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緩期的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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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四月天，太魯閣出軌意外悲劇，詩人艾略特（Elliot）的《荒原》「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我們不僅歷經一場殘酷的試煉，更是同體大悲。

「安全回家的路」卻是如此驚嚇悲哀

焦躁的媒體報導與口水政治操作，令人心浮。花東長年以來是臺灣的異質地點（heterotopia），一般人投射偏遠與原住民的想像，這事故的責任歸屬與後續影響是進行式，但這場災難，生命瓦解為殘酷劇場，死亡圍繞著我們以為最遙遠卻也最親近的異質臨界點上。災難現場映襯出我們的空間是非常的喧鬧、構造不良且雜亂無章的體系，「餘生」無法思索，它活生生就在眼前。餘生的故事，是得以穿透；抑或激切矚目後的遺忘，又回到日常，我們需持續關注。

十九世紀末以來，驚嚇經驗已成為城市生活的常態。在此境況下，產生一種弔詭情況，人在城市中不斷被餵食驚嚇經驗，但卻渴望更多的衝擊，因為距離受創的時間越長，原先衝擊自身的驚嚇，就不再有震撼的效果。就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驚嚇即為一種廣義創傷的感受，創傷的經驗可以帶領我們不斷回到創傷的原點。創傷的原址，是個論題。但一條「安全回家的路」，卻是如此驚嚇悲哀。

花東在中央山脈的屏障下，相較於西部「高鐵化」的一日生活圈，依舊是後進的空間。普悠瑪與太魯閣不到三年先後出事，這兩種自強號型號與實名制，是為了保障花東民眾與加速移動的鐵路政策。曾經駐足花東的過客，如果懷念這裡，可能是關於樂活步調和大自然洗禮的回憶，而不是基於什麼文化歷史或社會連結的認同感。

事故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所有人

悲劇發生原因仍在調查，但我們也曾在北迴鐵路上移動，此次悲劇的扭曲變形車廂擠壓，快速猛烈撞擊，隧道暗黑中，也照亮出公共安全的管理系統問題，以及人的便宜行事慣性心態。貪圖，往往就是災難的後果。災難造成的變形是一種來自域外的思想，我們無法進入，但它總是能夠碰觸到我們。災難事件發生的一瞬間，裂開了特有處境，死亡與存活的交錯，無預備的災變發生，我們都是緩期的倖存者。

置身災變的苦難者，除大量、直接暴露在災變事件者外，也包括受難者的悲傷親戚和朋友，以及即時抵達的救難人員和事後的重建人員，志工、報導者、助人者等。另外，有些雖然並非直接和災難事件有關連者，或是經由報導事故而產生替代性經驗者，仍會經驗到苦痛和困擾狀態；加上僥倖逃過一劫者（本來可能是直接受害者，卻因為其他因素不在現場，反而避免遭遇災難事件）。由此，災難事故影響的層級和範圍十分廣泛。無論是直接遇難的受創者或是遠端的助人者，當面臨災難經驗時，雖然受創程度有差異，但面對死難敘說或影像衝擊，往往引發悲悼或失落經驗，這是共通的歷程。

此刻，我們可以很快速地給予受苦難狀態一種情緒分類，如憂鬱、罪惡或歉疚，但那只是一種「道德經濟學」的意味，把複雜的情緒政治分配到一個合理領域。但個人苦痛不該被孤立化，而是該更深入地鑲嵌於倫理網結。亦即，受苦經驗（如疾病、災厄）會生產一種特定的領域，受苦難經驗即是構成其本身社會倫理的領域，也是成為社會減低殘酷性的現場：助人裡頭涉及人際之間當如何聯繫，我當如何同理共感地行事，而獲得「關切他人/照顧自己」的雙重性，如救難人員與「76行者遺體修復團隊」是打破慣性情緒爆炸後，具體的護持力量與柔適的倫理行動。

災後的檢討與心理復健

面對台鐵半世紀以來慘重悲劇，如此非預期死亡的事件，對家屬的錐心之痛難以抹滅，社會大眾的見證者，同樣喚起回應他人的責任。受創事件裡的死亡，是一種未言宣的「中介」。它比「一」多，也比一少。比我多，比我們少。死亡不是以數量來計算哀悼，「我們」無法代表任何存在的社群。同樣地，創傷所造成的後遺效應，無法僅以受害人數估算。論者早已批判創傷觀點「歐美中心主義」的傾向，同樣的死傷人數，甚至更多，當發生在歐美以外的國度，往往不會造成激變和引發關注，通常視為心理病理意涵的普遍他者。然而，「每一件創傷事件都是獨特的災難，但沒有獨特的災難」，這看似悖反的命題，正適切描述災難的處境，災難從未被完整書寫，只是呈現階段性樣版詮釋的形態。災難最需持續關注的後果，是其置身的社群，未來如何看待公共事件。

畢竟，作為重創的社會事件，受創是一種「創傷方格」（grid of trauma），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同謀者、抵抗者、位居方格模糊區位者，以及後來的誕生者，甚至未來尚未出世的人，都包含在此方格矩陣裡。任何受傷害者（及其家屬），面對重創事故可能產生「無居家感」的「不可思議」。此次有花東鄉親返鄉掃墓搭上死亡列車，存活者面對的「無居家感不是無家可歸」，而是一種家鄉與生活的邊界模糊感受。

安全的回家路卻遭遇死劫的失所，不可思議是基於整個存在的遽變，自我喪失、同一性瓦解。彷彿是來自於另一個世界的存有者，不再涉入和參與這個世界，我們無法用任何既有的標準去認識他、翻譯他。是故，我們對受苦難者的同理是遷徙的，需要與受傷害者及其創傷方格內成員，建立一種情感關係，並肯認與尊重他人。遷徙同理與溫潤關懷提供了一種對其他位置的虛擬經驗，得以相互瞭解，不會忽略彼此置身處境的差異，災後心理復健的步伐需如此前進。

面對這起事故，無論是親臨現場或遠端觀看影像，無非都暴露在人為風險處境。日哲高橋哲哉追問何謂犧牲，以及犧牲的體系是如何造成。他在探尋過程中，涉及法律、歷史、倫理等面向，最終發現，犧牲總是「誰為誰」犧牲，而這種犧牲之所以被合理化甚至造成災難，是因為來自各領域那些不負責任的宣傳交織建構出犧牲的體系。他認為國家的犧牲體系，蘊涵著「無責任體系」。「一切依歸如常」是信任和本體性安全得以穩固的基本要素，而這種心態也適用於具有嚴重後果的風險。

災變後的遺忘，當一切都已說出，那將要說出的，就是災變。

災變的黑暗，也帶來思考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