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資本與意識形態》

13│超級資本主義：在摩登與古法中流竄

我們先前分析了共產與後共產社會在不平等體制的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從1980、1990年代重新掀起的不公不義的潮流中占有的分量。一般而言，某些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了二十世紀的不平等體制的演變，當今的世界正是這些最關鍵的政治意識形態直接打造出來的。過去不少人都誤以為合理的經濟運作是一帖萬靈丹，共產政權的倒臺讓他們幻夢成空，這樣的感傷，也導致很多人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都撤退到身分認同的蝸居中，而這正是我們應該去突破的地方。殖民主義的終結促使世界各地都去開拓經濟交換、並搭起移民間的聯繫，跟過去相比，這些發展是建立在看起來更平等的基礎上。但是，世界體系（système mondial）依然有著明顯的高低序位，往來既不熱絡也不夠普及，所以，經濟交換與移民關係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在每個國家的內部都引起新的衝突。最後，新所有權主義重回舞臺是鐵一般的事實，即使跟主導著十九世紀的意識形態相比，兩者差異很大，而且當今體制看起來更鬆垮，也更脆弱。

在本章節我們要探討的是，在本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各地不同的社會都必須去面對的諸多不平等與意識形態等共同挑戰，但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潛在的改變與演進趨勢。首先，我們分析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中幾個極端不平等的形態，尤其，它們究竟是如何跟過去與未來的運作邏輯交纏盤結。然後，我要強調的是，黑箱作業般的經濟與金融運作愈演愈烈，特別是所得與金融財富的測量方法與登記政策都是不透明的，這使得今天的世界令人相當不解。在我們這個不時高舉已爬到資訊時代與大數據高峰的文明裡，這種黑箱作業令人詫異，也反映了國家權威與公共統計機構失職的事實。某些不平等事實，以及為了因應它們產生出來的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法，都需要全球參與辯論，而首要就是氣候暖化這個很可能足以扭轉乾坤的議題。然而，當今種種黑箱作業讓原本世人皆可知的全球辯論的進展變得複雜難解。再來，我們要簡單地探討幾個相當基本，但遍及全球各地的不平等議題：一、父權制度下男尊女卑的陋習依然頑固，這只有在堅決不讓的意願下所提出的做法才可能將它連根拔起。二、發展中國家竟反常地愈來愈貧窮，這是它們被迫接受商業自由化（libéralisation commerciale）後，國家政策卻來不及對應也無力協調的結果。最後則是，自2008年起貨幣擴張（création monétaire）扮演的新角色，貨幣擴張讓社會大眾對國家、中央銀行，以及賦稅制度和貨幣各自該扮演的角色感到莫名其妙，更廣泛來說，很多人對於合理的經濟運作該有的樣子更是一頭霧水。這些討論可讓我們稍微整理出當代新所有權主義的輪廓，也可以讓我們更加理解，一旦新所有權主義一發不可收拾時，會導致哪些問題。

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裡不平等現象形形色色

在二十一世紀初，舉世皆然的不平等體制的最明顯特徵就是，全球各地各個不同的社會從此都以前所未見的密度彼此相連在一起。全球化理所當然是一段非常漫長的過程。世界各地從1500年起就逐漸建立起多層次的關係，往往是採取殖民主義與奴隸制度下的粗暴形式，不過卻也存在著文化交換與族群混合等更平和的形式。在美好時代（1880-1914年）那段期間，全球的商業、移民和金融整合就已經達到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在1990與2020年代的數位全球化與超級資本主義全球化期間，人際接觸與資訊流動的等級也逐漸轉向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層面。交通工具與日俱增且使用頻繁，尤其是文字、影像和聲音都拜資訊科技之賜而被即時傳送到世界各角落，這都使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交換與互賴形式達到史無前例的景象。

另外，這些演變是在人口快速增長的背景中發生的，在同時期內，世界人口也再次達到大規模平衡。聯合國預測2050年時世界人口將達九十億，其中亞洲占五十億，二十億以上的人口將分布在非洲，美洲預計會有十億，而歐洲則低於十億人口（參見圖13.1）。

這幅世界各地彼此連結的景象，對於消弭形形色色的社會政治與不平等狀態毫無幫助。就現有資料而言，若比較個人所得最高的那十分之一人口，他們在全歐洲的個人所得毛額比率低於35%，在中東、南非和卡達則接近70%（參見圖13.2）。如果比較全國的個人所得中，50%最貧窮者，中間的40%，以及，最富有的那10%（或甚至是最富有的那1%人口），我們可發現各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在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最富有的那10%人口占全國個人所得的比例，「僅僅是」50%最貧窮者所占比例的一點五倍，然而，在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這個比值則高達七倍（參見圖13.3）。

至於個人所得最高的那1%人口，在最接近平等的國家中，他們在全國個人所得毛額的比例，是所得最低的那50%人口的比值的一半以下（這已經相當驚人，因為後者的人口總數是前者的五十倍以上）。在最不平等的國家中，個人所得最高的1%人口，他們在全國個人所得毛額的比例，是所得最低的那50%的三倍以上（參見圖13.4）。

這一切都說明了，僅僅滿足於用某些總體經濟的平均值來比較各國的情況，是很嚴重的錯誤。隨著每個國家中不同社會團體的分布狀況，同一個平均值很可能掩飾了諸多天差地別的事實。

一般而言，世界上這些主要地區之間的差異都是很明顯、不言自明的，也都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如果要去維持比其他地區還更高的平等程度（例如，歐洲），那麼社會與稅捐機構的本質究竟應該為何。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幾乎全球各地（包括歐洲，參見導論圖0.3），不平等程度都是高居不下且持續攀升。所以，如果有人刻意操作這些資訊，並拿來比較歐洲的底層與中產階級，而且還說這些人的生活其實是相當不錯的、因此他們付出的犧牲也是值得的云云，老實說來，這樣的說詞也不是很高明。

但很不幸地，在當今二十一世紀初，這類狡猾的說詞卻往往是某些社會與政治團體—通常就是西方與全球個人所得毛額與財產總額最高位者—用來讓其他人為他們犧牲的手段，同時還藉口說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的說詞，就大部分心嚮往之的聽眾而言，的確有某程度的政治效應，但卻也不是完全沒有任何風險。絕大多數的歐洲人都相當清楚，相較於南非、中東、巴西或是美國，他們承受的不平等程度是比較低的。的確，若是去跟他們解釋，說這是因全球化與經濟法則沒人摸得清楚，而且最後也必然導致歐洲跟這些不平等國家的水準看齊（這類表述不僅是胡說八道、也沒有任何根據，況且根本無法解決任何衍生出來的問題），這無疑是讓歐洲人捨棄全球化最有效的辦法。

以歐洲居民的立場來看，高明的比較方式在於去強調，例如，歐洲在二十世紀期間，個人所得的不平等是明顯地下降，但自1980年、1990年代起卻一直往上升（參見第十章圖10.1-10.5）。雖然攀升程度沒有其他地區強烈，但在歷年來非常清楚又證據充足的走勢上，卻刻下一道裂痕。尤其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可支持這樣的改變；更何況，如此飛升的不平等走勢伴隨的是下滑的成長率（參見第十一章圖11.14）。另外還必須強調的是，就絕對值而言，不平等現象向來是非常地鮮明。例如，事實上，讓人不敢置信的財產集中持有現象，在不同的歐洲國家中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樣的財富集中持有現象（concentration patrimoniale），自1980年、1990年代起便持續加劇，50%最貧窮的人只擁有將近5%的個人財富總額，而10%最富者則有50%到60%的總額占比。

如果我們去分析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強烈的地區，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地區的政治意識形態體制彼此不盡相同（參見圖13.2）。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階段，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與地區中，我們看到的正是那些背負著沉重的歷史，經歷過地位不平等、種族歧視、殖民以及奴隸制度的國家。

這正是南非的例子，它於1990年代初期才解除種族隔離制度；還有巴西，在十九世紀尾聲，它是最後一個放棄奴隸制度的國家。種族因素與奴隸制度的過往，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何美國比歐洲還更不平等，以及在建立社會民主這類型的體制時，美國為何遭遇到比歐洲更多的困難。

中東國家高居全球不平等榜首

我們可發現，中東地區高居全球最不平等的排行榜首，在這些地方，不平等的原因多是「現代」因素，也就是說，這些不平等並非種族區隔或是過去奴隸制度之故，而是因為相對於當地廣闊的地理面積，石油資源只集中在很狹小的土地並掌控在極少數人的手上。這些外銷到全球各角落的石油礦產，都透過金融市場與國際間法律制度的操作，持續地被轉換成源源不斷的金融財富。這整套撲朔迷離的作業體系可幫助我們瞭解，這一地區異乎尋常的不平等程度，這甚至成為這一整個地區極為不同之處。例如，埃及這個人口總數高達一億的國家，其教育體系可挪用的總資源，是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或是卡達的原油收入的1%以下，然而，這幾個國家的人口卻是微不足道。

另外，中東地區的不平等現象，跟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英法聯手建立的一套疆界系統（système de frontières）息息相關，而西方強權以軍事保護的方式聲援石油君主，也助長該地的不平等事實。若是沒有這層軍事保護網，當地的國界地圖很可能早就變得相當不一樣了，尤其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參見第九章）。1991年西方軍事干涉，目的在於讓科威特的石油礦產重新回到當地親王的手上，並且重申西方利益，當時介入的時間，正好也是蘇維埃聯盟垮臺的時候，這讓西方強權省了不少力氣（從此也再沒有任何競爭對手）。這些事件都象徵地預示了超級資本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從此進入一個新紀元。另一方面，也同時顯示當時斡旋而得的結果是很脆弱的。在數十年之後，中東地區的不平等體制看起來完全就像是輕輕一碰就會解體的拼裝車，裡面不僅夾雜了古老道統、灌滿超級金融元素的現代性，也包含集體的非理性作為，然而有時，像這樣的拼裝車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在這臺拼裝車中，我們可以發現殖民與軍事強權的運作邏輯痕跡；我們可以找到原油礦產，但我們不免懷疑，是不是最好讓油礦繼續留在地底下，以避免氣候暖化；還有就是國際間錯綜複雜的法治、金融制度等，都讓私人財產權的效力變得更持久，因此也讓他們方便繼續把持這些權利，不為外人所知。最後，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波斯灣的石油君主國與後共產俄國，這些國家都是世界上動輒啟用避稅天堂伎倆的地方。

針對中東地區或卡達等國家的不平等現象此一議題，基於可用資料極為有限，並考慮到之前已提出的假設，圖13.2所標示的估計值應該視為最低範圍。事實上，由於取得個人所得與個人財產的相關數據過程，宛如重重無法突破的黑幕，尤其是在這些出產石油的君主國家，所以，中東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的測量極為不易。不過，整體情況都不得不讓人懷疑，在這些石油王國，財富持有極為集中，而且無論是就每個國家內部的國民整體而言，或者是另一方面，去比較每個國家的當地國民跟外國勞工的差異條件時（在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科威特，外籍勞工占當地人口總數的90%，在沙烏地阿拉伯、安曼和巴林，則超過40%），情況都是一樣的。由於資料不足，這裡依據的估計值，都是來自於這些中東國家內部不平等的最低程度假設，但在不同國家間，卻也顯示出強烈的差距。當套用其他不同的假設時（很顯然，也是比較具體的），我們則可得出，在這些石油王國，尤其是在卡達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全國個人所得毛額的第一個十分位數的占比是80%到90%（而不只是65%到70%的比例），這樣的不平等程度，差不多是過去歷史中最不平等的奴隸社會才有的事情。

不容置疑的是，這類在中東才能觀察到的極端不平等現象，等於是為該地區的緊張狀態與長年不安的局勢火上加油。尤其在一方面，當權政體冠冕堂皇地打宗教牌，宣稱自己是建立在教徒團體間慷慨分享與社會和諧的原則之上，然而該政權實際上卻缺乏正當性，甚至終日充斥著愈演愈烈的暴力。自我宣稱與真實之間，存在著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理論上，只要有一種民主聯盟的區域性組織，例如，阿拉伯聯盟（Ligue arabe）或是其他政治組織的形式，其實都有助於資源的共同分享，並為這一地區的年輕人推動龐大的投資計畫。但至今為止，一切都還在原地打轉。這是由於中東地區的政治參與者策略枯乏，同時也是因為當今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想像力，在針對這類問題時，所能提出的解決方式是很單薄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家以及歐洲與美國的非官方計畫參與者，特別是當石油王國跟他們購買武器，或是去資助他們的運動俱樂部與大學時，往往在維持現況中謀得更多的利益。只不過，無論是在中東或是在其他地區，絕對遵守從過往歷史沿襲而來的支配關係與私人財產權，是無法去規畫出一套可靠的發展模式的。事實上，西方決策者若願意放大眼光、捨棄短期的金融利潤，並去推動有助於走出這些反常現象的聯盟、社會和民主計畫表，絕對會贏得更多的利益。無論是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歐洲，或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東地區，通常是因為拒絕去思索走出後民族主義（postnationales）與人人平等的新方針，以致最後倒向專制又反革命的政治行動。

作者是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研究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講座教授，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

皮凱提22歲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2002年獲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2013年獲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45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皮凱提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造成罕見的閱讀與討論風潮，將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皮凱提並推動全球150名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形成不斷更新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ID.world），將全世界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現況及歷史演變資料於線上開放瀏覽。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快來吧！》、《平等簡史》（中文版將由衛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