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溫柔》號稱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短篇小說，內容卻尖銳直指當下俄國的社會現實。圖片來源：Yahoo!奇摩電影
著名新左派評論家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數年前批評普丁治下的俄國電影創作貧瘠，並以在西方頗受好評的導演蘇古諾夫（Alexander Sokurov）為例，認為其矯揉的神秘風格背後是脫離現實的空洞，但如今只有這種歌詠俄國文化傳統的阿諛創作者，才會得到官方的青睞和支持。《殘酷的溫柔》（A Gentle Creature）同樣回到偉大的文學傳統，號稱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短篇小說，內容卻尖銳直指當下俄國的社會現實。原著小說以一名年輕女子的自殺開場，敘述一名少女為逃避原生家庭安排的婚姻（對象是個惡棍），嫁給年紀大她不小的吝嗇當鋪老闆，之後卻苦於婚姻不和諧。這篇小說在電影史上頗受青睞，前後多次搬上銀幕，其中不乏傑出之作，包括偉大的法國導演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65年的同名改編。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則將背景搬到蘇聯解體後的俄國，情節更是大不相同。片中主角是位中年婦女，因為寄給獄中服刑丈夫的包裹莫名遭退回，決定前往探監而有一連串荒謬遭遇。由於兩者情節幾乎沒有任何對應之處，若非導演有此一說，觀眾是不會把電影聯想到小說。然而「改編」的說法有其深意。杜斯妥也夫斯基青年時代曾因參與激進政治活動而遭判刑，流徙西伯利亞四年。導演說法使得影片連結了流放囚禁的俄國文學傳統。「歡迎來到監獄之城！」這句當地居民對女主角的招呼，因此有了更深的意涵。那座造型突出、主導景觀的監獄建築以及門前巨大的列寧銅像，構成這部作品標誌性的意象。沉鬱、表情一成不變的女主角身邊隨時出現兩種人。一種是不願回答問題、態度惡劣的小官僚。不論郵局櫃員、監獄警衛，或是檢查探監者送給囚犯物品的女獄卒，都忙於手頭繁重事務，面對冗長隊伍以及焦慮的詢問、請求和抗議，一概以惡劣態度毫不通融地回應。就連協助受害者、忙於打字紀錄的人權團體成員，也像是這個巨大官僚機器的一部分。但這不是卡夫卡式的迷宮，影片中握有小小關鍵權力的人物。並不是依循某種神祕規則照章行事，而是帶有一絲虐待狂快感般擺明其惡意專斷。另一類人則是環繞女主角周遭的「路人甲」。這些角色顯然大多由非職業演員擔綱，他們或聊天或喃喃自語或插嘴發表意見，言談時而鮮活幽默，時而犀利入裡、偶有悲愴況味，賦予全片許多趣味。其中有些人顯然表面熱心助人實則心懷不軌，「每個人都是豬」、「吃人的狼」是他們對彼此的評論。奇特的是，除了開頭女主角在警衛室接受搜身時，在鏡頭外穢語叫囂的斷腿犯人之外，全片幾乎看不到任何囚犯或囚室，女主角的丈夫更是從未現身。片中野雞車司機稱讚監獄為當地帶來經濟繁榮。然而，周遭蘇聯現代主義風格的破敗建築，卻和監獄的風格無縫接軌；以馬克思、列寧與革命元勛命名的街道，無助於女主角找尋出路。不論退伍軍人、酗酒渣男乃至黑幫老大，共同的話題是受苦；不只是個人之苦，更是近代俄國種種歷史苦難。人們面對苦難的方式則是訴諸愛國主義和緬懷歷史光榮。監獄不僅限於高牆與警衛，也不止於監視與官僚程序，更在於人心。洛茲尼察在接受衛報訪問時說：「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心性很難」。監獄其實囚禁了獄外之人。影片以風格的炫技來描繪此一監獄國度。從荒涼慘淡的寫實主義風格開場，吟唱歌謠的角色乍然導入了歌劇元素，歌詞更有畫龍點睛之功。配樂的使用也高明巧妙。結尾那場出人意表的夢境，既像是舞台劇也讓人聯想到灰姑娘，卻回到原始童話的暴力與恐怖。囚車密閉空間駭人的強暴場面，則帶有表現主義色彩。全片風格變換之靈活大膽令人歎為觀止。安德森對蘇古諾夫的惡評是否公允，或有商榷餘地。然而，不論是《殘酷的溫柔》，或是台灣今年一月上映的俄國片《當愛不見了》（Loveless），乃至後者導演薩金塞夫（Andrey Zvyagintsev）四年前的《纏繞之蛇》（Leviathan），都在在顯示俄語電影直面當代現實的批判創作並未斷絕，而且還生猛有力。作者為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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