時複製發達國家的政治規範和制度。但事實上，這些制度和規範正是永續技術創新和社會經濟發展得來不易且歷經考驗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夥伴。這種「後來者詛咒」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發展中國家會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無法躋身為發達國家。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所總結的，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改革始終只是空談，往往流於表面」。因此，後發劣勢所帶來的詛咒性制度赤字的影響，似乎將持續發生並且仍在加劇，風險越來越大，嚴重性也越來越明顯。

作者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