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

第七章

產地

記性和精力是天生特質，而非後天養成的；好奇心或許也是，只是需要環境去喚醒和啟發，也並非所有社會都能提供這些條件。博學者的其他特質同樣需要從文化或社會的角度來解釋。前一章探討博學者的心理特質，本章將探討博學者的產地，包括早期的地理和社會環境，以及博學者後來為自己找到的棲身之所。

維科曾在自傳裡表示，他會成為學者是因為自己生在義大利「而非摩洛哥」。他要是聽過赫勒敦這號人物，知道對方曾在菲斯（Fez）居住過，或許就不會這麼說了。不過，他對環境影響學識發展的一般看法倒是有所根據。西方博學者的地理分布並不平均，不論歐洲或美洲皆然。

本書附錄列舉了五百位博學者，其中德國有八十四人、英國八十一人（包括威爾斯人瓊斯和海峽群島人福勒）、法國七十六人、美國六十二人，而義大利也有四十三人。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博學者少了許多，如蘇格蘭只有二十一人，奧地利十八人，西班牙十七人，荷蘭（含比利時）十五人、瑞士十四人，俄羅斯十一人、匈牙利十人、瑞典六人、丹麥和捷克各五人、波蘭四人、墨西哥四人、阿根廷三人、巴西三人、愛爾蘭三人、加拿大兩人、羅馬尼亞兩人；而阿爾及利亞、澳洲、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古巴、愛沙尼亞、希臘、馬爾他、秘魯、委內瑞拉和葡萄牙各只有一位博學者，分別是德希達、梅奧、托鐸洛夫（Tristan Todorov）、博斯科維奇、奧爾蒂斯、魏克斯庫爾、道薩迪亞斯、札米特（Themistocles Zammit）、佩拉爾塔、貝略和奧利維拉（Fernão de Oliveira）。

某些小國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瑞典有兩位成就斐然的博學者，世人卻只知道他們其中一項成就：之前提到的史威登堡是異象者（visionary），斯特林堡則是劇作家，但他其實也寫歷史、攝影、煉金術、語言學、中國以及日本。瑞典博學者占人口比例偏高，或許和該國的識字率有關──及至十七世紀末，成人識字比例已將近九成。蘇格蘭十八世紀出現了大批博學者，其中以休謨、亞當．斯密、弗格森、凱姆斯勳爵（Lord Kames）、蒙博杜勳爵（Lord Monboddo）和普萊菲兄弟（John and William Playfair）尤其出名。瑞士十六到二十世紀也是博學者輩出。十六世紀有格斯納和茨溫格，二十世紀有榮格和皮亞傑，期間還有尤拉、哈勒、斯達爾夫人、阿格西及布克哈特。

荷蘭的貢獻集中在十七世紀，共有九位博學者。檢視這段特別耀眼的時期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博學者的產地如何形成。十七世紀時，荷蘭共和國人口稠密，既有運河方便國內往來，又有大批船艦和全球各地聯繫順暢。除了活躍的都會文化、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還有高識字率和四所大學（萊頓、烏特勒支、哈爾德維克及弗蘭納克）。萊頓大學是學術重鎮，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知名教授和眾多外國學生。此外，阿姆斯特丹擁有一所重要學術機構：伊拉斯崔學院（Athenaeum Illustre），還有證券交易所、東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總部，以及其他「交流中心」或「知識基地」。

透過中學、大學和圖書館獲取知識，顯然對有志成為博學者的人非常重要，因此出生在阿姆斯特丹或漢堡之類的大城市大有幫助。漢堡作為商業大城，有六位德國現代早期學者在此成為博學者或尋得棲身之所。其中一五二九年於漢堡成立的約翰諾姆文理中學（the Johanneum）是功臣之一。早在一七八三年，漢堡便已出版學者史。巴黎、倫敦和柏林則是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博學者重鎮。

本書附錄有十二位博學者來自拉丁美洲。這個數字以人口總數來看並不高，比起機會較多的美國更是如此，但還是頗為可觀。原因可能在於當地專門化較晚，並且保留了「文人」的概念。社會理論大多誕生於西歐和北美，因此往往以這兩個區域為基礎來類推。來自古巴的奧爾蒂斯和來自巴西的弗雷雷是兩個主要的例外，而他們的學說也成為所謂「南方理論」（Southern Theory）的代表。

這兩人都曾在大學任教，但主要身分仍是文人，除了寫詩、寫故事，也廣泛閱讀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歷史和心理學，而他們提出的理論都源自對自身社會的研究。兩人都強調文化混合的重要，反對「種族」的概念。奧爾蒂斯將古巴文化比作當地常見的阿佳克湯（ajiaco），並討論他稱之為「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的現象。弗雷雷同樣探討文化的「相互滲透」，尤其是巴西的狀況。

工作倫理

博學者的分布也和宗教有關。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起因至今仍然沒有定論。有人認為，韋伯稱作「新教倫理」的價值觀不僅對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重要，也是現代科學誕生的關鍵。這個說法顯然有待進一步釐清。首先，「新教」不是指所有派別，而是如韋伯所強調的，專指講求節儉和努力工作的「清教徒」思想。此外，所謂的「新教」工作倫理其實也出現在其他群體，包括（稍後會談到的）儒家、猶太人和某些天主教徒，例如艾可的一個學生就對這位老師的「工作倫理」（etica lavorativa）印象深刻。對於單用新教倫理解釋一切的作法，本書附錄提到的十位耶穌會博學者就是反證。

儘管必須加上這兩項前提，韋伯的主張仍然帶有不少真知灼見，感覺既適合描述一般學者，也適合描述博學者。韋伯提到新教倫理時，尤其喜歡以博學者富蘭克林為例。富蘭克林二十歲寫下〈未來行為計畫〉（Plan for Future Conduct, 1726），文中明白展現了他對節儉與勤奮的注重。

在本書附錄中，其中十九位博學者是新教牧師，從路德派、喀爾文派到聖公會都有，顯示韋伯提出的主張不無道理。中歐博學者有墨蘭頓、阿斯特德、康門紐斯和赫爾德。蘇格蘭博學者有柏內特、（數學家、地質學家兼天文學家）約翰．普萊菲和威廉．史密斯。法國以天主教為主，牧師博學者包括柏夏、貝爾和先後擔任過文學、數學及神學教授的昂貢特（Daniel Encontre），而他也是孔德的啟蒙者。其餘牧師博學者原本都曾經打算從事神職或家人期望他們從事神職，結果背道而馳，例如生物學家兼心理學家米勒（James Miller）、人工智慧先驅麥卡洛克、家人是浸信會的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英尼斯（Harold Innis），以及同樣屬於浸信會、曾經考慮成為宣教師的麥爾維．杜威。

在本書附錄中，有二十九位博學者是新教牧師之後，其中包括老盧德貝克、貝爾、林奈、史威登堡、弗格森、布克哈特、彌爾、阿格西、榮格、拉斯威爾和哈欽斯。他們可能自小就接受「新教倫理」。尼采是路德派牧師之後，曾經寫道「新教牧師是德國哲學的祖父」，這句話或許不只適用於哲學，也適用於其他學識。祖父是牧師的博學者包括法布里修斯、斯達爾夫人和哈伯瑪斯。哈伯瑪斯經常在桌前一坐就是好幾小時，而他的牧師祖父「有著普魯士人典型的嚴格工作倫理」。

韋伯本人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他的母親和富蘭克林及麥卡洛克的母親一樣，都是虔誠的新教徒。韋伯曾向妻子瑪麗安表示，不斷工作是他的「天生需求」。前文提到的凱因斯也是工作狂。他的父親是「虔誠的獨立教會信徒」，羅素認為，「他兒子繼承了他的獨立教會精神」。

范伯倫問題

從另一名社會學家博學者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論點切入，或許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韋伯說法的脈絡。一九一九年，范伯倫發表了一篇知名論文，探討他稱作「現代歐洲猶太人的智識優勢」的現象，企圖解釋為何猶太人「在現代科學與學識的領導人物裡多得不成比例」，充滿了「先驅、開路者和破舊立新之人」。他反對以種族來解釋，因為「猶太民族裡各種人都有」。他認為關鍵在社會：當猶太人加入「非猶太人的文字共和國」，置身於兩個世界之間，對兩者都抱持一定的疏離及懷疑，才變得如此有創造力。

根據本書所採用的群體傳記學觀點，同樣能看出猶太裔博學者（不論猶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無神論者）所占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族裔，至少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便是如此。以馬克思為首，本書附錄列舉的博學者有兩百五十人於一八一七年以後出生，其中猶太人就占了五十五人。這個比例一方面證實了范伯倫的想法，一方面也反證了他的論點。假設范伯倫的主張為真，猶太人脫離原有的聚居區混入歐美文化中，那麼他所謂的「猶太背教者大軍」到了二十世紀初就該無以為繼了，但以博學者來說並非如此。因此，范伯倫的猶太「智識優勢」論就算不用捨棄，也必須加上其他解釋作為補充。

有些少數族裔（如貴格會）由於無法參政，使得具有聰明才智的年輕人轉而投向貿易或學術等其他領域。一般猶太家長都很重學識。在他們看來，成為科學家或學者就跟研究《希伯來聖經》和《摩西五經》一樣，只不過鑽研的是世俗知識，因此有些猶太家長努力督促兒女走上這條道路也就不足為奇了。例如維納日後便曾笑稱，「自小在兩倍清教徒的環境裡長大」，因為他生於猶太家庭，又在信奉新教的新英格蘭成長茁壯。流亡的重要也值得一提。倘若范伯倫不是一九一九年寫論文，而是一九三○年代，他肯定會提及此事。本書提到的猶太裔博學者通常不是難民，就是難民之後。他們生活在祖國與「定居國」的文化之間，對兩者都抱有一定程度的疏離，反倒得以擺脫科學家或學者的地盤化傾向，不受單一環境及其思維模式的框限。

教育

哪一種教養方式更能養成博學者？雖然難以證明，但在家自學應該比學校教育更容易讓人不去在意既有的學術界線，甚至完全不知道界線存在。不論如何，有些大博學者確實是在家自學，尤其女性更是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得不如此，例如凡舒爾曼、胡安娜修女和薩默維爾。瑪麗．蒙塔古夫人的拉丁文也是自學而來，「其他人都以為我在讀羅曼史」。在家自學（至少幼年如此）的男博學者包括惠更斯、威特森、倫恩、洪堡兄弟、柏內特、楊格、彌爾、派蒂森、博蘭尼兄弟、威廉．史密斯、皮爾森、羅素、馮紐曼、波赫士和貝塔朗菲。

有些博學者是神童，包括巴斯卡、卡拉慕夷、阿涅西、瑞士生理學家哈勒、麥考萊、彌爾、多洛蒂亞．施勒澤、佩拉優（Manuel Menéndez y Pelayo）、十幾歲就發表多篇科學論文的皮亞傑、馮紐曼、自傳題為《昔日神童》（Ex-Prodigy）的維納及其十一歲就進哈佛大學的友人席德斯（William Sidis）和皮茨。

其中有些神童是學者之後，尤其彌爾、施勒澤、維納和席德斯，因此從小就感受到父親「寄予厚望」的壓力。彌爾三歲就開始學習希臘文，施勒澤五歲學習幾何、法語和拉丁文，維納七歲學習物理和化學，十二歲進大學，十四歲已學士畢業。他記得父親「工作很拚命，而且從不休息」，並且「將他對自己的期望也加諸在我身上」。傑拉德的成長背景和維納類似，十五歲進大學，父親是他口中的「王牌老師、嚴格的督促者和暴君」。博爾丁雖然不覺得父母是暴君，卻也記得他們對他這個早慧兒子「期望極高」。

其他博學者就讀的則是一般學校，但往往我行我素。維科自稱為自學者，圖靈在多塞特的謝伯恩公立學校讀書時，「總是喜歡用自己的方法，而非課本上的步驟」。司馬賀說他在密爾瓦基讀小學時「完全由自己掌握學習，很少尋求建議」；後來學習數學和語言時也是採取同一套「自我教學策略」。讚許這種作法的不只有他。莫爾霍夫也為自學辯護　，休謨則表示，「能從教授身上習得的，書裡統統都有」，楊格也同意「對決心勤奮向上的人來說，從活人身上得到的並不比書裡得到的多多少」。

家中或附近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也會鼓勵自學，例如惠更斯就受惠於父親累積的大量藏書，而維科和約翰生則是得利於父親是書商。楊格在瀏覽鄰居的藏書時，發現了自然科學；威爾斯的母親在阿帕克（Uppark）莊園當管家，他因而獲准從莊園圖書館借書，並於中年時回憶「自學的美好」。霍曼斯認為，「我從書裡學到的知識，大多不是在學校，而是在家裡學到的，因為家裡書非常多」。波赫士家裡藏書也很多，並於日後表示，「如果你問我這一生哪件事最重要，答案會是我父親的藏書」。白芝浩（Walter Bagehot）、維納、馮紐曼和李約瑟都因為瀏覽父親的藏書而建立起廣泛興趣；紐拉特的教授父親擁有近一萬三千本書，他日後坦承，「我人生最早做的數學估算，就是猜父親到底有多少本書」。

有些博學者沒有完成大學教育，如虎克、狄德羅、休謨、德昆西、老赫胥黎、葛德斯、斯特林堡、梅奧、柏克、芒福德和曾經就讀倫敦科學師範學院的威爾斯。芒福德後來曾在大學任教，但拒絕長期受制於此，並曾經表示，學術界閱讀他的作品於他而言，宛如「二次下葬」。有些博學者根本沒念大學，包括達文西、因為不是聖公會信徒而無法就讀劍橋或牛津大學的普利斯萊、斯賓賽和波赫士。

本書討論的前三分之二個時期，也就是一四○○至一八○○年，女學者面臨著巨大的障礙。儘管可以上大學，但社會普遍認為高等教育不適合女性。就算對知識感興趣，周遭也期待她們鑽研純文藝，而非學識，專注於翻譯，而不是撰寫原創的作品。面對這種種障礙，現代早期（一四五○至一八○○年）還是出現了十二位女博學者，簡直堪稱奇蹟。

摒除這些障礙使得女博學者略有增加，十九世紀共有六人，分別是斯達爾夫人、多洛蒂亞．施勒澤、喬治．艾略特、薩默維爾、馬蒂諾及（彌爾的妻子）泰勒。隨著女性受教人口和就業機會增加，二十和二十一世紀的女博學者更多了，尤其是一九三○年代出生的世代，包括桑塔格、卡利尼（Clara Gallini）和之後的女性學者都是好例子。卡利尼不僅是古典學家，也擅長宗教史及文化人類學。

目前足以稱作博學者的女性包括史碧華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活躍於哲學、文學理論和後殖民研究的領域；伊瑞葛來（Luce Iragiray），專於長哲學、心理分析及語言學；西蘇（Hélène Cixous），為心理分析、哲學與文學；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專長為藝術史、文化理論和心理分析；米歇爾（Juliet Mitchell）的文學、心理分析及性別研究；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文學、文化史和人類學；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哲學、語言學和政治；博登（Margaret Boden）的哲學、心理學和認知研究；巴爾（Mieke Bal）為文學、藝術與媒體理論方面的理論家，同時也是影像藝術家；羅絲（Jacqueline Rose），她不只論述文學、心理分析、性別研究、政治與歷史，也寫過一本小說。

作者為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學士、聖安東尼學院碩士，劍橋大學文化史退休教授。柏克的研究專長在於歷史思想領域、1450年至1750年的歐洲文化史，以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其著作包括：《1450年至1750年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與社會》、《近代歐洲的通俗文化》、《社會學與歷史學》、《法國史學革命》、《製作路易十四》、《歷史學與社會理論》、《會談的藝術》、《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歷史的目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