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輝的野望──回顧90年代台海危機前後（上）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於2020年7月30號不幸逝世，在台灣引起了各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大部分的評論指出了他對鞏固民主與強化國家意識的巨大貢獻，少數的評論則強調他和到今日還影響台灣的「黑金政治」之間的關連與「鼓吹台獨的民族罪人」的身份。也有不少評論著重於微觀描繪他的個性、愛好與在意外中弱勢接班卻逐步鞏固自己權力的手段。

從這些視角極為不同的觀點，其實李登輝先生在台灣民眾甚至關心台灣政治的外國人士面前，已經有了一幅清晰的圖像：李先生是一個好學深思、個性隱忍深沈的謀略型人物。他在被選為擔任總統備位角色（但很可能不是真正的權力接班人）時一直成功的表現出謙虛、客氣的溫和形象，到了意外接掌大位後卻能屢次以暫時性的政治結盟，逐步分化真正掌握台灣政治權力的國民黨外省統治集團，終於在1993年年初徹底消除了對他權力的最後一個威脅──逼迫前軍事強人郝柏村辭去行政院長，讓他得以全盤主導今後國家發展走向。

的確，在他獨攬大權後，國際形勢一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此李前總統施展了現在看來頗為精明的謀略，在這個逐漸成型的新國際格局中賦予台灣新的定位，讓後繼者難以大幅偏離，本文便是要回顧李前總統執政的後半期在國際舞台上以小搏大的搶眼表現，為李總統一生的功過補上更完整的圖像。

在李總統剛結束和郝柏村院長貌合神離的痛苦共治，國際情勢看來是對台灣有利的：剛就任的柯林頓總統反對老布希總統試圖在天安門事件後悄悄將美中關係拉回正軌、並暗中鼓勵一直覬覦中共市場的日本打頭陣的路線（天安門事件後第一位訪問中共的大國元首便是當時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樹）。

最明顯的作為就是柯林頓政府在1993年5月28日發佈一道行政命令：決定一年後美國是否在貿易上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將取決於中共能否在人權議題上有「整體重大進步」。這個決定可以說呼應了柯林頓在競選時一句批評老布希外交政策最有名的口號「不會擁抱從北京到巴格達的獨裁者」。

這邊值得特別點出來的是，柯林頓政府成功了說服了參眾兩院的民主黨法案提案人Geroge Mitchell和Nancy Pelosi撤回將人權、貿易和武器擴散議題通通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法案，而改由白宮發佈只將人權改善和最惠國待遇掛鉤的行政命令，而一開始力主要將中共出口致命武器問題放入法案的其中一位參議員，就是今天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

但是柯林頓這樣強勢的政策表態在一年後就出現大逆轉，在1994年5月宣佈前一年的行政命令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是中共的人權狀況並沒有出現整體重大進步，但柯林頓政府還是決定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今後會謀求以其他方式謀求中共人權狀況的改進。

為何柯林頓會輕易放棄這個已經打了折扣的掛鉤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柯林頓本人是個出身美國小州，對外交事務相當陌生的年輕總統，他會在競選時提出對中共強硬的政策只是為了讓老布希失分，而不是出於自身的信念和對中共的認識。

二，鄧小平92年南巡發動第二波經濟改革的成效開始顯現，在93年初當時的美國駐北京大使芮孝儉注意到美國企業大亨紛紛奔向北京，93年更成為美商與全世界蜂擁至中共境內投資的新高峰。這一年，中共與外國公司簽訂了8萬3千4百37件合約，投資金額合計1千1百1十億美元；其中的6千7百多件，是與美商簽訂。

三，在1993年3月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宣佈，北韓將退出《禁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不願接受檢查。但當時政府有限制美方與中共領導人高層接觸的禁令，讓美國難以動彈。到了93年9月，以國防部副部長裴利為首的國防部力促白宮對中共更親善。

四，在93年11月首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在西雅圖召開的同時，德國總理柯爾及40人企業領袖參訪團包括戴姆勒─賓士以及西門子的代表抵達北京，並和中共簽訂18項合約，總金額超過20億美元。

然而除了上述四個原因外，最重要的，也最能顯示出中共一貫風格的，是當時的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柯林頓於94年5月要做出最後決定前赴北京協商人權議題遭到中共非常強硬的回擊，但美國決定不反制：中共在克里斯多福赴北京的當天，開始抓補異議人士。克里斯多福的兩位顧顧問──幕僚長Thomas Donilon（後來擔任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發言人Michael McCurry主張他取消行程，但負責東亞政策的助理國務卿羅德主張照原訂計畫。

克里斯多夫北京的三天行程也是充滿了挫折，第一天和總理李鵬見面時，李鵬率先猛烈抨擊美國的人權政策。還粗魯的和他說，你的觀點並不代表整個柯林頓政府的觀點。當克里斯多福耐心說明中共在人權方面要怎麼做就可以延續最惠國待遇時，李鵬又打斷他的話，告訴他中共駐華府大使館回報，無論如何，最惠國待遇一定會延長，據中共方面的了解，柯林頓政府內不是人人都認同那道行政命令。

之後和外長錢其琛的會面也一樣火爆，錢直接抨擊之前美國負責人權的助理國務卿John Shattuck 和魏京生見面是干涉內政。第二天和駐北京的美國商會會員吃早餐時，若干美國知名公司的代表一再抱怨柯林頓的行政命令。最後一天，原本預定由克、錢主持的聯合記者會也變了卦，改成兩人個別舉行。

在克里斯多福灰頭土臉的回到美國後，剩下兩個月只是為了由這個貿易優惠與人權議題掛鉤的政策上大撤退做準備。經典美中關係著作《轉向》的作者James Mann在書中直言「事實上，中國不只贏得一個勝利，而是贏得兩個勝利。第一，美國政府同意在1994年以後，年年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統統不附加條件。第二，中國不肯遵守柯林頓已經訂下的的1993至1994年條件，卻能全身而退，不受制裁。整體而言，柯林頓過去責備布希向北京獨裁者低頭，而這卻是他影響深遠的一個政策大逆轉。」

除此之外，他也認為「柯林頓政府在最惠國議題上大逆轉，代表美中關係以及美國外交政策上劃時代的大改變。」也就是在一切看來對台灣如此不利的情勢中，將一切都看在眼裡的李登輝總統默默地開始謀畫他的反擊。

在柯林頓於94年5月26日宣告貿易與人權脫鉤的三周前，李登輝總統的專機在夏威夷的美軍空軍基地降落，但當駐美代表丁懋時發現美方安排的過境待遇極為寒酸並向總統報告後，李登輝拒絕下機並在機上向原本在機場歡迎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琦強烈抗議。

之後台灣政府開始積極運作美國國會的支持，務求打破從來沒有一位中華民國現任總統踏足美國土地的紀錄。從94年夏天開始，台灣綜合研究院開始涉入美國政治，與華府公關公司「卡西迪」簽訂為期3年、450萬美元的合約，發動在美遊說工作。94年11月國會改選，共和黨在參、眾兩院都躍居多數席次，掌握了國會；華府出現數十位新進議員，與過去20年的中國政策毫無關連，使得台灣力道大增。

之後柯林頓政府一連好幾個月堅定的拒絕李登輝訪美之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也在1995年4月17日的聯合國總部一項會議中告訴中共外長錢其琛，美方將拒發簽證給李登輝，但他也提醒錢，國會的壓力越來越大，並暗示行政部門可能頂不住壓力。

到了5月，先是眾議院以396票對0票，再來是參議院以97票對1票通過無拘束力的決議案，支持李訪美。最後在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裴利都認為沒有理由反對李訪美更不該讓中共的反對影響美國決策的情況下，美國在五月底正式同意李登輝訪美，打破歷史紀錄。

中共對於美國這種「出爾反爾」的行為感到怒不可遏，先是推遲了一系列的高階層會談，如國防部長遲浩田的訪美計畫，也不讓美國裁軍總署署長John Holum訪問北京。雙方就核能及管制飛彈技術進行的會談，也宣告延期。在6月17日，中共召回駐美大使，並故意擱置對新任駐北京大使James Sasser 的同意程序。

因此，出現了1979年以來，首度雙方在對方國家均無大使派駐的狀況。

然而這只是大動作前的暖身動作，柯林頓政府的高層官員完全未料到中共會有劇烈措施：95年7月19日，中共軍方宣佈計畫在台灣北方的東海，進行為期一周的軍事演習。演習不只出動海軍軍艦及飛機，還要進行實彈射擊，包括以飛彈向台灣外海水域試射。

人民解放軍的演習及發射飛彈，代表中共對美關係的重大轉折。這項軍事動作的主要目的是恫嚇台灣人民，但是對華府的柯林頓政府官員以及五角大廈軍方領導人也都產生了重大衝擊。除了震撼性的訪美之外，李總統接下來成功連任後針對兩岸的經濟關係也拋出了戒急用忍的激進主張，力求控制過度依賴中共推動經濟成長的風險。這些重大對外政策到底成效如何，為其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帶來了什麼樣的深遠改變，就是下篇所要探討的主題。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