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2：時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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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地名大改制，奠定了臺灣現代地名體系的基盤

《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1》一書出版後，受到各方的邀請，辦了十餘場座談會。除了從與會者得到不少老地名的典故外，還常碰到一些日本時代出生的長者會後前來向我致意，甚至痛心疾首的向我控訴國民黨將老地名改得莫名其妙的「暴政」。碰上這種情況，我除了傻笑，實在不知如何應對。因為在我看來真正對臺灣老地名痛下「毒手」的並非國民政府，而是這些長者「感念」萬分的日本殖民政府。

臺灣鄉鎮地名可說是臺灣老地名的基盤，總數大約三百五十個左右。大正九年日本殖民政府進行行政區域改正時，大約有一百六、七十個被「改正」，其中有些還被改了個「面目全非」。例如我的故鄉澎湖「媽宮」被改為「馬公」，而我現在的居住地「打狗」被改為「高雄」。光復後除了少數幾個鄉鎮，如屏東的「溪洲」、臺中的「內埔」因地名重複被改為「南州」、「后里」之外，大正九年日本殖民政府「改正」過的地名幾乎全數被保留下來。

一般人的印象，國民政府缺乏「本土意識」，將臺灣重要城市的主要道路都以大陸的省分與重要城市命名。這種說法其實似是而非。大正九年日本殖民政府進行行政區域改正時，臺灣城市也同樣出現末廣町、崛江町之類的「全日式」地名。所以兩者的差別，僅僅在於意識形態上，在地名的改正的思維與手段是一致的。

就地名而言，臺灣還處在殖民時代

一般來說，地名的「命名權」被國家機器掌控，與強力的中央集權有關。國家為了徹底掌控地方，必然要進行有效的徵稅，而有效的徵稅必然要對戶籍與地籍進行徹底的掌握。掌握戶籍與地籍的特徵之一就是地名的規範與系統化，也就是國家機器對地名的全面干預，之後地名的命名權力必然落入政府手中。一旦掌握地名的命名權利，必然以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為規範。日本殖民政府與光復後的國民政府，雖然意識形態有別，但從地名改正的角度而言，兩者的思維與手段並沒有根本性的差別。

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為了增加稅收進行現代化建設而實施清丈田地時，也曾對臺灣的地名第一次進行了系統性地干預。許多古老的庄名被撤銷，甚至重新命名。但劉銘傳的清丈田地與新政並沒有徹底實施，臺灣便割讓日本了。之後日本殖民政府繼承劉銘傳的土地丈量與行政區域的調整政策。

日本殖民政府於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完成土地調查並繪製完成《臺灣堡圖》。大正九年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實施行政區域改正並公告各行政層級的名稱與管轄範圍。經過此次的地名改正，臺灣鄉鎮以上層級的地名樣貌及基本架構一直持續到現在。可以說臺灣現在鄉鎮以上的地名維持了自大正九年行政區域與地名改正的面貌，事實上國民政府在光復後，除更正少數「全日式」及重複的地名之外，幾乎完全繼承了日本殖民政府地名改正的遺產。就地名而言，臺灣還處在殖民時代。

大正九年行政區域的調整是為了統治的需求，之前的二十年殖民政府經過無數次的調整，甚至一年還調整過兩次。之所以如此，當然和軍事鎮壓與統治摸索期有關。大正九年行政區域的調整是在軍事鎮壓結束之後由文官政府主導的。

總結過去的經驗，日本殖民政府找到一條比較合乎現實、有效的行政區域劃分。經過此次調整，直到結束殖民統治的二十五年間，再也沒有進行原則性的調整。顯然這次的調整是成功的。光復後，臺灣由兩直轄市、二十一縣市，逐步走向「六都化」的發展，事實上也是朝大正九年五州二廳的行政區域調整靠攏。

至今伴隨大正九年行政區域調整的地名改正，臺灣學界的探討還不夠全面，很可能是因為現今遺留下來的文獻還不足以說明。以下僅就一百六十餘個被「改正」的地名，歸類分析地名改正的類型，作為進一步探討的基礎。

一九二○地名改正的規律

三字改為兩字：三個字的地名改為兩字，這在大正九年地名改正上是一條「鋼律」。

北部地區的案例有：水返腳／汐止；三角湧／三峽；八里坌／八里；芝蘭三堡／三芝；金包里／金山；頂雙溪／雙溪；摃仔寮／貢寮；坪林尾／坪林；鶯歌石／鶯歌；和尚洲／鷺洲；五股坑／五股

中國傳統縣市以上的地名，除了少數民族地區的音譯地名如呼和浩特、烏魯木齊之外，內地城市名稱基本上以兩個字為主。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內地的地級市（相當於清代的「府」）的地名出現三個字的例子。如河北石家莊市、河南駐馬店市、安徽馬鞍山市、四川攀枝花市、貴州六盤水市等等，可能是出於尊重傳統地名的考慮，不再依循兩字地名的慣例。

其實中國的上古時代地名並非以兩字為主，大多是單字地名。東周之後兩個字地名開始大量出現，這應該和漢語文字的統一與單音節化有關。此外兩個字的地名和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也有密切的關係。

兩千多年來，中國雖然號稱大一統，但中央政府權力所及絕大多數僅及於州縣。州縣之下基本上是鄉紳土豪控制的區域。地名作為國家權力的象徵，自然而然被規範為國家統一語言與文字的範疇內。所以州縣所在的城牆城市，在大一統之後，基本上以兩個字為主。有些原本是單字地名的城市，在設置州縣之後，便加上州、縣等字組合成兩個字的地名。例如原本「蠻夷」所在的「徐」改稱為「徐州」，古代吳國國都改為「吳縣」。至於州縣以下的地名就很少有規範了，例如沙家浜、陸家嘴之類，和臺灣三個字的老地名一樣遍地開花。所以兩個字的地名在古代中國可視為國家權力所及的象徵。那麼日本殖民政府為什麼也遵循中國傳統的地名慣律？

打開日本的地圖，會發現日本縣市層級以上的地名基本上也是以兩個漢字組成的地名為主，名古屋、橫須賀、和歌山只是極少數的例外。由此可見日本和中國一樣，縣市以上地名以兩個字為絕對多數。日本的地名不論大小幾乎完全以漢字組成，很少是以「假名」形式出現的。所以日本地名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命名規律，是否也是依循中國的傳統？有此可能。

日本地名雖然幾乎全數以漢字組成，但很少是以「漢音」發音，基本上是以「訓讀」發音。如橫濱（Yokohama）、大阪（Osaka）。當然也有少數地名，如東京（Tokyo）、京都（Kyoto），是用漢音的。由此可見，日本地名雖然由漢字組成，但發音幾乎都是以超過兩個音節的「訓讀」發音，所以兩個字為主的大地名，除了遵循中國的地名傳統之外，似乎找不著其他的因素可以解釋。大正九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地名改正時，街庄以上行政層級的地名一律強制性的改成兩個字，應該是延續日本內地地名的慣例，而此一慣例應該是源於中國。

北部地區原地名從三個字改為兩個字不少，大部分連原意都改了，例如「鶯歌石」去掉「石」改為「鶯歌」，原來是指像鶯哥的巨石，現在成了鸚鵡。「三角湧」原意是兩條溪河匯聚的三角地帶，和客家地區的「三叉河」類似。日本人將「三角湧」改成「三峽」，似乎將「三角湧」理解為「長江三峽」。不過這些改法都還不算太出格，都還說得過去。但是將「三叉河」改成「三叉」，就讓人真不知其所以然了。

統一用字

大正九年地方制度改革地名改正的同時，為了統一地名的文字，臺灣總督府於大正九年八月發布第四十八號府令，將舊地名的若干個所謂的「俗字」改為所謂的「正字」，如「仔」改為「子」，「簝」則一律改為「寮」。實際上新舊改正字，還不僅僅限於第四十八號府令的範圍，還有不少官方訓令之外的例子，如「蕃」→「番」；「轆」→「鹿」；「埔」→「坡」；「槓」→「貢」等。

清代的地名因為沒有統一地名的文字，常出現一地兩名甚至三名的例子。如艋舺又被寫成莽甲、文甲；唭哩岸寫成奇里岸、淇哩岸。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所以地名統一用字當然有其必要性。但是日本人在地名文字的統一上，卻又常常造成新的問題與錯置，其中以「陂」改為「坡」的問題最大。

臺灣老地名中帶「陂」或「埤」字的，閩、客都有，數量相當大。這兩個字在閩客地區都常常混用，沒有說閩南人偏好這個字，而客家人偏好那個字。而且這兩個字在閩客語的意思也都相同，都是指灌溉用的水塘。既然閩客都混用「陂」與「埤」，統一用字當然是有其必要性，但日本人的改法卻造成更大的困擾。

陂心改坡心，埔心也改坡心？

問題在於第四十八號府令規定「陂」改為「坡」，卻保留「埤」字不改。結果所有帶「陂」字的地名全被改為「坡」，地名的原意全變了。依此臺北市大安區的「龍安陂」被改為「龍安坡」；「陂心」變成了「坡心」，而中山區的「上埤頭」、「下埤頭」卻維持不變。顯然日本人並不了解「陂」與「埤」兩字意相同。可見在統一地名用字時主管官員閉門造車，完全沒有徵詢過臺灣本地人。將「陂」字統一改成「坡」，不但是閉門造車，還顯示日本殖民政府官僚的漢字水平相當低下。

第四十八號府令雖然沒有針對帶「埤」字的地名，做「統一用字」的改動，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子，帶「埤」字的地名被改為「坡」。如新莊、泰山的交界地帶有個叫「頂埤角」的地名，新莊部分沒改繼續沿用，而泰山部分的「頂埤角」卻被改成「頂坡角」。只隔了一道街庄界線，卻造出了兩個「似是而非」的地名，怪哉！ 日本人為什麼要這麼改，只是為了有所區別？ 真讓人想不通。

日本官員似乎對「坡」這個字有特別的偏好，甚至將部份帶「埔」字的地名也被改為「坡」。例如彰化的「埔心」就被改為「坡心」，「埔心」、「陂心」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地名，結果卻同被改為「坡心」。顯然日本殖民政府地名統一用字的實施結果，造成的混亂比沒統一還要大，或許日本人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光復後彰化的「坡心」改回「埔心」，但是臺北大安區的「坡心」卻紋風不動，安和路、和平東路口的公車站牌到現在也還叫「坡心」。

雅化，以訓讀發音相近的漢字取代

地名雅化清代也曾做過。例如臺北士林石角庄（芝山里）有個叫牛稠湖的土名，後來根據閩南語的諧音被改為「玉椆湖」，三角埔庄（今天母）的牛稠坑也依此例改為「玉椆坑」。另外天母的「湳仔」雅化為「湳雅」。這些清代時雅化的地名，到了日本時代也都繼續延用，其中「湳雅」光復後又進一步雅化改為「蘭雅」。

大正九年地名改正時地名雅化的例子，比較有名的是「打狗」改為「高雄」，南投的「湳仔」改為「名間」。至於「艋舺」改為「萬華」算不算是「雅化」呢？這是有爭議的。

首先大正九年地名改正後，「艋舺」由街庄層級被降為大字，並沒有更改地名。後來「町名」化之後，「艋舺」之名消失，不再出現於官文書，而原來的「艋舺停車場」（火車站）則改名為「萬華停車場」。所以作為地名，「艋舺」並非被「萬華」所取代，被取代的只是火車站的名稱。「萬華」真正成為官式地名是在一九八八年之後的事。當時臺北市政府將龍山、雙園兩區合併為萬華區，顯然當時臺北市政府更加尊重日本人的改法。另外水返腳改名汐止也可視為地名雅化的改法。

以日本習用的漢字取代冷僻字

如和尚洲／鷺洲；漳和／中和；瑪鍊／萬里；茄苳／佳冬；網垵／望安。

日本時代「艋舺停車場」改名為「萬華停車場」與其說是地名雅化，還不如說是以日本人慣用的漢字取代較「冷僻」的字眼。直到地方文史學者現在還流傳一種說法，說「萬華」是日本人取自《佛說阿彌陀經》的經文「雨天曼陀羅華」中的「曼」、「華」兩字，因為「曼」與「萬」同音，便將「萬」取代「曼」。

這種說法很牽強，出於文學性想像的成份居多。到目前為止，經過大正九年地名改正過的一百六、七十個地名中還沒有類似的例子。我認為「艋舺」改為「萬華」既可歸類為地名的雅化，也可以歸類為以日本人習慣的漢字取代他們認為較冷僻的漢字。

日本官員碰上像「艋舺」之類的「冷僻」漢字一定覺得很麻煩，如果改寫為與日文發音類似且常用的漢字，對日本官員與本地人都方便，不失為「善舉」。

這類的改法在大正九年地名改正中算是十分高明的改法，類似的例子還有「打狗」改為「高雄」，南投的「湳仔」改為「名間」。

「萬華」兩字在日文中的漢音和閩南語「艋舺」的發音mang-ka幾乎完全一樣。所以「艋舺」改為「萬華」，對日本人而言既達到賞心悅目的雅化效果，也省下書寫像「艋舺」之類的冷僻漢字的麻煩，一舉兩得。事實上「艋舺」對臺灣以外使用中文的人都算是較冷僻的字眼，日本人更不例外。所以對日本官員而言「艋舺」兩字很礙眼，於是就找了發音相同的「萬華」取代了。

日本官員雖然以「萬華」代替「艋舺」，字眼、意思也全變了，可日文中「萬華」的發音和閩南語「艋舺」的發音相同，本地人不必因為地名改了而改變讀音，官民雙方都方便。反之一九八八年臺北市政府正式將龍山、雙園區合併為萬華區之後問題就來了，在地人如何用閩南語唸「萬華」這兩個字？硬要唸也是可以，但十分拗口，沒人會這麼唸，所以還繼續用「艋舺」的閩南語讀音。

一九八八年的改名雖然是延續大正九年地名改正的「復辟」版，但結果是失敗的。

作者曾任《人間雜誌》採訪編輯，《大地地理雜誌》總編輯，於1992年榮獲金鼎獎雜誌編輯獎。

因過去任職雜誌的採訪與文史踏查訓練，擅長以兼具知性與感性的文風，敘寫臺灣文史記憶。

代表作品包括：

《裨海紀遊新注》（榮獲2002年圖書綜合類金鼎獎、小太陽獎）

《南管賞析入門》（榮獲1995年有聲出版類金鼎獎）

《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從古地圖洞悉臺灣地名的前世今生》(遠足文化，2014)

《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隱藏地圖裡的日治臺灣真相》（遠足文化，2015）《被誤解的臺灣古地圖：用100+幅世界古地圖，破解12~18世紀臺灣地理懸案&歷史謎題》（野人出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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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被誤解的臺灣老地名2：時間篇》
作者：陸傳傑
出版社：遠足
出版時間：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