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最後的使團：1795年荷蘭使團和一段被遺忘的中西相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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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衝突？

一七九四年，乾隆帝（一七一一～一七九九）準備慶祝他登基六十週年。六十週年是個吉祥數―中國曆法六十年走完一個循環，即一甲子―而且他是受到尊崇的君主，他在位期間，中國的繁榮和版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子民提議新年時好好熱鬧一番：盛宴、煙火、詩會、演戲。王公大臣會上表祝賀，在世上最氣派的宮殿、庭園裡，賓主都收到對方致贈的厚禮。參與慶祝者會包括外族貴賓：蒙古王公、滿人貴族、畏兀兒首領、西藏喇嘛、朝鮮仕紳。皇帝喜歡萬國來朝的場面。他自認是天下之主，他的朝廷是當時多元、多民族、多宗教世界的中心。

他堅決表示不想過於盛大，但的確喜歡受吹捧，於是，得知西洋彼端有個國家―荷蘭―想遣使祝賀，他龍心大悅。歐洲人是世上最奇裝異服的人，鬈毛，身穿像內褲的緊身長褲，舉止怪異。兩位使節―荷蘭學者得勝（Issac Titsingh）和精明商人范罷覽（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已致函請求面見皇上。皇帝給了肯定的回覆：「自應准其來京瞻覲，遂其向慕之忱。」

乾隆皇就這樣開啟了前現代史（premoden history）上最有趣的東西關係篇章之一。鮮為人知的一七九五年荷蘭使團，係最後一個按照傳統中國朝廷覲見禮儀接納的訪華歐洲使團。接下來要等到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迫使中國簽訂一連串惡名遠播的不平等條約之後，才又有歐洲使團出現在帝國朝廷上。

怪的是這個荷蘭使團幾乎被遺忘。沒有其他任何西方語言的專著探討此使團，且探討此使團的文章，不管是以哪種語言寫成皆寥寥無幾。此使團訪華之事鮮少出現在教科書裡，有些清史學者甚至似乎不知有此事。我攻讀明清史出身，竟然在開始為撰寫本書做研究之前，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儘管我也是荷蘭史家，在筆下探討過荷蘭人在亞洲的外交活動。

於是，當我弄清楚這個使團在當時很受關注，這次出使留下許多荷語、法語、西語、漢語、韓語文獻資料，我大為驚訝。隨著開始探索這些豐富的文獻，我發現此事充滿戲劇性，有著有趣的人物、折磨人的航行、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而且它們全都出現在一個耐人尋味的時空背景下：中國境內就要爆發民亂，而在歐洲，法軍正向阿姆斯特丹進軍。我當下意識到，若以敘事體寫出這段歷史，將會是引人入勝的史話。

但《最後的使團》的用意，不只在於寫出讓人身歷其境的史話。一七九五年的荷蘭史團也讓人得以從新的視角看十八世紀的中國和中西關係，有助於我們毅然決然跨出仍盛行於中國、西方境內的文化衝突論述。這是因為，相較於此時期的其他使團，荷蘭使團圓滿達成任務。乾隆帝對此使團訪華甚為高興，賜予他們其他歐洲使者所無緣享有的優待和權利。正使和其上司覺得順利圓滿，與兩年前英國使者馬戛爾尼的遭遇相比，尤然。

相較於荷蘭使團訪華一事湮沒於歷史，馬戛爾尼勛爵使華則廣為周知，而且結局大不相同。馬戛爾尼無功而返，係使史學家把中西外交看成文化衝突的原因之一。

馬戛爾尼一七九三年抵華，帶來形形色色的禮物、大批藝術家、科學家和樂師，及一組大膽的提議。他覺得這些提議若能實現，將有助於使中英關係走上互蒙其利之路―兩大強權同心協力。但乾隆帝和其朝廷不信任馬戛爾尼，馬戛爾尼不願照規矩行叩頭禮，而且提出過分的要求。清廷不放心，因為英國人侵略行徑惡名昭彰，在西洋攻擊、劫掠，很有可能在大清海疆也幹了同樣的事。他們決意早早將馬戛爾尼打發走，盡快把他趕出中國。馬戛爾尼回到英格蘭時，除了帶回兩封口氣專橫的致英王書信，沒多少成果可示人。

雖然馬戛爾尼竭力表現得若無其事，但他和他此行的隨員覺得受辱。他們在歐洲受到不留情的批評，愈來愈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清廷，把清廷說成傲慢不知變通，且無視於英國的厲害。這類論點得到其他英國思想家、政治人物呼應，而在此後的外交闖關再度受挫之後，英國境內許多人覺得必須展示武力以反制中國的傲慢無禮。馬戛爾尼使華無成，成為他們講述中國如何堅不妥協時必講的一部分：中國不願讓英國人按照國與國本就平等的原則與之往來，動武也就順理成章。

這一對中國的負面看法，不只影響英國公眾和英國決策者，也影響了數代史學家，他們漸漸從文化衝突的角度審視中西關係史。根據此觀點，「中華世界秩序」或「朝貢體制」與西方獨立自主國家的外交體制相牴觸，結果就是引發衝突。歐洲人挫折於無法以平起平坐的身分和中國打交道，斷言必須把中國帶進西方國際體系，且不惜以武力來達成。在他們眼中，西方國際體系是理所當然的國與國互動模式。這一看法被認為是導致十九世紀中歐激烈衝突的推手：鴉片戰爭、亞羅號事件、中法戰爭、拳亂等。中西學家主張，清廷的僵固是十九世紀中國動亂殺戮頻仍的主因之一。

更晚近的史學家質疑此一說法，指出清朝統治者比先前大家所以為的更務實，更願意接受不同的看法和作風；指出清廷與闖蕩大海的歐洲人的關係，以現實政治利害為依歸，指出即使在西方，外交都不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現代」，那樣「遵照西發利亞體制」，而是深受歐洲境外外交習慣影響。

但文化衝突說依舊深植於教科書和學者著作裡，主要因為英國與中國的相遇以衝突收場，英國人的經歷已是論中歐關係著作的思想主軸。學者對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的對華外交，關注少了許多，尤以十八世紀後期、十九世紀初期英國遣使訪華無功而返時為然。

英國對華外交失敗一事，被後人視為此時期中西外交的一貫現象，但一七九五年荷蘭使團訪華是打破此看法的最重要例子之一，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中西關係，但此事不只遭忽視，而且遭錯誤理解。探討此事的作者往往把它說成比馬戛爾尼使團還要受辱的失敗之行，例如把它說成「一敗塗地」，說荷蘭人受到「冷漠、輕蔑、高傲」的對待，說他們「被當成怪物」，說他們「在鞭子威脅下」被迫一再趴地叩拜，或「遭公然拖行、鞭打」。

誠如某荷蘭史家所說，這全是「胡扯」。13來自多個觀點的資料清楚說明荷蘭人受到熱情接待。正使得勝本人覺得他成果斐然，他的上司亦然，清楚表示他不負使命。這個使團的確未懷抱宏大目標或未促成條約或協議的簽訂―其訪華的主要目的係祝賀皇帝登基六十週年，藉此增進荷清兩國的友好。但怪的是它明明達成既定目標，卻有那麼多學者主張它是可恥的失敗。

那麼，為何這次出使受到中傷？主要因為它不符文化衝突說。負面描述的始作俑者是馬戛爾尼的管家約翰．巴羅（John Barrow）。他在其暢銷書《中國遊》（Travels in China）裡以十六頁的篇幅抨擊這個荷蘭使團。他的主要論點，係每次清廷要荷蘭人叩頭，荷蘭人都照辦，但他們的聽話無濟於事，而且他們受到一心要讓歐洲人俯首稱臣的中國朝廷刻意羞辱。他主張，荷蘭人的聽話只助長中國人的傲慢。他寫道，「順服的語氣和溫順、被動服從這個高傲朝廷的辱人要求，只助長其驕傲和自以為無比重要的離譜觀念。」馬戛爾尼或許有辱使命，但至少他的堅定不屈迫使中國人承認英國人優於他們，即使他們始終不願承認這點。

巴羅的看法成為最廣被接受的對荷蘭使團功過的論定，而且今日學者跟著他人云亦云。例如，有位仁兄著書談馬戛爾尼使華，寫出這方面最暢銷的書，而此人寫道，「英荷這兩個使團都以失敗收場，前者保住尊嚴，後者則受辱。」

巴羅沒有機會使用今日學者所能用到的那幾種資料，我們也不能指望每個人都會看漢語、荷語資料，但令人訝異的是，就連看得懂這兩方面資料，因而知道荷蘭使團受到盛大接待的學者，竟還是認為這次出使失敗收場。他們把荷蘭人說成可憐蟲，說荷蘭人未察覺到自己被當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荒謬帝國觀裡的「貢」使。18他們認為荷蘭人應該拒絕叩頭，堅持平起平坐，以讓中國人知道不能再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但荷蘭使者很清楚清廷怎麼看待他，知道東亞外交的理想和習慣。得勝是鑽研日本事務的學者，此前已帶領過兩個使團去江戶向幕府將軍叩頭。他知道東亞外交的重點，不在於提出要求或談「正事」，而在於彰顯相互關係的儀禮。

就這點來說，他並非獨一無二的荷蘭人。荷蘭人深深打入東亞世界，一般來講照東亞規矩行事。但他們並非一開始就如此。十七世紀初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剛成立不久時，該公司發炮闖入中國海域，要求給予貿易特權，未能如願時即出手攻擊。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反擊，在中國沿岸和沿海的一連串交手中打敗該公司。荷蘭人得到教訓，從此比較聽話，得到與中國人通商的回報，中國人的商貿活動進到荷蘭人在亞洲的諸多據點。明滅清興（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荷蘭人是最早派出使團並得到清廷接納的西方人，而且荷蘭使者未對叩頭禮表示異議。西元一七○○年之前另有兩個荷蘭使團得到清廷接納，每個使團都按清廷規矩行事。荷蘭東印度公司靠著與中國貿易而財源滾滾。

荷蘭人在日本也學乖。在那裡，該公司碰上很難對付的德川將軍。該公司最初也咄咄逼人，最後不得不聽話，每年遣使向德川將軍叩頭，一如日本諸侯向將軍叩頭。一如在中國，守規矩就有好處。荷蘭人是唯一獲准在日本通商的西方人，而日本是獲利甚大的市場。

與此同時，荷蘭人在其殖民地首府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建立了自己在亞洲的朝廷。他們接待來自亞洲各地和遠從非洲過來的代表團，採用東南亞、東亞的外交習慣和器物，例如傘和大象遊行。誠如史家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所指出的，「巴達維亞政府找到與亞洲諸統治者相處之道，懂得照當時其所注意到的亞洲盛行的外交禮儀和規矩行事。開拓殖民地的荷蘭人不得不發展出『東方』儀禮，以配合既有的外交互動規則。」

荷蘭人藉此理解包樂史所謂的「東方外交」，而且大體上接受這樣的外交。25他們認識到在東亞，國際關係受到諸多不同理想規範。關係尊卑很明確；遣使的用意主要在於祝賀或慶祝，而非談判；互動通常遵照儀禮，許多儀禮以中國古老傳統為本。

遷就非西發利亞式外交的西方人，不只荷蘭人。「新外交史」的學者已指出，十八世紀後期、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外交體制，遠比長年以來所認為的懂得變通而不拘形式，表示歐洲人常常使出多種外交手段。就連英國人都對東亞外交禮節有基本的掌握。

無論如何，得勝一行人接受清朝禮儀，對於朝廷互動規矩應付自如。他們也精於記錄下自己的經歷。他們翔實的文字紀錄，加上其他多種豐富的資料，為瞭解十八世紀中國開了獨一無二的視角。事實上，這些資料敘述極生動，使我下筆時能如身臨其境一般，而且我採取敘事性微歷史做法。微歷史（microhistory）通常著墨於次要事件或「小人物」，也就是通常未見諸歷史記載的人物。本書的主要人物，係一些有錢且得天獨厚的人―歐洲人、漢人、滿人―而這次荷蘭遣使訪華並非次要事件。但大故事裡的人間小戲碼吸引我：恐懼、憂慮、沮喪、幽默、小小的齟齬。此行的年輕團員在北京北海溜冰時愛用歐洲冰鞋甚於滿人冰鞋一事，或他們怕走過沒有欄杆的橋一事，對中西關係史來說，或許無關宏旨，但這些小事使歷史更為生動活潑，有助於我們想像在十八世紀中國居住、旅行的情景。

我寫此書時不由得用起現在式，因為那讓人覺得就發生於當下和近旁，但怪的是也帶來距離感。28過去式讓人覺得一錘定音的權威性―事情就是如此。現在式使史家根據史料想像或構思過去之舉更為明顯。但我未讓自己的想像凌駕事實，而是竭力詳細記錄每個細節。重點就是讓史料占據我的想像，找到或許可使某情景如在眼前的細節，而現在式不知為何使此事較易辦到。

凡是引人入勝的故事，都以讓人感興趣的人物為核心。我的恩師之一的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曾說，有執念的人是最有趣的人之一。本書就充斥這樣的人。

正使得勝時時念著日本。他收藏與真人同尺寸的日本人偶，凝視平戶島地圖以紓解心中的鬱悶。他能讀寫日語，而且與其他使華的西方人不同的，他有學了一些漢字。使華之後，他把此後餘生用於寫出一本詳談日本的書，親自寫該書的法語版、荷語版、英語版，但他一心要把每一處都弄得妥妥當當，於是他過世了許久該書才出版，而且只出版局部。他本人也成為別人念念不忘的對象，尤其荷蘭學者法蘭克．勒坎（Frank Lequin）將其學術生涯全用於查明這位正使所寫下或收到的每封信、短箋、紙條。勒坎甚至到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Pere Lachaise Cemetery），替受冷落的得勝墓清掉其上的泥土和樹根。

副使范罷覽同樣有念念不忘的事物，但就他來說，那事物是中國。他生性浮誇，自認天賦異稟，靠不大光明磊落的方式發了大財，收藏了大量中國藝術品和手工藝品，將其擺在他取名為「中國靜居所」（China Retreat）的豪宅展示，結果把自己弄到破產。

譯員小德經（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則滿腦子想著自己的身分地位，不斷惱火於自己受虧待。他甚至不願以譯員自居，覺得譯員一職有損他的尊嚴，儘管那是他的正式職位。他是歷史學家所樂於神交的對象―他得自實地觀察的見解犀利、尖刻、有趣。

就清朝一方來說，最重要的人物是乾隆帝，沒有他，就不會有使團訪華。他，一如小德經，心心念著自己的價值，而且他好相處。他挑剔、自負，但也博學多聞，思慮縝密，喜歡寫詩，是個和善寬厚的東道主，至少對荷蘭人來說如此。

他朝中的其他人也扮演吃重角色，例如他腳痛風的得力助手和珅。和珅非常腐敗（後來會因罪被迫自殺），但也精明，具有領袖魅力。他慇勤接待訪客，安排荷蘭人參觀了其他歐洲使者所從未去過的地方。在遙遠的南邊，喋喋不休的兩廣總督長麟推動荷蘭使者來華，冀望滿足皇上盛大慶祝登基六十週年的想望。他也很會替人著想，幫荷蘭人撰寫外交信函、採購得體的禮物。

這些有權有勢的人支配他們的社會，所以是這段史話的主角，但檔案資料談到其他許多的角色：搬運要送給皇帝之重禮的挑夫；拿火把幫忙的農民，或從竹林裡的藏身處或從水牛背上觀看的農民；搭車出行且一臉好奇盯著看的優雅女子；每天大清早用大喊叫醒使團團員的北京某公務員；以這些團員為題寫詩且拿藥給他們的朝鮮使者；爬上屋頂撿球且往下看某些仕女看得太久的年輕法國人阿吉（Agie）先生。檔案資料裡充斥種種相遇―令人惱火、生氣、困惑、暖心、想笑的相遇―每個相遇都讓人一窺生卒於許久以前、但其情感和經歷一如今日我們真實的人。

但撰寫此書時，最常縈繞我心頭者是中國本身。這些旅人貼身認識十八世紀中國，我亦然，因為我照著他們所走的路線，沿珠江往北，穿過梅關，順章水而下，經過嚇人的十八灘，如此這般，時復一時、日復一日地竭力找出與拙劣的法語、荷語音譯相符的漢語地名。那些音譯都以十八世紀粵語、官話的口語為本譯出。拜漂亮翔實的清地圖之賜，我得以在地圖上標出他們所走的路線，我開始佩服與歐洲大相逕庭的清朝交通、通信體系。

這些旅人走了一條很不尋常的路線。大部分旅人取道江南前往北京，一路上幾乎全坐船行走河川、運河，行程舒適，而得勝一行人從廣東直接北行，大部分走陸路。這條路線較快―皇帝希望他們趕得及赴京過新年―但艱辛許多。他們在隆冬之際辛苦跋涉過清帝國的一部分最貧窮地區，遇過暴風雪、冰暴、刺骨寒風、滑溜的峭壁。

相較於在歐洲，在中國，馬和役畜遠更少見，這一路上得勝和范罷覽大半坐轎。這類運輸工具坐來舒適，但要靠轎夫扛，而轎夫覺得工資太低時往往丟下轎子跑掉，把轎上的人丟在積雪的路上。此行人裡職級較低者，例如小德經，常被要求乘坐獸拉車，而他們討厭坐這種車，覺得它們和鄉下運乾草的車子一樣糟糕：硬梆梆的輪子，硬梆梆的車軸，顛簸得叫人骨頭發疼。他和他的同伴通常要求騎馬，但如願後又抱怨坐騎瘦弱、不聽使喚，小德經因此自比為騎著劣馬的唐吉軻德。

此外，這不是重要人士通常會走的路線，因此，住宿設施簡陋，而且這些旅人的龐大隨行隊伍拉得很開（動用一千多人來搬運行李、廚具、禮物）。寢具和內衣褲未緊跟在後頭。禮物碎掉。馬匹死去。挑夫凍死。

但即使在嚴冬，樹葉掉光，北風橫掃酷寒的平原，仍有一些東西吸引這些旅人的目光：怪墓、奇塔、大湖，以及豁然敞開於下方的隱祕山谷。一英哩路要花上二十或三十分鐘，過河得找可涉水而過之處或靠渡船，今人很容易忘記這樣的旅行有多刻骨銘心。每從一縣到另一縣，從一府到另一府，從一省到另一省，從田裡或門口觀望這支隊伍的人，其衣服和語言跟著改變，地理景觀也有所改變，從廣東的亞熱帶山巒，轉為遍地泥土的遼闊華北平原。

當時中國的地理景觀當然大不同於今日，而這不只因為二十、二十一世紀的森林砍伐和都市化。黃河本身會改道，一八五○年代的改道，造成一連串水災，奪走百餘萬人性命。中國北部的地貌也跟著改變。這些旅人渡過黃河時，其渡河處比今日河道更南邊許多。

因此，本書的重點不只這個使團，而是放在一連串相遇。就最具體的相遇來說，本書描述這些旅人與中國的人民、機構、習俗、技術的相遇。但本書也探索他們的中國觀―往往來自歐洲書的中國觀―與他們在路上每一處所遇見的現實中國的相遇。例如，他們帶了一本名著上路，作者是約翰．紐霍夫（Johan Nieuhof）。此前的一百五十年前，紐霍夫隨一荷蘭使團赴北京，其記述不只以文筆生動而聞名，也以插圖豐富而著稱。此時，他們拿自己所見所聞與他的記述相比較，予以更新、修正，完成自己的速寫。

更重要的，他們把自己的經驗與北京歐洲傳教士的著作相比較。這些傳教士將所見所聞形諸文字，化為數大冊出版，篇幅達數千頁，其讀者遍及全歐，影響了哲學家、大臣和國君。他們的報導往往正面，描述中國的高明道德哲學、開明政府、用人唯才的官僚體系、興盛的農業、繁榮的城市、宏大的道路和運河。傳教士的記述得到伏爾泰等許多哲學家相信（伏爾泰寫道中國是「世上最明智、最有條理的國家」），但也招來批評。小德經的父親，著名東方學者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認為傳教士誇大了中國的古老。德經認為中國文字源自埃及象形文字，得勝也曾有一段時間抱持此看法。事實上，得勝與德經兩人有書信往來，得勝為何挑小德經隨他赴華，這是原因之一。這些旅人赫然發現自己能從前人所無緣享有的有利位置評估這些傳教士的看法，尤其走陸路使他們得以看到外國人所鮮少看到的中國一面。他們最終覺得這些傳教士如此熱情讚揚的中國並非事實，但也未發出巴羅等人那種尖刻的批評。例如，巴羅寫道「中國人的口是心非和不老實，不只充斥於每個政府部門，也自然而然感染了絕大部分人……上從皇帝本人下至最低階官員。」

小德經質疑這類觀點。「切不可用自己的習俗來評判他國的習俗。每個地方的人民有自己的習俗，入境就要隨俗。」這並非因為他很愛中國―他有時不留情地批評中國。他只是覺得中國人對待自己和來訪的外人一視同仁。如果清朝官員有時自己享用最好的船或馬，他們至少未在他人也這麼做時抱怨。「對於把我們和他們自己一視同仁的人，我們還有什麼好指責的？」必須照中國的真實樣貌，而非照人所想要的中國樣貌，來看待它。他寫道，「我不敬佩中國人，但我不偏不倚，我們不該用自己的看法來評斷他們。」小德經並非總是如他所說的不偏不倚，但這些話甚有道理。令人遺憾的，這番話大多遭遺忘，而巴羅的看法則傳開，於是，蔑視、負面的中國觀，在十九世紀的英語世界和以外的地方幾乎無所不在。

他筆下的看法未能像英國人的記述那樣經由出版傳開或影響讀者，原因之一在於荷蘭共和國已不存在。就在范罷覽於一場宴會中與皇帝喝著茶時，法軍進攻阿姆斯特丹，滅掉尼德蘭聯省共和國。取而代之的巴達維亞共和國（Batavian Republic）是法國的傀儡國。這意味著荷蘭人此時與英國處於交戰狀態，英國強占荷蘭船隻和領土，使中國境內的荷蘭人連添購日常必需品都沒錢。不久，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遭廢。與此同時，中國苦於境內民亂，厚待這些使臣的老皇帝把皇位讓給兒子，民亂的爛攤子也交給兒子去處理。中國恢復和平與歐洲恢復和平差不多同時，但那時，世界已徹底改觀，回不到過去。這支使團訪華期間所建立的令人看好的關係就此中斷，無緣再現。

於是，小德經談荷蘭人旅程的書，其影響遠低於英國人的記述。英國人的記述成為多種語言的暢銷書，而他的書從未被翻成英語。范罷覽也寫書談此行程，書中對中國和中國人讚譽有加。此書賣得比小德經的書好，被翻成英語、德語、丹麥語、荷語（原版是法語），但這些版本都是不完整的盜版，把重點擺在此行最艱困、最令人不快的部分，略去許多好的部分。至於得勝本人慎重且翔實的記述，直到二○○五年，多虧法蘭克．勒坎的努力才出版。經他之手，有了漂亮且注解詳細的得勝著作版本問世。令人遺憾的，如今依舊只有懂荷語的人看得懂此書。相對的，英國人的記述被出版、再出版、翻譯成他種語言、摘錄，並被指定為標準讀物，就連在中國亦然。在中國，可找到關於英國人記述的數種中文譯本。但關於荷蘭人對此行的記述，未有中文譯本問世。

在當時歐洲，只有少許出版商有興趣推出談這個外交使團的著作，畢竟派出這個使團者是一家已停業的公司，而且該公司所代表的國家已不存在。於是，荷蘭使團成員的著作和他們相對來講較客觀中立的觀點、他們筆下與帝國官員的和善互動、他們在北京所受到的接待、宴會、參觀廟宇、拜訪皇帝寢宮―全都遭遺忘。他們的使華之行反倒被說成「文化衝突」的一部分，長達數百年的外交地位較勁的一部分。而在這場較勁中，中國最終受到教訓，學會謙遜，被強行拉入現代外交體制裡。

理該有另一番敘述出來，平衡這個文化衝突說，而本書的敘述始於一七九四年三月，地點是紫禁城，城中的老皇帝正在為未來煩惱。

作者為西方漢學界的著名學者，近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史學者之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師承漢學巨擘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十六到十七世紀歐洲史專家帕克（Geoffrey Parker）。曾任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東亞系系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殖民主義比較研究及中國史與全球史。著有《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決戰熱蘭遮》（Lost Colony），以及《火藥時代》（The Gunpowde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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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最後的使團：1795年荷蘭使團和一段被遺忘的中西相遇史》
作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