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被蒙蔽的視野：科學全球發展史的真貌》

4.中國清代的自然汰擇

嚴復驚恐看著中國旗艦被一枚魚雷擊中。那艘龐大的鐵甲巡洋艦下水還不到十年，現在它擱淺在山東沿海港灣起火燃燒，甲板冒出滾滾濃煙。嚴復是中國海軍工程師，他親眼目睹了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終戰階段。幾個月前，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中國艦隊在韓國沿岸大半被摧毀。隨後艦隊的其餘船艦都遭日本海軍追捕。最終在一八九五年一月的威海衛海戰進入高峰，其中超過四千名中國水兵陣亡。到了四月，中國政府已經投降，簽署了一項和平條約，擔保日本對韓國與臺灣的掌控權。這對中國來講是一次屈辱的失敗，因為他們長期以來都自詡比日本優越，從而引發了眾多反省。

嚴復是呼籲徹底改革中國教育與政治體系的人士之一。他認為，中國需要現代化，否則就有被敵手接管的風險。「列強四鄰虎視眈眈，」嚴復在緊接戰後即刻發表的一篇報紙報導中感嘆道，接著又說「恐未及有所作為，而已淪為印度、波蘭慘況之續，」並警告表示，不久之後，中國就可能成為歐洲或日本的殖民地。第一次中日戰爭打了敗仗之後，這種改革呼聲在中國十分常見。嚴復的文章之所以特別，乃在於他是從演化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論點。對日戰爭是「達爾文原理」的一個作用實例。他聲稱，「自然汰擇」不只適用於個體，對國家與社會也同樣適用。嚴復繼續對中國讀者解釋達爾文理論的基本理念。「人與其他所有生命體都大量出生在地球上……他們結合在一起，每個民族和每個物種都努力奮鬥以求自存，」他解釋道。嚴復總結表示，中國已陷入一場「生存鬥爭」。選擇很簡單——不進化就死。

就如我們在本章各處所見，演化思想的發展，與十九世紀的戰爭與民族主義之崛起密切相關。這在中國肯定是正確的。儘管早先也曾零星引述達爾文的想法，後來則是嚴復讓「生存鬥爭」的理念普及中國。嚴復本人在倫敦皇家海軍學院攻讀工程學時第一次得知達爾文。他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由於清朝希望促成陸、海軍現代化而選派送往海外研讀科學的許多中國學生之一。嚴復在一八七○年代留學英國期間，開始閱讀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科學思想家的作品，包括《物種起源》。當他看著中國艦隊毀滅，心中猛然想起達爾文有關於自然界就是種不斷鬥爭的陰冷描述。「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嚴復回顧他如何親眼見識日本海軍轟炸中國海岸線。

嚴復的文章激發了中國對達爾文著作的廣泛興趣。由於反應熱烈，鼓舞他決定就這個主題撰寫一部較長的作品。這本書在一八九八年出版，標題為《天演論》（The Theory of Evolution），內容擴充了嚴復早期那篇文章談到的眾多主題，並將演化論延伸到了社會和國家領域，還論述及於這當中所蘊含的所有危險牽連。嚴復實際上是在十九世紀晚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進程扮演重要角色的眾多中國思想家之一。「生命形式在自然演化中進步；因此社會演化無疑也會進步，」他論述表示。提出這項主張時，嚴復也呼應了英國演化思想家史賓塞所述，他把社會描述為一種「社會有機體」。（嚴復後來還將史賓塞的一八七三年重要著述《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譯成中文。）就像史賓塞，嚴復也認為，唯有藉由競爭，社會才能進步。「民好逸惡勞；若不使競爭，則其耳目心思之力也不再運用；於是……他們就不再進步，」嚴復論述道。因此，嚴復不建議退離資本主義與衝突的世界，而是建議中國加倍努力施行工業化與軍事化。若不為此圖，就要面對他所稱的「種族滅絕」。

嚴復的《天演論》出版之後，當時代許多最富影響力的科學與政治思想家都曾研讀，那些人認為，「生存鬥爭」是對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明確診斷。梁啟超是中國著名的報人，認識嚴復，對演化十分沉迷。他也警告說，中國必須改革教育與政治體系，否則就要面臨殖民化的風險。「強者繁盛；弱者毀滅，」梁啟超寫道，接著就描述歐洲人征服非洲與印度的先例。達爾文的理念在更基進的政治思想圈中也同樣受歡迎。後來領導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孫逸仙，也曾在就讀香港大學醫學院期間初次得知演化。「我對達爾文之道特別沉迷，」後來他寫道。孫逸仙與當時代其他許多中國思想家得出相同的結論，不過他還更超前一步。梁啟超主張改革，孫逸仙則堅定認為，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就是推翻清朝。「你不鬥爭就沒辦法生存，」他論述說明。

孫逸仙就「達爾文之道」所提評論也提供了另一條線索，解釋了為什麼演化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是那麼地受歡迎。這裡孫逸仙指稱的是中國古代對於「道」的信念。儘管詮釋各不相同，大家普遍認為「道」是宇宙中一種根本自然力，而且人類應該嘗試與之和諧共處。不同於基督教歐洲，中國並沒有創世之神的宗教傳統，也沒有任何關於人類不知為何便與自然界區隔的概念。實際上，中國思想家是從悠遠過往一脈相傳並認為所有生命都藉由某種自然力連繫在一起。「萬事萬象統歸於一，」第三世紀深具影響力的道教哲學家王弼便這樣寫道。這些想法在近代早期發展成為種種更先進的演化理論，我們在前一章提過的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甚至還納入了一些篇幅，記錄下物種對不同環境的適應性改變，以及蓮花等植物的遺傳模式。到了十九世紀早期，中國博物學家已經完全能夠接受物種有可能歷經改變的想法。博物學家趙學敏在他一八○三年的著述《本草綱目拾遺》（Additions to Materia Medica）中註記寫道，「然物生既久，則種類愈繁……則珍尤畢集」。

達爾文本人其實也很清楚，這種演化思想在中國的悠久歷史淵源。「這種汰擇原理我發現在一部古代中國百科全書當中已經闡述得很明確，」達爾文在《物種起源》書中指出。達爾文所稱的那部「古代中國百科全書」正是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達爾文對中國的博物學深感興趣，於是敦請倫敦大英博物館的一位朋友翻譯了李時珍那本書的相關節選。達爾文好幾部其他著述，內容也同樣引用了與中國文本相仿的論點。達爾文在他一八六八年的著述《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一書中引用了一段中國農學文本之法文翻譯，作為他的文獻來源，循此佐證桑蠶不同品種之發展。追根究柢，演化論的基本理念在中國並非前所未聞，達爾文本人也知道這點，儘管如今已經很少人承認。實際上，真正新鮮的―而且在那時候也十分引人矚目的——是「生存鬥爭」。那次屈辱敗仗之後，清朝的命運危如累卵，達爾文主義似乎能為十九世紀最後那幾十年間的中國思想家致力求解的許多問題提供答案。

第一次中日戰爭之後，清朝皇帝同意施行一項宏大的現代化計畫。內容包括徹底改革拔擢公僕的傳統中國科考制度，最後科舉在一九○五年廢止，接著還創辦了一系列新的科學與教育機構。一八九八年，古老的國子監（Imperial Academy）改制為京師大學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這是中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課程專注於數學、物理學與生物學，而非僅只講授儒家經典著述。嚴復後來受任命為大學堂校長，並繼續推廣達爾文主義。除了新的大學之外，中國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農業實驗所。其中最大的一所於一九○六年設於北京市郊，不過在全中國還建立了其他好幾百所。設立構想是，藉由運用演化論，育種人員就可以栽培出水稻與小麥等主食作物的改良品種。

在這同一時期，清政府也開始派遣愈來愈多的學生出國留學。好幾位前往歐洲與美國，不過也有許多到日本求學。這相當合理。畢竟，最近那場戰爭展現出了日本的軍事與工業力量。而且日本也遠更容易前往，就文化與語言方面，也和中國有眾多共通之處。到了一九○七年，超過一萬名中國學生在日本各大學拿到學位，其中大多攻讀科學。在此期間，許多日本教科書也經翻譯成中文，甚至還延攬了好幾位日本科學家來到京師大學堂任教。這標誌出兩國之間的一項重大變遷。如同我們在前一章所見，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日本自然歷史學家，往往以現有的中國文獻為本，來發展出他們的許多成果。甚至還有些人留學中國。到了十九世紀末，那種關係逆轉了，如今是日本科學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在這段時期前往日本的人士當中，有一位是《物種起源》第一部中譯本的譯者。馬君武是中國南方人，生於一八八一年。他首先接受了講授中國經典的傳統教育，直到二十歲時，他才獲選前往日本深造，並接受科學家培訓。一九○一到一九○三年間，馬君武在京都大學攻讀化學。他就是在這裡結識了遭流放的孫逸仙。這次會面之後，馬君武變得愈來愈基進。他認同孫逸仙的觀點，認為拯救中國的唯一途徑是推翻清朝。也就是在這段時期，馬君武開始翻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他很可能是閱讀了《新民叢報》，才得知達爾文思想，那是當時也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日本籌辦發行的期刊。《新民叢報》定期刊登有關演化的文章，其中一篇甚至還納入了達爾文的詳細生平，並附有一幀照片。馬君武本人也曾在一九○三年回國之前不久，首先節選了他的一些《物種起源》翻譯篇幅，刊載在《新民叢報》。

回到中國，馬君武繼續從事他的翻譯工作。不過延續了一陣子才完成，主要是由於他在基進政治上投入愈來愈多的時間。他祕密加入了孫逸仙的中國革命同盟會，協助組織上海當地行動分子並分發小冊子。馬君武意識到，完整翻譯沒辦法很快完成，於是他決定發表《物種起源》的頭五章篇幅，並於一九○三年以單行本出版。這本書包含了所有最重要的材料，包括〈生存競爭〉和〈自然汰擇〉等章節，以及達爾文闡明不同物種如何從單一共同祖先分枝散葉的著名樹形圖。中國讀者第一次能買到達爾文經典著作的譯本，即便嚴格來講並不完備。

馬君武的譯本由廣益書局出版，該書局的業主和營運單位正是中國革命同盟會。這並非巧合。就像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馬君武也將達爾文主義與中國的政治處境明確地連繫起來。「不同國家的民眾彼此鬥爭；倖存的國家必然擁有對等的力量來抵抗外國入侵，」馬君武寫道。這實際上便直接提及了最近於一八九九至一九○一年，義和團拳亂期間，八國聯軍占領北京那起事件，馬君武的《物種起源》譯本隨處可見類似國家間鬥爭的蘊涵，遠遠超出了達爾文原文所採措辭。「凡是希望活下來的人，全都必須注意……自然汰擇，」馬君武宣稱。接著他在結論篇幅幾乎毫不掩飾地提起革命，並寫道，「原住民必須演進，才能無懼地抵抗入侵者」。另有些人說得還更露骨。鄒容是中國革命同盟會的另一位成員，而且同樣細讀了《物種起源》，他便聲稱：「革命是演化的普適原則。」

一九一一年，馬君武如願以償。地方性起義接連發生之後，中國革命同盟會攻占了國內各大都市。隨後是持續四個月的激戰，傷亡人數超過二十萬。到最後，清朝末代皇帝退位，接著孫逸仙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獲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標誌了兩千多年王朝統治的終點。在革命期間，馬君武仍負笈海外，就讀柏林農業大學（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Berlin）。他回國支援新的國民政府，在一家製造炸藥的軍火工廠工作了一陣子，不過也抽出時間來完成他懸宕已久的翻譯。花了將近二十年，歷經戰爭和革命干擾，馬君武終於在一九二○年向中國讀者呈獻了《物種起源》的一部完整譯本。

就像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狀況，中國人對達爾文主義的興趣，也是受了戰爭與民族主義之增長所激發的。到了最後，一九一一年革命便使清朝猛然走向終點。對於革命人士來講，這裡也有個達爾文主義的元素。「我們這個美好、優越的多數種族，落入一個邪惡、劣等的少數種族的掌控，」胡漢民這樣表示，他也是中國革命同盟會成員，而且同樣讀了《物種起源》。胡漢民指的是漢人多數民族與自從十七世紀中葉起便統治中國的滿人少數民族的劃分。根據胡漢民所述，滿族是個「不適宜」（unfit）的種族，注定要在生存鬥爭當中被淘汰，於是在胡漢民看來，一九一一年革命完全就是自然汰擇起作用的一個實例。「這完全就關乎演化，」胡漢民總結說明，就如同中國陷入內戰，同樣也提醒了我們，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如何被用來強化種族歧視與衝突。

5.結論

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已經翻譯成起碼十五種不同語言，包括俄羅斯文、日文和中文。不過就許多讀者看來，演化的基本概念，並不是全新的理念。不論是在沙皇俄羅斯或清朝中國，演化課題其實從十八世紀晚期以來已有廣泛的討論。這點在中、日等國尤其如此，在那些國家，演化理念可以在道教與佛教等現有的宗教與哲學傳統當中找到。這點達爾文本人也知道，並在《物種起源》書中引用了俄羅斯與中國早期一些作者的著述。那麼，達爾文主義之所以流傳那麼廣泛，不單只由於那是一項演化理論，這方面一點都不新鮮。達爾文主義之所以在當時如此吸引人，是由於「生存鬥爭」理念所致。《物種起源》有個核心見解，那就是把大自然看成一個不斷衝突的世界。達爾文認為，這是一場「大自然之戰」，演化是「生命大戰」的結果。

正是這種鬥爭的隱喻，激發了十九世紀那麼多不同科學思想家發揮想像力，不只在歐洲，還包括亞洲與美洲。這似乎是捕捉到了他們生活的世界裡面的某種事物。到了十九世紀末，達爾文理論的應用範圍愈來愈廣泛，不只侷限於動、植物，還及於社會與國家。潛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背後的破壞性思想的推廣，是這一時期的另一個產物。從阿根廷征服巴塔哥尼亞，到日本入侵滿州，演化是一門誕生在殘酷衝突時代的科學。事實上，演化史上最引人矚目的事項之一，就是有多少關鍵人物，都以某種方式涉入軍隊事務。拉丁美洲的最早期演化思想家之一，莫尼茲便曾經參加阿根廷獨立戰爭並擔任軍醫，而在中國推廣達爾文主義的作家，嚴復則最初曾接受海軍工程師培訓。到下一章，我們就會再深入探討，這同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衝突的世界——如何形塑現代物質科學各學門的發展。

作者為華威大學科學和技術史副教授。他為《衛報》、《自然》和《BBC歷史》雜誌等眾多報章刊物撰寫文章，入圍BBC新世代思想家獎（BBC New Generation Thinker Award）並曾贏得英國科學作家協會（Association of British Science Writers）的年度新人獎。目前住在英格蘭華威郡（Warwicksh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