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移動的世界史》

第八章　亞洲──異文化間交易圈

東南亞的伊斯蘭化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堪稱當今研究東南亞商業史的翹楚。瑞德稱東南亞在一四五○至一六八○年之間為「貿易時代」。他主張在這個時期裡，東南亞的貿易呈現大幅度的成長。

學術上深受瑞德影響的傑夫．韋德（Geoff Wade），則將九○○至一三○○年這段時間稱為「初期貿易時代」。韋德將瑞德研究對象之前的時期冠上「初期」，指出這是一個貿易在擴大中的時期。

韋德認為在八至十一世紀時，除了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外，東南亞地區也逐步伊斯蘭化。在占婆（位於今天越南中部到南部之間的地區）和中國，以至於南海和東南亞地區，都可以發現穆斯林的社群。

十一世紀後半葉時，來自阿拉伯的使者經由東南亞前往中國出訪。當時正值中國將海上貿易的據點從廣州移至泉州，而泉州也立即建起了清真寺。這件事可視作伊斯蘭的力量藉由海上路徑對中國產生影響的佐證。在十二到十三世紀的海上貿易浪潮中，泉州的伊斯蘭勢力具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

印度出土過中國宋代時期的銅錢，而宋朝的銅錢也曾流通於東南亞地區。日本則是從平安時代中期開始，使用宋代的銅錢。中國的貨幣透過海洋成為亞洲世界的通用貨幣，證明了區域市場已形成一體化。而把中國的貨幣帶到各地的，則是以印度為中心的穆斯林商人。

另外，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於一三四五年時，藉由和義大利的威尼斯簽署一紙條約，強化了對於在貝魯特（黎巴嫩）和大馬士革（敘利亞）活動的駱駝商隊的控制力量。馬木路克王朝會這麼做的原因，當然和駱駝商隊活躍於從中東到東南亞的貿易路線上脫不了關係。在馬木路克王朝的統治下，東南亞和地中海之間的紐帶獲得相當地強化。

穆斯林商人不但控制了大部分駱駝商隊的連帶網絡，在連結東南亞和地中海上，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瑞德的研究指出，在一四○○至一四六二年間，馬六甲、蘇門答臘、摩鹿加群島中的蒂多雷（Tidore）等地，正值伊斯蘭化的時期。當時不是只有穆斯林從印度來到這些地方，東南亞的商人也成了穆斯林。而汶萊、馬尼拉和占婆等地也陸續伊斯蘭化。

到了十五世紀末，馬六甲的地位日益重要。馬六甲海域發展為阿拉伯帆船（dhow，常見於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傳統帆船）和戎克船（junk，常用於東南亞海域的帆船）的節點，成為亞洲地區中海上貿易的最大要衝。

就這樣，東南亞這個巨大異文化交易圈的網絡，將歐洲、非洲以至於印度洋世界，全部串聯在一起。穆斯林商人在這個網絡裡大顯身手，他們一邊開拓商場，同時有不少人也移居到此地。

但自從葡萄牙人於十五世紀末進入這個地域後，歐洲取得了這條貿易路線。原本以穆斯林商人為中心的印度洋，也變成葡萄牙商人活躍的舞台。

永樂帝與鄭和的遠征

另一方面，中國從十四世紀後半葉開始的兩個世紀裡，人口大幅增加。明朝在永樂皇帝當政時，之所以盛行以對外貿易為目的的海外行動，也和人口成長帶來國內需求增加有關。

明朝的貿易對象大部分以東南亞為主，這也為東南亞的商貿活動帶來長足發展。永樂皇帝時，派遣了既是宦官也身為穆斯林的鄭和，率領「寶船」遠航到阿拉伯半島，採取積極的對外政策。永樂皇帝是一位體現了中國貿易擴大時期的君王。

永樂帝時期，明朝和周邊國家的朝貢貿易體制達到頂峰。「朝貢貿易體制」指的是「處在文明中心的中國王朝，對周邊的蠻夷之邦施予恩惠」的制度。該制度是中國周邊的國家，用朝貢品來換取中國下賜品的經濟活動。這個制度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中國較其他國家具有壓倒性的經濟實力。

然而在一四二四年，永樂帝過世後，中國積極的對外政策戛然中止。不僅如此，一四三六年時，連用作大洋航海的船舶建造也被取消。雖然具體的理由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內，但中國從明朝開始走向封閉，儘管朝貢貿易體制仍在運作，但中國不再進行海外的擴張活動。

我們可以從上面的內容窺知，當時擁有領先世界先進技術的中國，是如何開始步向衰退的。

貿易據點──琉球

日本首次進入東南亞地區，也是在上述的大背景之下。正確來說，應該是當時還不是日本領土的琉球，出現在東南亞的國際關係舞台上。

琉球是東亞和東南亞之間的重要節點，琉球不但積極對中國進行朝貢貿易，還派遣船隊前往東南亞的主要貿易港口。例如從一四二八至一四四二年間，琉球就曾派遣使者前往泰國的阿瑜陀耶王國至少十七次、蘇門答臘島的巨港八次、爪哇八次。

琉球和中國以及東南亞諸國一樣，都是利用戎克船來進行貿易。如圖8.1所示，琉球和?及博多之間也有貿易往來關係。

雖然琉球王國在十四世紀起分裂為北山、中山和南山三個政權，但在一四二九年時，中山王尚巴志完成了王國的統一。然而實際上在國家統一之前，熱絡的貿易活動早就行之已久了。

根據知名的中國史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琉球從一三八○年代後期起，似乎就開始和暹羅有貿易往來了。

琉球在和明朝的朝貢貿易中，把辛香料作為朝貢品。從這點可以得知，琉球在和東南亞進行貿易時，所使用的應該是自己的船隻才有可能做到。

而暹羅在呈給中國的朝貢品中，雖然也有硫磺、馬匹、胡椒、蘇木和其他南洋一帶的產品，但推測這些都是透過和琉球進行貿易所得到的。

從史料中可以看到，永樂皇帝曾對地方政府下達命令，要為暹羅的船隻進行維修，並為船員提供糧食，想必這是因為暹羅的船隻有繼續航行至朝鮮或琉球的能力。

明朝當時在位的永樂皇帝，必然樂見東亞範圍內交易網絡的擴大。

琉球為何和中國能維持長久的關係呢？

從元代後期到明代之間，中國人開始在暹羅和蘇門答臘島的巨港等地定居。另外，在印尼最後的印度教王國滿者伯夷的全盛期（十四世紀中葉），也就是哈亞．烏魯克（HayamWuruk）國王當政的時代，中國人開始移居到爪哇。

到了十四世紀的尾聲，位於南海的國家開始和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等國家展開貿易活動，其中當時已定居在南海諸國的中國人，在這個時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前往南海地區的琉球人，主要的貿易對象也是當地的中國人。琉球和巨港開始建立關係始於一四二八年，和爪哇則為一四三○年。巨港和爪哇等地的港口之所以能興盛起來，其實都有賴於中國人在此地的商業活動。琉球人之所以和中國本土之間維持著往來，其理由也在於此。

當時東亞的國際關係由中國的朝貢貿易制度所制定，定居於海外的中國人在這個制度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琉球是善用此制度的高手。

研究琉球史的學者黑嶋敏指出，明朝時移居到琉球的華僑，不但主導了琉球王國的對外貿易，還幫琉球爭取到許多對明朝在外交往來和通商上的諸多優惠待遇。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讓琉球不只局限於東亞，還將貿易網絡擴大至東南亞的暹羅、巨港、爪哇、蘇門答臘和安南（越南）等地。顯然在十五世紀時，琉球完全是一個獨立於日本的國家，而且還在東亞及東南亞之間，構築了一個緊密的關係網絡。

葡萄牙人和亞洲

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火繩槍（日文漢字寫作「鐵砲」）傳入日本，此事和耶穌會應該脫離不了關係。直到今天為止，一般認為在一五四三年時，因葡萄牙人偶然漂流至日本的種子島，才將火繩槍帶進日本。

然而，火繩槍如果真是由種子島開始擴散開來的話，理應只有一種類型才是，但實際上，當時日本國內所使用的火繩槍，卻存在著不同的類型。因此火繩槍是由種子島開始擴散的說法，已經受到挑戰。

有一說認為，是倭寇將火繩槍帶進日本的。如果此說成立的話，倭寇應該是經由葡萄牙商人或耶穌會之手拿到火繩槍的。

當時，葡萄牙人（尤其是耶穌會）已經來到亞洲，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的傳教士們，從他們位於亞洲的據點——果阿出海，經由馬六甲海峽來到澳門。

葡萄牙人把從果阿攜出的歐洲里爾（Real）銀幣、橄欖油、葡萄酒，甚至是東南亞的辛香料等，用來交換輸入至日本的生絲、黃金和絹織物等商品。而這些商品和火繩槍一起流通於日本各地的市場。

此一時期日本雖然沒有用於出口的商品，但卻有大量從石見銀山等地產出的銀礦。葡萄牙商人將日本的銀裝滿船艙後先航向馬尼拉，然後在當地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絹織物後，再返回果阿。

正如前面所述，十五世紀時，將印度和東南亞連結起來的是穆斯林商人。然而當葡萄牙商人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之後，這條路線就被他們給拿下了。之後葡萄牙商人更進一步利用琉球等國家所使用的貿易路線，和日本進行商貿往來。目前我們已經知道，琉球和葡萄牙的貿易網絡中，有許多重疊之處。

德川幕府採用近代性的貿易政策

十六世紀時，日本相當可能唯有和葡萄牙人攜手合作，才能繼續從事貿易活動。

豐臣秀吉在一五八七年時發布了「伴天連追放令」，之所以會有這道命令是因為耶穌會破壞了日本的神社和佛寺，並脅迫日本人改信基督教所致。

另外，當豐臣秀吉於一五九○年統一全日本後，他就必須著手取締由倭寇等勢力行之有年毫無章法的貿易活動和掠奪行為。政府迫切需要出面來管理貿易活動。

秀吉用發行「朱印狀」的方式，讓持有朱印狀的船隻才能進行合法的貿易活動。岩生成一表示，雖然在秀吉的時代，朱印狀只能看作是日本國家內部的證件。但等到德川家康取得政權後，家康對和日本有生意往來的國家發出通告，希望這些國家不要和沒有朱印狀的船隻做生意，這種「朱印船制度」從一六○四年開始實施，到一六三五年結束。

在這個制度下，朱印船航向東亞和東南亞，日本也由此進入了貿易大幅擴張的時代。

由政府來管理貿易，是備受近代國家認同的方式，可以說德川幕府採行了一個非常具有近代性的政策。

南洋地區的日本人町

德川幕府時期的日本，是世界上少數盛產金、銀礦的國家。日本對外輸出豐富的礦產資源，輸入生絲和絹織物等商品。負責這項貿易的不只有葡萄牙人，還有日本人。這些日本人抱著一攫千金的美夢移居海外，在居留地建立起聚落，這樣的聚落就是「南洋日本人町」。

雖然著名的南洋日本人町位於越南中部的會安（Hôi An）、峴港（Da Nang），泰國的大城府（Ayutthaya）、呂宋島馬尼拉郊外的聖米格爾（San Miguel）和低澇（Dilao，音譯）、柬埔寨的金邊和博涅勒（PonheaLueu）等地。但實際上在東南亞的許多城市裡都居住著日本人。

馬尼拉當然也存在著日本人的居留地，馬尼拉同時也是西班牙蓋倫帆船（galleon）的出入港。如果我們考慮到日本人在此地得到由墨西哥出產的銀，那麼日本人的商貿網絡中就不只有葡萄牙人，也和西班牙人維持著關係。此外，馬尼拉還是於一六一四年時遭到幕府放逐的「吉利支丹大名」高山右近的流放地。

日本人過去曾活躍於東南亞的許多地區，其中還出現了像山田長政這樣，在暹羅（泰國）嶄露頭角的知名人物。日本的戰國時代除了領土擴張，更是貿易擴大的時代。戰國時期的影響持續到江戶時代初期，當時日本人搭船前往東南亞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且在這群人中，除了商人之外還有不少武士。這些浪人武士應該是為了謀求新的工作機會，而選擇離開自己的故鄉。

然而在一六三九年，幕府頒布了葡萄牙船禁止入港令（鎖國）後，日本人町逐漸步入衰退。那些無法回到祖國的日本人們，在之後的數十年（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長達一個世紀以上），在東南亞各地定居下來。在這群人之中，有許多都是基督徒。

正如目前的內容所見，若要追溯日本人在海外的發展，起源可以從琉球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開始說起。琉球從一六○九年起由島津藩所支配，因此原本是琉球人的商業網絡，就由日本承繼下來，這個結果對南洋日本人町的形成，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南洋日本人町，是葡萄牙商人（有時是耶穌會）從印度的果阿開始，開展出來的網絡中的一部分。這張網和琉球人的網絡，亦即在更早之前，由伊斯蘭勢力在東南亞建構出來的網絡，重疊在一起。

這張網絡之後會和第十章將會介紹的，亞美尼亞人的陸上路徑連結起來，形成一張涵蓋歐亞大陸世界的巨大商業網。正如過去琉球所扮演的角色那樣，南洋日本人町也是構成這張巨網中的一部分（圖8.2）。

圖8.1　琉球王國的主要貿易路線

出處：根據Takeshi Hamashita, “The LidanBaoan and the Ryukyu Maritime Tributary Trade Network wi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in Eric Tagliacozzo and Wen－chin Chang（eds.）, China Circulations: Capital, Commodities, and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Durham and Lodon, 2011,p.108的內容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