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格蘭到全球好萊塢：《可憐的東西》的原著小說與電影

660

電影《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上映以來，不論在英語世界或台灣都引起熱烈的報導和評論，且大多數的評價十分正面。除了讓艾瑪．史東（Emma Stone）二度贏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精采演出，強烈的視覺風格，包括大膽華麗的服裝設計、獨樹一格的佈景、不尋常的鏡頭運用（如超廣角魚眼鏡頭的使用），都為人所津津樂道。

《可憐的東西》導演尤格．藍西默（Yorgos Lanthimos）過去的作品如《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 2015）、《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 2017），皆以其鮮明的風格和匪夷所思的情節著稱，然而，《可憐的東西》充滿奇特想像的情節其實主要來自亞勒斯泰．格雷（Alasdair Gray, 1934-2019）的原著小說。這點卻少有人論及。

格雷常被視為是二十世紀後期蘇格蘭藝文復興的旗手，受到《猜火車》（Trainspotting）作者威爾許（Irvine Welsh）等蘇格蘭後輩作家所推崇，他原本的訓練是美術，是蘇格蘭重要的當代畫家，也從事小說、詩、戲劇（包括電視劇和廣播劇）的創作。他文學作品的插圖都親自繪製，帶有科幻色彩的《可憐的東西》（1992）亦是如是。這部高度視覺化的小說是電影改編的好題材，雖然看過原著的人物畫像之後，再看電影的話會有點違和感。外貌差異還是其次，電影對原著還有些重要更動。雖說改編並不見得要忠於原著，影片本身就是獨立的作品，青出於藍或各擅勝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就本片來說，原著和電影的差異卻凸顯出一些值得探究的課題。

電影化繁為簡

格雷的小說其實有好幾個層次。小說序言宣稱，格雷和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的好友唐納利撿獲一本二十世紀初出版的回憶錄，作者正是貝拉的先生麥康朵斯（McCandless）。格雷將這本「回憶錄」編輯出版，然而，唐納利（應是虛構人物）卻高度質疑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乃至貝拉是否真有其人。更重要的是原著還附上貝拉寫給後代子孫的信，駁斥先生的回憶錄，宣稱先生晚年沉迷小說創作，回憶錄純是幻想的產物。此外，信中也對自己生平提出沒有任何驚世駭俗元素的另一版本說法。

格雷編輯此書所做註解，引用各種文獻與歷史圖片說明回憶錄中的典故，尤其是貝拉第一任丈夫布雷辛頓將軍（General Blessington）的生平事蹟。當然，這些文獻不少都是格雷虛構，附上的「十九世紀圖片」也是他所畫。小說宣稱主要人物的畫像，都是麥康朵斯委託著名蘇格蘭版畫家施全吉（William Strange, 1859-1921）繪製，但其實它們都是葛雷模仿史全吉風格的作品。格雷的小說有時會被形容為「後現代」，先不論這樣的歸類是否允當，但凡讀過上世紀末後現代小說的讀者，對於這種虛構中的虛構，以及帶有後設趣味的多重敘事手法，應該會感到熟悉。

電影改編則化繁為簡，除了刪掉小說中一些人物，如用以嘲諷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之偽善，以及西方文明教化使命之愚蠢的美國傳教士虎克醫師（Dr. Hooker），也簡化了故事結構，只改編「回憶錄」的部分。相較於小說的繁複結構，影片成為兩小時左右的流暢敘事。這樣做當然是考量到大多數電影觀眾的觀影習慣。

地點就有故事

電影和小說的場景地點也有差別。原著一些重要的情節發生在敖德薩。現在這個烏克蘭港市正處於戰火，當然不可能到那裡拍攝，更何況原著還稱之為「俄國城市」。雖然在故事背景的十九世紀末，多數英國人確實會認為敖德薩是個沙俄帝國的城市；現在這樣演可就太政治不正確了。於是在電影中就由原著並未提到的里斯本取而代之。

更重要的更動是創造貝拉的怪醫葛德溫．巴克斯特（Godwin Baxter）成長與行醫的地點，由格拉斯哥（Glasgow）改為倫敦。有則報導提到藍西默在格雷過世前曾找他商談改編，也有評論者表示遺憾格雷生前未能看到他的作品成功搬上大銀幕。格雷是格拉斯哥人，小說和畫作大多以蘇格蘭為背景，政治上支持蘇格蘭獨立，壁畫作品更幾乎都是為故鄉的公共建築物而創作。格拉斯哥在十九世紀是大英帝國造船和煉鋼業的重鎮，也是科學研究和醫學教育的重要中心，號稱「帝國亞都」（the Second City of Empire）。《可憐的東西》出版時就，因其對十九世紀格拉斯哥的地景、建築與掌故的細緻描寫而獲得好評。

格雷這本小說意在彰顯格拉斯哥的歷史人文榮光，我懷疑他若活著，看到電影將故事背景從心愛的故鄉改為倫敦，反應可能不是欣慰，而是大怒。電影更動主要場景發生的地點，當然是考量到美國乃至全球的觀眾都知道倫敦，但不熟悉格拉斯哥這個在二十世紀走向工業沒落的城市。這種安排，就像好萊塢絕大多數以法國為背景的電影會將地點設定在巴黎一樣。

好萊塢人物類型

電影除了刪除小說人物外，出現的角色也有更動。貝拉在郵輪上遇見出身上流的亞斯特利（Harry Astley），後者一直試圖說服說服貝拉放棄天真的理想，還帶貝拉去看亞歷山卓貧民窟的慘狀，讓她大受刺激。小說中亞斯特利是英格蘭地主出身的富家子弟，信奉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淘汰多餘的貧窮人口是大自然的法則，並以尖酸自私的態度看待人間苦難。在電影中，亞斯特利的出身背景和政治思想卻消失無蹤，而且還由一位黑人演員飾演這個角色。我只能猜想，除了免去政治經濟學的長篇大論之外，如此選角或許是為了要搬出一份多元族裔的演員名單。

更重要的是電影怪醫形象的改變。葛德溫臉上有巨大疤痕，自稱這是他父親（也是外科名醫）在他身上進行實驗的後果。但原著中他的外型其實大不相同，雖然他身形巨大相貌醜陋，除了髮型古怪還有著圓錐狀的手指，但臉上並無疤痕。電影的造型明顯來自好萊塢的科學怪人形象。

《可憐的東西》和《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1818）的親緣性很容易理解，它們的主題都是科學創造出新生命。貝拉暱稱葛德溫為葛德（”God”），也和《科學怪人》描繪科學家成為造物主的主題有關。小說也間接指出這兩部作品的連結：葛德溫（Godwin）正是《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在嫁給詩人雪萊而冠夫姓之前的姓氏，她的父親是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激進政治思想家─小說家─出版商威廉．葛德溫（William Godwin）。

儘管有上述的連結，小說中的葛德溫和法蘭克斯坦卻是相當不同的人物。葛德溫見多識廣、心地善良，對政治社會事務堅持自由進步的見解。蘇格蘭的大學、思想家與醫師在啟蒙運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葛雷在書中也提到蘇格蘭醫學在歷史上的偉大。他筆下的怪醫活脫就是啟蒙思想的信奉者與實踐者。相反地，電影卻將葛德溫描繪成好萊塢電影常見的偏執科學家，還由近年在蜘蛛人系列飾演瘋狂科學家的威廉．達佛（Willem Dafoe）來主演。電影將主角塑造成類似科學怪人的作法，顯然是考慮到目標觀眾的熟悉度，要讓觀眾容易入戲。

進步議題單一化

電影中葛德溫對貝拉有著近乎病態的控制意念，一直不想讓她接觸外面的世界，直到無法阻止才放手。但小說中的葛德溫作風開明，早前就曾帶她環遊世界增廣見聞。當貝拉要和放蕩律師私奔，葛德溫即使不贊同也完全尊重她的意願。貝拉的女性意識成長和追求自主本來就是小說的主題，但電影卻透過改變葛德溫的人物性格，來進一步強化男女的性別對立。這樣的改編當然和美國目前的性別政治衝突有密切關係。

同理，小說中貝拉對文學閱讀的熱愛，是旅途中巧遇一位曾擔任富家子弟家教的流浪俄國人而受啟發。這位先生感動貝拉的一席有關俄國文學如何造就俄羅斯民族的言論，如今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當然不合時宜。電影中這個角色則改由老牌德國女明星漢娜．雪古拉（Hanna Schygulla）所飾演的貴婦擔當。俄國人改為德國人，男性改為女性，一個雙重政治正確的更動！至於電影中和貝拉發生同性戀關係的妓院同事，小說根本沒這號人物。合理懷疑這是當今美國LGBTQ性別政治脈絡下的添加。

電影中布雷辛頓將軍只是另一個父權代表人物，威權凌虐貝拉和僕傭，但他的惡行惡狀很像許多好萊塢電影中的惡棍：誇張、平板，無端。小說則詳述他的性格與經歷。布雷辛頓因為率兵在亞洲和非洲打了多場殖民戰爭，包括鎮壓印度大兵變和在中國的英法聯軍之役，屢次負傷建功而成為國家英雄。格雷細膩描寫布雷辛頓性格的扭曲來自隱藏在英勇背後的死亡慾望，並暗示變態的男性特質（masculinity）和英國帝國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這個批判帝國擴張和殖民主義的面向，在影片中幾乎完全消失。簡言之，《可憐的東西》有意的將焦點放在性別政治的議題，並將原著豐富的大英帝國歷史脈絡加以剝離。

好萊塢全球策略

改編和原著必然會有差異。就《可憐的東西》而言，有些添加純出於市場考量的噱頭，例如原著中並沒有豬頭鵝身的移植怪物，葛德溫也沒將布雷辛頓的頭移植到羊身上（小說中將軍是自殺身亡）。有些更動則來自商業電影的通俗考量，如簡化敘事和人物或是使用好萊塢常見的人物造型。然而，本片和原著還有些差異卻提供了線索，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以及美國影視產業的文化政治。

作者為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