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書摘】
135 人閱讀

另一種帕斯卡的賭注
如何在風險社會中做出值得信賴的氣候政策評估
⊙伊登霍弗、郭瓦須

表面上,川普政府其實是接受氣候科學的,只是他們不願意為減緩氣候變遷付出太多努力。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可以用經濟來衡量,也就是計算「碳社會成本」,二○一七年十月美國環境保護署的新提案十分不尋常,他們認為在未來短期內每多排放一公噸二氧化碳到大氣中,只需要付出一到六美元的社會成本。歐巴馬執政時期估算的碳社會成本是每公噸45美元,相比之下新數字極為樂觀。歐巴馬政府把氣候變遷在全球帶來的損失都算進去,而美國環保署新算的這個數字只納入美國國內的損失。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投資人以新的建議數字當作決策基礎,美國就沒什麼理由要大刀闊斧來執行氣候政策。要計算這種損失,前提是相信背後的氣候科學。這個例子尖銳地說明,在科學上達成共識不代表一定能在政策上達成共識,相反地,計算碳社會成本會牽扯到價值判斷,這部分很容易起爭議。因此在川普宇宙中,氣候科學無法促使美國提出有魄力的氣候政策、維護公共利益,或是投入國際合作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反之,只要對未來世代不管不顧、把公共利益視為全球主義者的廢話,美國就不需要再信守歐巴馬時期的承諾。人類造成了氣候變遷,對此科學已經達成共識,但不同的「價值向量」和政策路徑仍有討論空間,有鑑於此,我們應該好好分析專家研究中事實與價值的角力、科學專業的角色,以及該如何設計政策。在必須面對「因為現代化本身而首次出現某些危險與不安」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中,這真是萬分迫切。

歐蕾斯柯斯的論述強而有力地佐證了科學的可信度,她討論了科學的社會面向、科學承載了價值、科學可能會出錯,以及在什麼條件下科學能做到客觀。她也指出,許多懷疑論者常在公開討論氣候變遷時轉移話題,大多數情況下懷疑論者不再質疑氣候變遷有可靠又充足的證據、是人類造成而且已經迫在眉睫,反之,他們反對的是應對氣候變遷的政策,認為那可能會對經濟或社會帶來他們不樂見的影響。他們怯於公開對話,明確表示他們擔心的是(政治上)應對氣候變遷的種種做法,只一味地不願承認氣候變遷是科學問題。他們不斷要求學術社群在科學上繼續釐清氣候變遷,就算接受了也拒絕相信氣候變遷會帶來嚴重傷害,川普政府最新估算的碳社會成本就是一個例子。更何況在他們看來,以證據為基礎的研究永遠都有不確定性,不確定的程度永遠都無法低到讓他們接受氣候政策。

如此說來,氣候變遷的爭議難解之處,不見得是對氣候科學缺少信任,而是雙方對於該如何設計氣候政策意見相左。要解決這個重大的問題,任何講道理的答案都要(如歐蕾斯柯斯正確指出的)考慮到分歧的倫理價值、對跨世代及世代間正義的想法、各方的優先考量與利益。除此之外,也必須慎重地從社會科學來評估行動或不行動的代價、氣候政策帶來的共伴效益和意想不到的社會副作用。自然科學和科技本身沒辦法決定怎樣的氣候政策才是妥當,固執地堅稱氣候科學是事實,以此對抗懷疑論者,只會讓環境爭議雪上加霜。歐蕾斯柯斯說明了自然科學可信度該有的判準,但沒有充分回答以下問題:當眾人的價值觀如此分歧,科學專業人員所提出的政策評估有可能值得信賴且合乎情理嗎?如果可能的話需要什麼條件?有鑑於此,我們需要思考該如何全面、跨領域地評估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在此問題中,歐蕾斯柯斯強而有力的可信度判准該如何具體說明、應用或修正,才同樣能引領社會科學?

歐蕾斯柯斯並沒有強調氣候政策具有不確定性,她把帕斯卡的賭注應用在氣候政策上時(見表一),用的是一個簡化的版本。歐蕾斯柯斯指出強力的氣候政策能有所裨益,就算最後發現目前科學所支持的人為氣候變遷是錯的,我們依然能從中得益。一個風險中立的人在p > C / (V-E) 的時候,會選擇強力的氣候政策。換句話說,無論氣候變遷發生的機率有多大,只要減緩氣候變遷所需付出的成本是負的,那麼選擇大力的氣候政策絕不會錯,因為氣候行動會帶來共伴效益。舉例來說,逐步淘汰煤炭可以減少地區空氣汙染,或是降低一個國家對進口石化燃料的依賴。川普政府想的和歐蕾斯柯斯不同,他們把災損(V)估得很低,以至於在評估怎麼做才對美國社會最好時,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的氣候政策就顯得不太合理,就算氣候變遷非常有可能造成災害也一樣。

氣候政策這場賭局的報酬有多高,不能單從大自然的狀態來評斷,應該要透過一個社會學習過程逐漸摸索出答案。歐蕾斯柯斯這套「大力推行氣候政策不會讓你後悔」的說法,在多數專家眼中是太樂觀了一點。川普輕忽的態度也一樣可悲,他太小看未來氣候災害會帶來的危害,忽略了氣候變遷會危及全體人類,而且大部分災害是不可逆的。理性的決策者會立即全面減少碳排放,並根據對未來災損、減排成本和其他風險效益等各方面的最新見解,設計出適合氣候政策的社會集體學習過程。這個社會學習過程會借鑑事後回溯政策分析中的證據,來確定哪些政策工具適用、哪些則否,近日歐盟碳交易市場的分析就屬於此種研究。學習過程會反反覆覆,這種性質使它無法一步到位,但可以成功朝多政府層級的氣候政策邁進,同時避免不可逆的鎖定效應。如果民主社會認為氣候變遷危及到當今和未來的社會,想要好好處理,就需要理性討論,透過學習過程找出替代方案、可行的解決方法,並了解這些做法會帶來什麼影響(通常不能確定)。在此種討論中,必須檢驗不同政策路徑各自的風險與優缺點,也要考慮政策在不同領域、治理層次和時間尺度上會互相依賴。如此一來,在許多可能的未來景況中,最終發現我們錯誤地假設了氣候變遷是人類引發的也不是毫無可能,即便如歐蕾斯柯斯所言,這是個相對極端的想法,而且可能性不高。

制定氣候政策要面對很多難題,最重要的有:如何衡量和比較各地之間的氣候災害?如何制定各國要為二氧化碳排放付費的價格?碳價計畫應該納入哪些行業?碳價的分配效應會對社會各群體帶來什麼影響?發展生質能源會影響糧食安全、導致森林砍伐、危及生物多樣性,這些副作用要如何透過政策來緩解?補助再生能源的時機與規模為何?風力發電機建在哪裡才能讓社區接受?核能發電有何效益與風險?國際技術轉移做到什麼程度是合理的?負排放科技(移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太陽輻射管理的潛力如何,有什麼風險?電動車大幅成長對就業有何影響?

目前針對氣候政策的好幾項決策要嘛效果不彰,要嘛缺乏效率,主要原因正是沒有好好回答以上問題。這些問題十分複雜,需要嚴肅、整體的規劃,才能透過學習過程找出可行的政策路徑。而要做到這點,前提是不同學科之間彼此合作,從各自的觀點和角度進行科學探索,一起研究不同的政策路徑會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氣候政策需要一個更複雜的帕斯卡賭局,有鑑於氣候變遷帶來的破壞可能不可逆,這點更顯必要。在風險社會中,政策評估要負起主要的舉證責任,證明某個氣候政策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好。政策評估必須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他政策目標與價值為標準,來考量一個政策的整體效果、副作用和共伴效益。在利害關係人和決策者的共同參與下,科學專業人士可以成為政策備選方案的繪圖師,而領航的仍是決策者。我們非常欣賞歐蕾斯柯斯對於(氣候)科學可信度的想法,但必須強調,當務之急是聚焦政策評估,讓公眾可以針對不同解決方案及其可能帶來影響好好辯論。

事前和事後政策評估中若出現價值判斷,往往會引發質疑,對於要如何設計出合理的政策並取得信賴,這點確實是關鍵挑戰。如歐蕾斯柯斯所說,在科學研究中事實和價值總是難分難解,無論是認知上、知識上或倫理上的價值。科學知識內含的倫理價值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們實在意外歐蕾斯柯斯沒有進一步討論在此情況下怎樣才能做到客觀。歐蕾斯柯斯只提到,她希望人們所深刻在乎的價值共同點可能比大家普遍認為的更多。對倫理共同點有如此信心實在很了不起。討論價值觀並找出共同之處的確令人嚮往,然而她也承認人們的基本價值觀可能天差地別,而且價值觀往往會透過複雜的方式影響政治選擇,其中充滿不確定性。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分歧會愈演愈烈,價值觀分歧是個重要的原因。

牽涉到價值觀的政治議題是可以理性討論的,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這點,就算議題已經有部分流於意識形態之爭、幾乎變得像「宗教」衝突也一樣。好幾個世紀以前,帕斯卡試圖用理性來討論最基本的宗教問題,也就是神是否存在。這是個革命性的嘗試。帕斯卡推論,就算人們最後發現神不存在,比起不信神,奉行宗教生活對個人損害還是比較小的。帕斯卡的賭局講求實用,雖然還是有一些缺點,像是他只討論了少數幾種可能情況,但這卻是史上第一次有人提出一個思考架構,來討論如何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決策。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進一步發展這個架構,與帕斯卡相似,杜威也強調有必要從哲學上探討和衡量一個特定的假設可能導致什麼特定的實用結果,無論是規範性的、方法學上的或觀察上的假定都必須這麼做。所有科學或非科學的假設都可以視為一種手段,用來達成與人類有關的實用目的,形成一個目的-手段連續體。

杜威認為,雖然承載價值的科學主張會出錯,它還是有可能值得信賴且客觀,包括用來評估政策或牽涉到倫理之辨的科學主張也都如此。以杜威的觀點為基礎,我們把假設視為一種手段,有機會藉由它來解決問題,如果能據此得到可信賴的實用結果(也就是說這個假設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可靠的方式,把懸而未決的問題狀態轉化為確定的狀態),那就可以相信這個假設。根據這種「自然實在論」,成功的實用主義探究結果可以舉一反三,類推到相似情況;只要還過得去,它也可以視為一種經驗累積,有機會讓假設取得資格,變成客觀、「有道理的信念」,成為進一步探究的前提。目的合理不代表手段也合理,兩者都需要透過實用結果來批判衡量。例如,如果連最好的可行氣候政策都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那可能就需要重新思考原本的政策目標,或背後隱含的價值。

這種杜威式對可信度的觀點與歐蕾斯柯斯大致相仿,但又有一些細膩的不同。做實驗的概念來自自然科學的成功,但如今各式各樣的探究活動也都能做實驗,與價值觀息息相關的問題也是。更何況,決定性的「實際影響」遠不止於政策有效與否,所有對人類存在重要的面向都要算在內,像是精神層面的影響。

在氣候變遷這種涉及價值觀的政治議題中,科學家該做的並非搬出事實、聲稱它是價值中立的,或是遊說大眾接受某個特定的政治選項。科學家可以幫助利害關係人,讓大家的討論更具建設性。從杜威思想出發,我們建議在考量種種未來景況和政策路徑時,不只要達到公開透明的科學評估標準,還要常態性地把多樣的價值與原則納入考量,像是平等、自由、純粹、民族主義等等。我們可以透過跨領域和領域間合作的方法,在利害關係人的共同參與下,批判性地比較與衡量各個備選政策路線會帶來的多種實際影響。所謂的影響不只包括狹義經濟意義下的成本效益,也包括對社會重要的事情、所有會影響政策合理性的事情。例如當政策侵害到人們的基本權利或違反程序時,「成本」可以說高得令人生畏。

當政策因為忽略了牽動社會的價值觀或其他因素而產生嚴重副作用或侷限時,用以上方法來衡量政策路線有機會讓我們修正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其實帶有偏見的價值、原則或政治目標,或至少重新詮釋它們。各方利害關係人可以用這種方法來釐清彼此的政治立場,或找出看似迥異的觀點之間有哪些交集,至少在政策工具和路徑上有可能找到雙方都同意的方案。舉例而言,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還是可能針對有效碳價達成共識。

用杜威式的方法來處理涉及價值觀的政策評估,其精髓在於能夠把原本吵翻天、難分難解的政治衝突,轉化成較有建設性的討論和學習過程,藉此來思考政策備選方案及其複雜的實際影響。把政策路徑視為構想中的假設、目的-手段連續體中的手段,然後透過目的、手段和結果之間相互回饋,謹慎地探討與衡量政策路徑在未來會造成哪些直接間接影響,這麼做可以創造可靠的知識。更進一步來說,正是因為政策評估中所探討的未來備選政策路徑有辦法涵蓋幾個主要派別的重要價值與政治信仰,且來自不同背景的利害關係人皆積極參與評估過程,才讓它具有正當性。

我們提出的這個模式與當前做法大不相同,在探討科學與政治互動的文獻中也頗罕見。例如我們的模式強調,沒有「價值中立的方法」可以評估政策路徑,還有政策目標、手段、實際影響之間的互相回饋至關重要。目前的政策評估通常只會研究少數幾項備選政策,衡量標準也很狹隘,沒有紮實的跨領域合作,也沒有確實根據政策會帶來的實際影響,來評估背後的政治目標和倫理價值。想知道不同的政策將如何塑造未來,就不能只是討論或推銷,更重要的是向所有參與人士學習,比如學習以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問題,或是學習不同的世界觀。

總結來說,像是氣候變遷這樣棘手又牽扯到大規模風險的議題,要制定相關公共政策等於是在不確定的狀況下做決策,此時非常仰賴大眾對全面政策評估的信任。歐蕾斯柯斯強而有力地論證了為何應該相信科學專業,我們修改和具體說明了她的論點。我們認為就連與科學相關的政策評估,也都可以做到值得信賴且合理正當,儘管其中可能牽涉許多有爭議的價值判斷。我們需要以跨領域的方式,由多方利害關係人一起探索未來備選政策路徑及其可能帶來的各種實際影響,才能讓社會透過學習過程的方式來了解特定路徑的利弊得失,最終這能引領我們重新看待原本既定的價值、政策目標和手段,並在分歧的價值之間找出實務上可能的交集。反之,一味堅稱科學是「事實」,或從抽象層次批評右翼政治的信念和價值,只會導致無意義的意識形態衝突。我們需要的是合作,以包容的學習過程來探索未來的種種可能性,承認價值觀很多元,並帶著批判精神來了解。民粹主義捲土重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價值觀分歧,要回應這個情況,以上是一種深具潛力的方式。

娜歐蜜.歐蕾斯柯斯為本書主筆。哈佛大學科學史家,原本是地質學家,後來轉唸科學史,主要研究領域為地球科學和環境科學史。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地質學家、科學歷史學家及作家,除學術成就外,也時常在大眾媒體上討論科學和社會的相互影響。她發表在《科學》的文章〈象牙塔之後〉(Beyond the Ivory Tower)是對抗全球暖化的里程碑之作,曾在高爾的《不願面對的真相》得到引用。2010年與艾瑞克.康威合著《販賣懷疑的人》。


書名《為何信任科學:科學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觀點》
作者:娜歐蜜.歐蕾斯柯斯(Naomi Oreskes)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留言評論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