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二十日，因應疫情，臺灣啟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人們面對不確定性，全心防疫，交出「臺灣經驗」好成績。尤其連續253天無本土病例的承平狀態，一旦面臨紐西蘭機師到近來的桃園疫情，啟動了許多人防疫經驗的負向記憶，認為他們破壞靜好歲月，擔憂又要重複限制生活狀態的責備他人或憤怒情緒。有人只是把時間區帶固著於過去，淡忘病毒始終並未消滅；需要朝向未來，不是僅是作戰隱喻，而是如何與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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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疫情變化引發驚嚇的效應，驚嚇經驗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限經濟中的驚嚇經驗，例如觀看災難電影，雖然過程當中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但最終仍能在意識層次上回到秩序感；另一種為無限經濟中的驚嚇經驗，人們無法預估經歷這樣的經驗將會造成何種影響，甚至過往經驗的預期災難心理孵化，加深了擔憂感受。
關於情感的時間感受，研究者區別出兩類：「前瞻型」與「後顧型」，前者望向未來，後者反觀過去。但前瞻與後顧不等於人生發展階段，例如有些小孩顯示出對於自己的過去、家庭傳統以及歷史甚感興趣；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卻專注於未來遠景，並且為後代子孫及下一世紀拼命工作。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雖然會以不同的方式體驗，但我們的「個人時間」必定要嵌入社會、歷史的時間中，尤其在這樣的疫情時空。
當臺灣防疫新生活時期，國際疫情仍嚴峻，無新增病例是日常。但在防疫作戰的隱喻下，無敵人的立即威脅，以為本土零確診是有限經濟常態，遺忘疫病研究指出，疫情流行給出了人們反思習慣模式的契機，作為「緊急經驗」可能激發人的新意向性。如詰問日常忽略的問題：「我該如何和他人共同生活？」抗疫時期的戴口罩、勤洗手、量測體溫等具身性（embodiment）照顧，已然體現一種倫理關係。這些個人／公共衛生健康遵守，本身是預防性健康行為（behavior），轉化為因應變動處境的執行力，是疫情帶來的照顧倫理行動（act）價值。單純機制行為難以解釋瘟疫恐懼下的人群疏離，卻又彼此關注的自我紀律具現行動。
倫理是探討個體對自我和對他人的特殊關係，是存在的經驗。行為轉為行動的倫理關係，健康行為本身就非個體自身的習慣，而是呈現自我照顧與關切他人的雙重性價值。由此帶來人們反思照顧自己的健康行為，不僅是道德上的訴求，更是傅柯（Foucault）認為一個道德的行動，不應該只簡化為一個或一系列合乎規則、律法或價值的行動，而是公共面向生命的實踐，反映出某種關於「人是什麼」、「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理論或實踐模式。
而這些模式的形構和演變，來自諸多歷史條件的組合和異動。他進而認為「認識自己」是基於「關心自己」才有可能。關心自己並非自私，而是在「社會距離」管控策略下，凸顯「心理連結」深刻化的重要。疫病威脅的健康（health）照顧，健康詞彙包含一種療癒（heal）的層次，但療癒不僅是身心層面，更涉及人文靈性的復興，以踐行關切他人／照顧自己行動。
面對病毒繁複變異（anomalous）是超乎一般常態，繁複變異的原始字源為anomal，希臘字源名詞（an-omalie），指涉一種粗澀的繁複性關係，是一種解疆域化的現象，需要生成新的超越常態能力。亦即，所謂的健康不只意味著在特定的狀態下維持正常，健康的承諾是在其他的情境下，也能超越轉化常規的可能性，能夠容受習慣常規的被侵害，而能在新情境中樹立新常態。在此狀態下，我們的健康價值，是回到一種變動的，可以容許誤差（normativity）的創新能力，而不是如同以往維持有限制的、統計上的平均（normality）的穩定不變狀態。
變動性的創新力，讓我們理解自身的欠缺，以回應他人與自我的共在。新型病毒的恐懼是詭譎暗影，如同弗洛伊德（Freud）指出的不被理解的事物再度出現，就像是一個尚未找到位置的鬼魂。以精神分析來看，面對早年的挫折的回歸／退轉（regress），以當下之眼看待，其實是更靠近我們主體就是自身的倖存者的匱乏，是具創新適應力。
反倒是過去認為可以因應一切的萬能想像的心理狀態，於自我隔離處境，仿彿他們想像他們自己真能夠獨自應對似的，但阻絕邊界的劃分，喚起了來自早期生活受到壓抑的孤獨感。危機也是轉機，如齊澤克（Žižek）所言，創傷讓主體能夠再一次經歷自身存有的匱乏，讓死亡闖入到生命之中，創發出生命感，進而帶來解放。抗疫不必然造成受創，但對多數人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感經驗，直面事件摧毀的已然被剝落的經驗與感受，使其進入自身的主體匱乏。受創主體面對的並非針對創傷的喪失進行補償，因為所喪失／欠缺的不是至親或能力，而是主體自身。主體的任務是如何讓自己穿越痛苦，再度承擔那個早已存在他們生命中的匱乏／失落。他們就是我們。
當回顧這段時日的防疫生活，失落困厄處境下帶來的心理影響，除了恐懼、疏離、沮喪之外，是否促發更多元的創新韌性力開展，更是面對未來各種複雜風險處境的關鍵。被確診者或遭受居家檢疫、隔離者，也是面對共同的戰役。有人是不幸直接陷入困局，我們不該以敵意態度標籤他人，我們都是在這場戰局內，沒有人是局外人。
我們見證了一場瘟疫無差別式攻擊，「我們」都置身公平風險的環境中。然而，第一線醫護人員、難民、遊民、移工等，面臨比一般人更大的傳染風險，疫情傷痕是社會苦難心理史的再現或縮影。近日一些禁止桃園行的主張，是防疫共同體「納入的排除」，也是共同體的自我意識主張過於強烈，看不見他人。安全安定的友善社會需尊重、接納每個人，回應關切他人的受苦，而非旁觀，這是普遍性身心健康價值的落實。
Covid-19的全球蔓延，使人們面對時間延遲、空間停滯的空白主體狀態。生活節奏的突變，當越是想快速消滅病毒卻得不到立即性回響，面臨空大的靜默黑洞，終究只會益加沈淪於失落漩渦裡。我們要去思考的，反而是一種「自我耗費」必然性。自我削弱，關照他人，迎向「我們」。我們無須預設病毒終結的時刻，沒有所謂的「後疫情時代」，新興病毒仍會不斷變株異化，我們是處在風險中；「後」不是時間的度過就沒事，並非階段論，而是超越線性邏輯的各種可能性並置狀態。
疫病威脅再如何變形新興，都是古典幽靈的徘徊，提醒我們偏安慣了就遺忘如何豐富我們的生存能力，包括回應死亡與哀悼。雖然，這場看似無期徒刑的陰影籠罩，苦難是當下的，情感是延時的。災厄總是站在遺忘的這一邊，藉由遺忘來回憶，它再次降臨。災厄的多重暗黑，也帶來存有上的思考。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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