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貿易已成為日常,應省思台灣政策作為

錢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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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對貿易帶來的影響

隨著光纖網路、5G等數位通訊方式快速發展,5G全球普及率大幅提高,手機、電腦、電視都變成重要網路通訊應用的載具,而疫情之下,3C通訊設備也加速汰舊換新、取得成本也降低,企業透過網際網路接觸全球的客戶,亦加大自身數位轉型的力道,科技與疫情推升著數位貿易的蓬勃發展,國際貿易的邊界被數位化所打破。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過去傳統的貿易型態主要是「貨品貿易」,由於經過海關,可以得到進出口貿易值,因而可以據此課徵關稅、貨物稅等,也可從中得知我國與其他國家在於貨品貿易往來的品項、比重與金額,看出我國製造業發展趨勢、貿易依存度等,各國政府也可以據此對產業發展提出施政方針。

傳統貿易型態在網際網路誕生後,有了不少的改變,直接到網站下單訂購,又或是在網路上下載付費軟體等等,都是線上進行交易的方式,而當這些數位交易由國內境內轉為跨國往來時,就屬於數位貿易的範疇了。

數位化服務貿易

數位化也使業者服務提供的模式產生轉變,服務貿易從過去的線下提供服務轉而到線上跨境提供服務與進行消費,數位化除了協助「貨品貿易」加速進展之外,也提供了這四種不同「服務貿易」型態,包括一是服務可直接跨境提供給消費者,二是消費者跨境消費,三是,公司於他國設立據點,而提供服務給消費者,四是藉由服務提供者的跨境提供,以數位化的方式加以跨境傳遞。

數位貿易

然而,當數位化協助了「貨品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轉型,「數位貿易」逐漸成為貿易的一支主流時,如何整合數位化的貨品貿易或服務貿易來形塑數位貿易樣貌,特別是目前難以從海關得知數位貿易全貌,又該如何去界定國際間數位貿易的進出口及密切程度;是否應該對數位貿易採取課徵關稅的措施,若無相關數位貿易數據為基礎,政策重心要放在哪裡,將如亂槍打鳥,無法正中目標。

數位貿易樣態

首先需要釐清數位貿易樣態分類,根據2023年OECD-WTO-IMF-UNCTAD所發佈的數位貿易衡量手冊,將從其交易本質區分為四個樣態:

國際電子商務,是電子商務的一部分,無論是實體產品或是服務的跨境數位訂購都屬於數位貿易的範圍,舉例來說,像是台灣人到日本寶可夢電商網站訂購寶可夢周邊產品,或是線上訂購日本甲子園球場的棒球比賽門票、線上訂購其他國籍航空飛機票等,此類屬於跨境「數位訂購」。

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實體訂購,但服務為線上交付,舉例來說,像是在便利商店購買國外的遊戲點數,在線上遊戲輸入遊戲點數即可以於遊戲中使用,又例如企業委由軟體代理商採購國外防毒軟體取得序號之後,自行下載軟體,輸入序號後即可有防毒的保護,此類則屬於跨境「實體訂購、數位交付」服務的方式。

線上訂購及線上直接提供服務是常見的交易方式,例如,線上訂購Netflix可直接於網站中觀賞影片、購買線上修圖軟體功能、購買雲端空間、訂購臉書廣告、使用ChatGPT線上服務、購買線上Notion筆記服務等,都屬於跨境「數位訂購及數位交付」的類型。

共享經濟所創造出來的許多平台,像是連結計程車和乘客的Uber、連接旅館和旅客的Agoga、連結民宿和旅客的Airbnb、連結物品販售店家和消費者的樂天、連結航空公司和乘客的Skyscanner等,這些不擁有物品和服務,卻促進買賣雙方的平台,向雙方或是單方收取服務費、手續費等「數位中介平台」也是數位貿易的重要媒介。

探究數位貿易樣貌的重要性

上述四種都是屬於數位貿易往來的型態,從中跨境金流就是數位貿易的進出口值,過去對於各國來說,跨境往來所產生的金流,不會是一個需要關切的議題,自1998年起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同意暫時不對跨境的電子傳輸徵收關稅起,直至2024年WTO一再延長暫緩課徵數位稅(digital tariffs)的措施,然而,隨著跨境數位貿易蓬勃發展,如印度、印尼等發展中國家等開始表達反對跨境免徵關稅措施,除了關稅以外,跨境傳輸往往也未能徵收到增值稅(VAT),這些都影響政府稅收。台灣目前尚未能完整掌握數位貿易數據,故難以判斷跨境免徵關稅政策下,對我國整體產業發展是較為有利或是不利。

就產業發展角度來看,過去傳統貿易可由各產業、產品相對於其他國家之進出口,解析產業發展及競爭態勢,但是我國無論是從產業別或是從上述四種模式,均缺乏系統性數據來描繪數位貿易的樣貌,再者,從數據中亦可解析在此四類數位貿易型態當中,有哪些對外依存度較高、我國在數位貿易中是順差國或逆差國、有哪些是具有利基的發展領域、我國有哪些代表性廠商,其優勢在哪裡,目前所欠缺的資源為何等等,這些都是待解的議題。

數位科技對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改變,特別是AI突破性發展,也加劇產業的各種變革與轉型,創造許多新興商業模式,而解構數位貿易往來,首要之務應對其進行數據蒐集與統計調查,釐清我國在數位貿易中的角色與地位,才能適切思考後續可採取的各項政策作為。

此文章與信傳媒同步刊登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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