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左派紀錄片大師的困惑:評《智利,我的理想國》

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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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智利,我的理想國》(Mi país imaginario, 2022)在台灣上映,雖然導演派崔西奧.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 1941- )成名已久,但本地觀眾恐仍相當陌生。影片記錄2019年智利爆發的大規模政治抗爭,導火線是首都聖地牙哥大眾運輸漲價,中學生團體發起的逃票抗議遭到警方高強度暴力鎮壓,而引發更大的衝突。右派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宣布首都進入緊急狀態,卻引爆該國多年因貧富不均、通膨、低薪與經濟停滯所累積的強大民怨。

圖片來源:翻攝自IMDb

曾經的左派總統慘遭政變殺害

事發時,旅居國外的古茲曼已年近八十。這位紀錄片導演的創作生涯崛起和智利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的起落密不可分。本是醫師的阿葉德出身智利上流階級世家(他的姪女是著名小說家伊莎貝.阿葉德),卻投身左派政治運動並在1970年當選總統。上台後他進行土地改革、醫療改革與礦業國有化,結果內部起地主、商人階級乃至中產階級的反彈;在國際上則觸怒美國尼克森政府,由季辛吉主導展開一系列制裁。

內外交迫的智利衝突不斷,軍方舊勢力暗殺拒絕阻止阿葉德就職的智利陸軍總司令施耐德(René Schneider)。隨著經濟局勢惡化,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1973年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發動政變,阿葉德在總統府死於槍擊,智利陷入長達十六年的軍事獨裁。隨後多年的鎮壓導致兩千餘人死亡,一千多人失蹤(軍政府偏好將被逮捕者從直升機丟到海中乃至火山口),數萬人遭逮捕刑求。

原本在西班牙學電影的古茲曼在阿葉德執政時回國,他記錄阿葉德政權執政伊始的紀錄片《第一年》(Primer año, 1971),獲得法國紀錄片大師克里斯.馬蓋(Chris Marker, 1921-2012)激賞,雖然日後古茲曼認為這部早年作品太過訴諸情緒而不是很滿意。隨後的《智利之戰》(The Battle of Chile, 1975-1979)三部曲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拍片小組靠著馬蓋寄贈的底片,以卡車為家,深入許多衝突的現場,拍攝阿葉德政府最後一年的政治對抗與最後的政變。影片不只記錄下社會巨變的珍貴影像,且視野宏大,分析觀點鮮明,成為政治紀錄片的經典之作。

「智利三部曲」名揚國際

皮諾契特執政期間,古茲曼流亡海外創作不懈。軍政府下台後,他創立了聖地牙哥紀錄片影展,並在二○一○年代拍攝獲得很高評價的「智利三部曲」,《星空塵土》(Nostalgia for the Light,2010)、《深海光年》(The Pearl Button,2015)、《浮山若夢》(The Cordillera of Dreams,2019)。這時期他一反過去激昂、貼近事件且立場鮮明的紀錄風格,轉而拍攝豐富多樣的自然景觀,結合對歷史的沉思,作品深邃且詩意,令人低迴讚嘆。

新的世紀,智利社會抗爭又起,讓古茲曼在垂暮之年重回抗爭現場紀錄。片中他自述除了對祖國的關心,驅動他拍這部片子的原因是深刻的困惑。這場抗爭背後沒有政黨、甚至沒有明確的領導組織(無大台)。對這位經歷當年左右激烈對抗的導演而言,這樣的政治運動是他所無法理解的。

讓人憶及香港反送中運動

《智利,我的理想國》由兩個主要部分構成:一是記錄街頭抗爭的場面和政局的演變;一是對抗爭者的訪談。前者的畫面對於關注過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台灣觀眾應有似曾相識感。示威者戴防毒面具以自製的簡陋盾牌在街頭上用石塊與汽油彈和全副武裝的鎮暴部隊對抗;鎮暴軍警發射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和高壓水柱,穿得像機械戰警的鎮暴人員追打示威者;熱心的志願者組成醫護小組為傷者包紮、沖洗眼睛。就連年輕學生在地鐵站破壞售票機和軍警混戰的場面,也都十分相似。

訪談的形式也很簡單,就是讓受訪者對著鏡頭侃侃而談。比較特別的是古茲曼選擇的受訪者全都是女性,因為女性在這場抗爭中擔任不同以往的吃重角色。受訪者包括學生、醫護人員、政治學者、心理學者、婦女運動者、作家、攝影師……。古茲曼也試圖將這場運動連結到半世紀前將阿葉德推上總統大位的左派工農運動,片子開頭就穿插《第一年》中在街頭支持阿葉德的婦女群眾的影像。

國家電影資料館曾翻譯出版一本拉美左翼電影工作者的訪談集《拉美電影與社會變遷》(1996),古茲曼在訪談中品評拉美左派紀錄片,將之分為三類:一種是訴諸情緒的政治煽動作品;一種是單純的揭發;還有一種是分析性的紀錄,是他所追求的目標。《智利,我的理想國》回到更接近導演早年的紀錄形式,一方面將視野拉大說明抗爭的來龍去脈,一方面經由受訪者自己的語言提供對事件的分析。只是如今的受訪者較少使用民族解放、帝國主義等當年拉美左派的慣用詞語,卻多了以性別與族群為中心的政治論述。影片偶爾出現古茲曼的旁白,但少了當年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詞彙與階級鬥爭的激昂情緒,卻帶有一絲懷舊。他回憶自身經歷,感念馬蓋對他的幫助,甚至說對初出茅廬的他而言,與馬蓋通信有如接受學習拍片的函授課程。

五十年來不同風貌的抗爭意象

不同於阿葉德政權的悲劇與反送中運動的挫敗,智利人民和政府都不想回到恐怖悲慘的軍事獨裁。皮涅拉總統認錯讓步。影片記錄了2020年10月廢除軍政府遺留舊憲法的制憲公投。古茲曼不無感慨的拍攝了首都體育館,因為當年政變發生時,他和大批阿葉德的支持者都被集體關押於此。如今,體育館卻成了公投的投票所。公投以高達百分之七十八的贊成比例通過,旋即舉行制憲代表會議,古茲曼以相當的篇幅紀錄女性原住民代表控訴歷史不公與爭取原住民權利的發言。接下來的總統大選,學運領袖出身、時年三十六歲的博里奇(Gabriel Boric)當選,影片也記錄了他振奮人心的勝選演說。

導演在片尾穿插剪入《智利之戰》阿葉德支持者上街頭的段落,再度將這場抗爭連結到當年的歷史以及導演一生追求更平等的智利左翼志業。古茲曼會做此連結並不意外,《智利,我的理想國》許多受訪者痛批新自由主義對他們的傷害,而當年正是皮諾契特政權採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建議實施經濟改革,讓智利成為一九八○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潮流之濫觴。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場抗爭帶來的逆轉勝,古茲曼豈能不欣慰。

然而,此一影像穿插無意間卻也透露出兩者的差異。《智利之戰》影片中那群人的面容、體態與穿著,一望即知是工人,他們的隊伍自然而然地像是一群工人即將上工的模樣。相較之下,《智利,我的理想國》的抗爭者穿著各色輕便服裝、各種花樣的T恤,隊形散漫、各式髮型、部分人身上刺青的年輕男女,從他們外觀看不出其階級,遑論政治立場。

最為表象的外表,透露出相隔半世紀的兩場政治運動的深刻差異。日前,阿根廷總統大選主張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極右派民粹總統候選人米萊(Javier Milei)獲勝,我不禁注意到新聞影片中街頭上興奮慶祝的年輕人,其穿著外貌與《智利,我的理想國》裡的年輕抗爭者十分相似。

老驥伏櫪為的是懇切的提問和細膩的紀錄

後見之明,觀眾知道影片中的事件的後續發展。例如,博里奇總統堅持進步派理念,他提出管理智利豐富的鋰礦資源的政策,頗接近當年阿葉德的理念;烏俄戰爭爆發,博里奇明確譴責俄國,和工人運動出身的巴西左派總統魯拉(Lula da Silva)拒絕譴責俄國反而批評美國與烏克蘭的立場鮮明對比,透露出他與拉美老左派的重大差異。

我們也知道影片拍完後智利的後續發展。制憲委員會提出一部條文繁複內容詳盡,號稱是人類史上最進步的憲法草案,卻在公投時遭到三分之二左右的反對票所否決。原因之一正是憲法對原住民的高度保障,導致佔人口多數的非原住民疑慮與反彈。之後智利右派提出的新憲法也同樣在公投中遭到否決。新憲的制定陷入了僵局。面對長久歷史造就盤根錯節的問題,激動人心的新政治並沒有帶來便捷的解方。

《智利,我的理想國》其實沒有回答古茲曼最初的疑問。這不令人意外。畢竟在他個人困惑的背後是五十年來世局的劇烈改變,包括冷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傳統左翼政黨在歐洲式微,政治對抗的座標也劇烈位移。如何理解這樣一個混沌不明的全球新局面,是我們這個時代關鍵的知識與政治問題。不像某些年老的左派知識分子堅持以舊框架理解世界,古茲曼懇切的提問和細膩的紀錄,讓這部作品成為一個思考的起點。

作者為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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