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高貴的失敗者》

第四章菅原道真

流放烈士的純真與情感

日本的悲劇英雄，往往以極其暴力的方式結束生命。有些人割喉、自焚、絞死、斬首，或被敵人以劍、矛刺死，以子彈貫穿身體、被炸彈或魚雷轟成碎片。通常，他們以痛苦的方式過早地離開世間，而且時常自行了斷。菅原道真則是於五十八歲時安逝於自宅（具體而言，死在他的小棚中的草蓆上）。然而直到數十年後，他的英雄地位才被予以確認，並被尊為神道教神靈。正式來講，菅原道真被尊為詩歌與學問之神，兩者正是他生前所擅長之領域，但是他本人對文學的貢獻與追求，絕無可能為他迎來享譽數百年的舉世名聲和愛戴。他在數百年後仍受到祭拜，甚至到了一九七○年代，所有學校學子都知道他的名聲，乃因為他面對政敵的迷惑招數時，所展現出文化修養與道德上的澄澈。

在日本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時代裡，甚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中，任何抵抗統治階級但遭受失敗的人，往往都不會有好下場。菅原道真很幸運，沒有遇上太壞的敵人。當時，控制著平安時代（八世紀晚期至十二世紀時）日本政府的藤原家族，儘管飽受批評，但是卻擁有避免肉體虐待與暴力的美德。藤原氏消除政敵的慣用手法並非監禁或處決，而是透過指派政敵管理遙遠邊疆，直到他們毫無二心時再召回京城，或如菅原道真的情況，留守邊疆直到死去並終結任何威脅的可能為止。幾乎所有平安時期的政治受害者都以這種堪稱溫文爾雅的流放做處置，包括日本最傑出的虛構英雄光源氏，就被藤原家族的政敵放逐到內海。

那是個屬於平民的年代，也是在日本歷史上唯一一次統治階級不以武德自尊的年代；在此漫長、和平與變化緩慢的時期，政治權力中心集中於平安京（和平與寧靜的城市），而軍事主義則與此時代所推崇的文化標準毫不相符。儘管不時有政敵提出挑戰，但多半來自政治層面而非軍事層面，因此藤原氏往往禁止使用武力，崇尚反武手段，運用和平方式削弱外部威脅勢力。藤原氏得到了相當的成功，而藤原北家更在幾個世代裡，證明了自己絕佳的政治手腕。

擁有如此相對良善競爭模式的平安時期，實在難以產生奔放極端的英雄主義，此類型風格在後繼時代則頻繁出現；也因此，在此一平和時代遭遇失敗的英雄菅原道真，對比以自殺轟轟烈烈結束短暫生命的源義經或楠木正成，應當顯得平淡無奇、毫不引人注意。菅原道真本質上的英雄誠摯情感，主要來自於平安時期君子形象所著墨的美學，而與後繼時代所強調的行動分子以及軍事型英雄的真誠較為不同。

當菅原道真於九世紀末期突然崛起，當時藤原氏當道於政壇，並運用多種手段控制政府事務，討好皇室以期擴大、保有自身的影響力，澈底箝制皇室。該世紀中期，當時的藤原派主導者藤原良房藉由推動清和天皇登基以穩固自己的實力，僅有八歲的清河天皇為藤原良房之孫，自然需要太政大臣輔佐。八五八年時，原本應當由皇室家族成員擔任的重要職位被藤原良房取得，接著，他透過繼任天皇取得藤原氏族的世襲控制。在後來的幾個世代，當世襲系統完全純熟，理想的狀態為「北方」藤原支系可成為年輕皇太子的太政大臣，他們多半為他的孫子或女婿，而在皇太子成年後，可繼續擔任大臣。為了防止某些頑強的主權者企圖挑戰此機制，藤原氏多半讓天皇提早退位、接受聖職；而天皇的宗教與神職意義則傳交給年輕的兒子，而新的政治勢力將圍繞在新的太政大臣身上，而此角色將來自藤原一族。

直到約一百年後，政府實權最終落入藤原氏手中。在九世紀時，仍有許多非藤原氏家族身任政府高官，同時有許多家族對當時仍未穩健腳步的藤原氏造成了極大的挑戰。真正的危險在於成年或心思聰敏的天皇很可能支持其他部族高官，並削弱藤原氏對政府的控制。

而事實上的確也發生了。八八七年時，飽讀詩書而進取的年輕皇子登基為宇多天皇。當時的宇多天皇澈底破壞了藤原公式，他的母親並非來自藤原家族，也與在位的太政大臣毫無關聯。充滿幹勁與固執的政客藤原基經繼承了藤原良房的位子後，對宇多天皇繼承一事感到悔恨，畢竟宇多天皇與前五任天皇不同，他對統治一事充滿了野心，期望可以恢復平安時期承傳的君主官僚系統。儘管藤原基經著手將藤原家族成員安插為朝廷高官與大臣，但是宇多天皇也決心透過爭取傑出外戚的支持，以重整藤原氏對政府的壟斷。皇室與藤原氏北方部族間的鬥爭為移都平安京後最驚險的一次宮廷之爭，這也是藤原氏兩百年來遭遇最嚴重的挑戰。但是，如同平安時期之名所暗示的，政爭仍以相當平和的方式進行，甚至可說相當莊嚴：沒有任何人在政爭中失去性命，即便是著名的菅原道真也毫髮無傷。

登基初始，宇多天皇就尋求非藤原家族之有力人士的支持，以重建皇室地位。他最親近的為滿腹學問、秉性正直、屬於橘氏部族的橘廣相。儘管橘廣相沒有執掌任何重要官職，但是藤原基經卻已心生警戒，並且展開了典型的藤原氏行動。通常，新天皇即位時，傑出的官員會率先辭職，再由新朝廷重新任命官位，此儀式意在保有皇室的獨立性。當藤原基經按規矩辭去職位時，宇多天皇之朝廷眾臣無人認真看待。隔日，皇室朝廷做出回覆，並簡略地任命藤原基經為「阿衡」（Akō）。「阿衡」一詞約略意指「修正他人錯誤」，遙遠的古代中國以此詞代表朝廷主要大臣，然而阿衡一職對於九世紀的日本來說，並沒有任何重大意義可言。

藤原基經認為宇多天皇受到文學家橘廣相之影響，授與他如此意涵模糊的官職，如此一來，即便稍微動搖先例，也可能釀成龐大的災難。他憤憤不平地爭辯，認為阿衡意指某個官階而非特定職位，此一任命有損於自己的尊嚴，因而無法繼續勝任朝廷官銜，直到此事明朗。此為著名的阿衡事件，圍繞在如何確實地解釋「阿衡」這個源自中國的詞彙。此次政爭仿若史威夫特派（Swiftian）狡辯如何打一顆煮熟的蛋，而加入戰場的則是當時最優秀的學者。由於眾人嫉妒橘廣相，並且忌憚藤原基經的權勢，因此彬彬有禮的官員多半支持後者的說法。新任的太政大臣拒絕負責此項國家事務，而由於宇多天皇尚未有能力澈底解除藤原氏的職位，因此最終他同意將此事送往法庭，可想而知，阿衡一字被視為有誤。此時，藤原基經得到全面的勝利，並且身任大臣。而橘廣相雖擁有崇高學問，卻被精明的政治計算所打擊，儘管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卻也備感屈辱；橘廣相遭到罷免，並在一年後過世。對宇多天皇而言，阿衡事件成為他第一次的政治挫折。

幸運的是，對新天皇而言，獨裁的大臣無法享受勝利的滋味太久。八九一年藤原基經過世，此時距離他的勝利不過半年，而由於藤原的兒子藤原時平僅二十歲，因此宇多天皇得以讓太政大臣一職保持空缺，並且試圖以自己的力量平衡權力真空狀態。新的朝廷局勢讓年輕天皇擁有罕見並且無人預料得到的機會──重建皇室權力。首先，他拒絕任命任何藤原氏家族成員擔任太政大臣，並讓此位空缺。按照先例，藤原時平應可擔任參議，而宇多天皇也在藤原基經過世後數個月，授與時平此位，但為了箝制藤原氏的勢力，宇多天皇讓源氏成員進宮擔任太政大臣。數年後，宇多天皇更無視藤原氏的「婚姻政治」，選了敦仁皇子為皇太子──他的母親並非來自藤原氏北部氏族。新的藤原領導者藤原時平也因為無法成為下任天皇的祖父，被剝奪了特權。同年，宇多天皇指任兩位外戚人選擔任參議。第一位為藤原保則，朝氣蓬勃並且善政的保則來自較邊緣的藤原氏南方部族；另一位則是學者、詩人，菅原道真。

種種手段讓當時的權力體系嚴重損害：天皇即位兩年後，藤原氏失去了原先壟斷於手中的朝廷布局，太政官內僅剩不到一半的官職受到藤原氏北部氏族的控制。透過政府高階官員職位的布局與氏族平衡，宇多天皇再一次重新調整自己的影響力，並開啟數項重要改革，削弱地方權勢，重整中國式的天皇中央集權制度。

宇多天皇最決定性的任命，在於繼不幸的橘廣相之後，選擇菅原道真作為他的主要顧問。宇多天皇選擇非藤原氏主要成員為顧問一舉，相當尷尬地表示他將把藤原家族排除在主要大臣支系之外，這是在藤原基經過世前，藤原家族向來享有的地位。菅原道真當時為在阿衡事件中唯一支持橘廣相說法的學者。這代表他支持的是搖搖欲墜的事實，畢竟阿衡事件自始至終即為政治事件，而非學術之論，就政治而言，藤原氏力掌朝廷權勢。當菅原道真願意因理想與純真而捨棄宦途時，無疑地贏得了宇多天皇的仰慕。

菅原道真的性格與強硬的藤原氏政客如藤原基經截然不同，這也讓年輕天皇對他十分親近。當我們檢視數百年前的神格英雄人物時，實在很難分辨何為事實、何為傳說。但是，即便數世紀以來世人可能對菅原道真過度崇仰與讚美，我們仍舊可相信他應為相當溫柔、仁慈而認真的人，或許有點沉默，並且熱愛詩歌與學習。

從上述的描述可聯想到，菅原道真與宇多天皇有著相似之處，儘管年輕天皇充滿想法、滿腹野心，但仍有著微微的隱世傾向，此外，他對詩歌也相當傾心。宇多天皇很早就失去了父親──無能的光孝天皇，因而聰明年長的學者菅原道真就此成為了父親般的角色。兩人的共同興趣為對典籍的研究，而數年來菅原道真引領宇多天皇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並書寫中文詩詞。宇多天皇也相當尊敬菅原道真，並請他編著《日本三代實錄》最末的六國歷史，以及修訂《類聚國史》，此書以分門別類的編排方式，歸納日本史。

上述著作與當時的其他重要著書都以中文寫成，而中文也是當時學者所推崇的語言。傳說八世紀時，菅原道真的祖先是日本相撲的始祖，並且通曉孔學，當時其家族首領被指派為朝廷的中國典籍之師。九世紀時，菅原道真的祖父已經成立了屬於自家族的儒學私塾；菅原道真的父親菅原是善為有名的古典學者，並成為首府之文章博士。

這位未來的神格英雄，菅原是善的三子，據說也是個神童，自嬰兒期就會朗讀詩歌。英雄傳說中往往伴隨著此類過早純熟的天才事蹟，讀者不必太過認真看待；但是，我們確實可知菅原道真自年幼起就熱中於漢文學（他十歲作了第一首中文詩歌），並在相當年輕的時候就身兼作者、教師與官員的多重身分。九世紀對所有熱愛文學的人來說，無疑是最美好的年代。數個親中天皇強化了尊崇漢文研究之傳統，而唐朝的文化影響在此世紀更為深刻。因此，在學校修習儒學可謂最精深博學之領域。在朝廷裡，具有皇室身分的男子依規定必須身著唐裝；當時最受敬重的詩人紛紛著作漢詩選，儘管僅有極少數的人曾經聽聞中文的實際發音。

年輕的菅原道真嫻熟中文書寫、韻律與書法。他在十四歲的成年儀式之後便被召喚入宮，並擔任數名高階官員的幽靈寫手，負責以優美的中文詞句撰寫請願書信與文件。後來，他以專業學者之姿身任大臣，光孝天皇會詢問他中國歷史知識，他的職位好比太政大臣。在學校裡，他講授的儒學講座深受歡迎並擁有相當影響力，他在三十二歲即被授與文章博士，此為當時日本的最高學歷，全國限額兩名。菅原是善相當自豪兒子的天賦，並命他撰寫《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序文，也就是六國史之第五章，此書為他與藤原基經共同編著之書。當父親在隔年過世時，菅原道真繼承其多項官職，包括菅原家的家族私塾。

菅原道真四十一歲時，他在首府的政治地位不保，被貶至四國島任讚岐守，留滯此地四年。據傳言，他在讚岐相當受到人民歡迎，而在他返京之時，道途兩旁都是低聲啜泣的百姓。如同其他感人的菅原道真故事一樣，此傳言也不大可信，事實上，菅原道真相當不適合擔任地方官職，他對庸碌的行政事務興致索然，反而將心力都投注在漢文學。在讚岐時，菅原道真撰寫一系列相當優雅的詩，其名如《路遇白頭翁》，他在詩中感嘆農民之苦境；然而，就目前所知，菅原道真在任讚岐守期間，從來不似藤原保則曾經試圖在地方進行改革，改善人民生活。

宇多天皇即位後不久，菅原道真被召喚回京，並被要求對阿衡事件提出見解，他撰寫優雅文詞支持橘廣相的立場。雖然此文並沒有帶來任何實質的政治影響，但是菅原道真與宇多天皇之間的距離似乎拉近了。八九三年，宇多天皇任命九歲兒子敦仁皇子為皇太子。由於此事等同於正面挑戰藤原氏之家族利益，當時天皇唯一的請益對象即是菅原道真，而在任命後不久，菅原道真也正式成為皇太子的老師。同年，菅原道真的女兒衍子成為宇多天皇的妻子，如此一來，宇多天皇與其顧問間的關係日益加深。但是此安排刺激了藤原家族，畢竟他們向來認為，唯有我族得以獨斷安排如此的婚事，他們透過締結婚姻取得政治武器，並且得以有效制服政敵。

隔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遣唐使。此任命為菅原道真生涯上相當懸疑的一筆。這或許為宇多天皇個人的決定，讓自己的至交與導師擔任重要使節，畢竟身為文章博士，擔任遣唐大使並引領文化任務，將是相當適切的安排。但是同樣的，此舉也可能來自藤原家族，透過將政敵安排至遙遠區域，以削弱其政治實力。不管如何，儘管菅原道真向來熱愛漢文化，但是如同現代學者雅瑟．威利（Arthur Waley）拒絕造訪遠東區域，菅原道真也婉辭了此任務。

自七世紀以來，日本定期指派遣唐使造訪中國，但是在移都平安京後，遣唐使團變得斷斷續續。雖然商人與僧侶仍舊經歷千辛萬苦穿越海峽，以期得到多方交流，但是自八三八年後，已沒有任何遣唐使出訪。此時日本刻意地與外界隔離，專注於日本本土文化與將先前輸入的文化日本化，以取代直接的借用。

此外，高麗海盜的橫行與遠洋航行的危險，讓平安時期的優雅官員越來越排斥遣唐任務。八三六年時，被派遣的使節在劇烈暴風後送返九州，並且直到三年後才重新出發。而當使團準備出航時，當時的副大使，一名著名的漢詩詩人裝病，並且滯留九州，逃避遣唐任務。結果，詩人被貶黜，並遭流放。然而，此詩人在一年後受到赦免，並返回首都，並為自己的抉擇額手稱慶。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沒有任何遣唐任務啟航。

八九四年，宇多天皇決定派送遣唐使的原因，在於首都對文學材料的渴求，以及應付兩名具有佛學背景，並且不斷要求政府派遣官方使節取得佛經與交換僧侶的領袖。然而直到一個月後，朝廷才指派使節，但是身為遣唐使的菅原道真則勸告朝廷取消任務，他撰文建議所有的遣唐任務都應暫時取消。表面上看來，主要原因在於唐朝盛世已經進入了尾聲，也因此日本朝廷最好暫時停止外交往來，直到唐朝政府重掌國家，又或者進入下一個朝代。這聽起來或許相當可信，但顯然菅原道真本人是相當不樂意踏上唐朝領土。

作為當時日本最知名的漢學家，有件事情或許讓菅原道真感到非常遲疑，那就是讓唐朝朝廷與其他使節知曉他的漢文口語能力之薄弱疏淺。儘管他自十歲以來就能以優美的中文字詞撰寫詩詞，倘若日常生活還需要仰賴平凡之人進行翻譯，恐怕會相當尷尬。除此之外，菅原道真畢竟也是個凡人，會懼怕長途遠航之危險。

不管是他的英雄名望或死後聲譽，全與體魄無關，而遭遇沉船、海盜以及被武裝中國人攻擊的可能性，對日後其他極具膽量的英雄如西鄉隆盛來說，可能相當刺激，但是對於一個活在平安時代舒適首都生活圈的朝廷官員而言，則絕對不然。最重要的，當時菅原道真正與藤原氏進行政治角力，而任何過長的缺席（使節往往數年後才會歸返），都顯得相當危險。

由於菅原道真當時在朝廷的地位，特別是他與天皇的關係相當穩固，因此他可以棄絕任何任務，無須懼怕遭到譴責。這對日本歷史而言可說是一重要的轉捩點，日本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一直要到數個世紀後才得以恢復。在此漫長的時期裡，日本文化在遠離中國的影響下大幅開展，不管在任何方面，都以自己的方式逐漸進化。因此，十世紀時，幾乎所有的重要詩人都以日文（而非中文）寫詩、賦辭；散文成為日文最重要的文學形式，《源氏物語》更為其大成，並成為全世界第一部關注於主角心理狀態的小說，此發展與早期中國文學毫無相似之處；十世紀時，出現了第一部繪卷，此形式成為日本文化的重心之一。相當諷刺的是（這與悲劇英雄情結相當呼應），菅原道真作為日本史上傑出的漢學家，卻成為日本脫離中國影響的象徵人物。

作者於哈佛大學主修日本語言和文化，隨後進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著作廣泛涵蓋現代與古代日本題材，並翻譯無數古典與當代的日本文學作品，包括《光輝王子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曾獲戴夫庫柏文學獎）、清少納言的《枕草子》（The Pillow Book of Sei Shōnagon）與《夢浮橋》（As I Crossed A Bridge of Dreams）等等。

莫里斯曾1960年至1973年間任職哥倫比亞大學；1966年至1969年間擔任東亞語言與文化系系主任，其學術成就與地位，至今仍被視為該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同時為美國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創始成員與董事會成員。身為三島由紀夫的好友，他希望此書能夠提供三島之死的前後歷史脈絡，並將此書獻給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