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次凝聚──試回應世代「組織失敗」的討論

吳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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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台灣公民陣線臉書

近來關於「組織」有不少討論,論者提出我們這個世代以降,在橫向連結上是缺乏、挫折、乃至「失敗」的。在我的人際網路中,張勝涵、黃守達、藍士博等人都對此提出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與分析,其他還有更多來自異議性社團、校園等不同角度的探問。在這少有的、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彼此伸出觸角,試著摸索與對話的時刻,我嘗試以這篇文章加入。

這系列對話的起點始於張勝涵提出世代「組織的失敗」,張勝涵認為,現在30歲上下的這個世代沒有形成有意義的串聯與集結,導致沒有產出世代性的政治議程,也在政治鬥爭上失利,連具體的思想成果都甚為欠缺。

講出「失敗」二字是對當下自我處境的深刻覺悟。但於我而言,感受到的更像是包括我在內的大家在某種共時性、Stand Alone Complex式的氛圍下,於此時直面了「個人的無力」這件事。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覺得一直以來,我對組織這件事其實都是缺乏足夠認識與思想準備。或說以一種過於簡化,以藍圖打造機械一樣無機式的理解去看待。因此與其談論失敗,更像是從未真正開始。

在這系列中,士博提到了「人類社群組織的逐漸弱化,是一個整體的趨勢」,守達也說到「必須要有共同體,才有戰鬥的理由」。我感到我們眼前都浮現一幅共同的視野:破碎的世代、個人的原子化。

什麼是人的原子化?我想起我過往的一段生命經驗。

在國三升高一的暑假,我國中最好的兩位朋友不約而同都決定要前往美國升學。於是乎考完基測的我突然彷彿有了無窮的時間,本該是期待已久從大考桎梏中解放的雀躍,但沒有了夥伴,每一天的漫漫長日竟都成了不知如何揮霍的資產。

當時還是Yahoo Messenger的年代,人們已經可以透過網路不受物理空間限制的即時與人取得連繫和交流。我當然也試圖以網路維繫以往的關係。但說來奇怪,我們彼此通訊的頻率卻由一開始的聊個不停,慢慢便變成隔幾天一次、再變成幾周、再變成很少。開口時也漸漸感到勉強,好像不知可以說些什麼,但我們明明是那樣好的交情啊?到最後上線的頭像彷彿變成一個略感尷尬又試著忽略的存在,因為不知該如何面對這樣「沒有任何不好,但不知如何以對」的情境。

那時我有時候會忍不住想,如果沒有Messenger是不是反而會更容易一點?至少這樣當我們在台灣再碰面時,不用想到這種可以聯絡卻又沒有聯絡的微妙尷尬,更自然且熱絡的重溫交情。

這件事雖然起於物理空間的分隔,和時代無關。但我想分享的是,這種藉著網路而存在,一種看似連結卻又疏離的關係,我相信是我們這輩開始許多人共同的經驗。

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寂寞地打開通訊錄、打開臉書想找個人說話。但一個名字一個名字滑過眼前卻又不知到底要敲誰好,最後乾脆默默把手機/電腦關上?

時代的變化無情但公平地作用在每個人身上。網路對過往人類組織與空間的破壞是摧枯拉朽的。網拍取代實體門市、串流平台取代CD行與漫畫店、美食外送取代餐廳。當演唱會都能轉型搬到線上時,未來還有多少人類活動能免於被網路解構和重組?

科技的進步讓我們能夠在任何時間瞬間聯絡任何人、取得各種需要的服務,但我們卻同時也失去了曾經共同生活的的經驗與場域。而隨之一起被衝擊的,也包含依附在過去空間中建立的人際關係模式。

乍看之下,個人彷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每一天過去我們所受到的空間限制都更少,但傳統的社會連結也越來越薄弱。洗衣、吃飯、清潔、娛樂,種種我們的日常所需幾乎都能外包或在線上處理。「每個人越來越能夠不依賴他人生活」與「每個人越來越孤獨的生活」是幾乎併行發生的現象。

網路能夠媒合各種關係,甚至包含過去不會發生的關係,但只要任一方切斷網路,便也瞬間切斷了這個關係(試想像Tinder)。我們遠較以往的時代更直接暴露在世界的荒野中,有如迷路回不了巢的蜜蜂,不再有群體的勞動義務,不再有六角形的蜂巢框住。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前所未有的脆弱,而眼前正有狂風席捲而來。

「我們所稱之為前進者,正是這場風暴。」(班雅明)

政治只是社會結構的上層建築,同樣的事自然也在政治中發生。

原子化對整個世代的諸多影響中,我認為其中一個便是使我們產生「我可以自己一個人」的錯覺。

網路在政治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社群政治更是將「分解-重組」推向一個新的高峰。與過去相比,在網路社群的時代中個別政治人物並不需要透過團體,或取得某種團體代表性,依然能夠較過去更容易「被看到」。

只要你夠有料、夠有特色,即便你只有自己一個人,還是能夠取得相當的聲量與話語權。政治人物就算不經營媒體、政黨等中間平台的關係,還是能直接接觸廣大群眾。組織對團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在下降,團結在組織之內的必要性也在下降。

這樣的後果,一來使大家產生一種「我自己就足夠」的錯覺。二來也使每個人好像都成為潛在的競爭者,社群上對眼球停留時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政治人物也無法置身事外。

然而,即便政治明星較過去更容易形成,權力的取得更為迅速。但沒有組織的支撐,再強大的明星在褪去聲量的外衣後依舊是脆弱的個人。當你心中知道背後沒有其他人會接住你時,你的政治判斷、你對風險的接受程度都會受到影響。因為你唯一的資產便是你與你所乘著的浪潮,你不能容許自己掉下來,也沒有失敗的餘裕。

一個強大但脆弱的個體,和能夠互相支援的團體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無法承擔輸的後果,就無法發起真正的鬥爭。前者看似對一切結構叛逆,其實無力真正挑戰什麼。

對以上描述的種種現象,我對勝涵提出「組織失敗」的理解是:這是一份呼告,呼告世代必須奮起、必須突破種種加諸在身上的結構,擺脫「無力者」的處境。而解答大家也都已提出:必須團結、必須逆向對抗解構的作用力、必須重構共同體。

那麼共同體要如何形成?守達以「為彼此而戰的共同體」提出號召:我們必須標示出共同的敵人,以凝聚共同的作戰方向。如果失去了敵人,就會不知為何而戰,便會分化進而裂解。

共同體的形成沒有路線正確與否,只有出現與否。團體的邊界、情感的聯繫、互相幫助的存在都是共同體的標誌。但有件讓我擔憂的事,這些年我看到我們這個世代在一個又一個出現的事件中,因著眼前的巨大敵人、大義的號召而聚集戰鬥與解散。在這樣的重複動員中,個人往往被排到政治判斷之後的位置,當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大家便在種種巨大的結構衝突中被撕裂。這是很耗損的過程。

當然,並不存在怎麼做的正解,任何嘗試都比沒有嘗試好。我也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我現在對如何團結只能回到很基本很小的想法,就是「幫助彼此」。

一個共同體如果無法保護成員、無法提供成員需要的幫助,那這個共同體就沒有存在的價值,我是這麼理解的。所以在大的藍圖以外,我覺得我們其實可以去試著做一些小事,去想有什麼是我們能幫助到彼此的?其實,在現在許多人分處不同政黨、不同團體的情勢下,光這點就很難了,但我覺得就算光是詢問,單單只是開口問「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就已經踏出很棒的一步,從微小之處開始修復橫向關係。

這些聽起來很像空話,卻是我所能想到的方法。個人要逆流對抗原子化的趨勢相當困難,撇除政治,我目前在生活中也試著和一些夥伴建立穩定的日常關係,每週固定碰面、固定從事相同活動。短期目標是我們集結到相鄰的地方居住,以類似社區的模式連結我們這個世代的社群,創造生活、創造意義,這是我個人現在在進行的嘗試。

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辨認出問題。我想感謝勝涵、守達、士博等人在公開的版面拋出這系列討論。我們都嘗試在看到眼前的問題後,回頭對結構做點什麼,而講出來就是非常棒的第一步。期待在這之後,我們這個世代也繼續試著摸索與對話,畢竟長路漫漫,有人同行總是比一個人好的。

作者是一個關心第三勢力發展的人,曾參與太陽花運動、時代力量,現任職於台北市議會。興趣是電影與下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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