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長期以來台灣高教體系與部分政治工作者投機取巧、從事各種學位交易所導致的業力引爆,今年地方選戰竟成為各大競選陣營之間互揭瘡疤、廝殺論文抄襲最為慘烈的一次。不但擊墜一位直轄市長候選人,亂槍打鳥之下,竟使得人人自危,不但得事先研擬防禦方案,也要練就烏賊戰本領,必要時抽換邏輯互相牽拖。而近日爆發論文爭議的最新主角,台灣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高虹安委員,更因其澄清記者會當中疑似「戰學歷」的失言而為這齣肥皂劇增添更加豐富的劇情:
「我想最後,高虹安不是林智堅,高虹安在求學的時期,沒有什麼政治人物的人脈跟光環,也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世背景,我們是努力去在每一個地方、每一個領域,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最後強調,一個人的record(經歷)是可以被檢驗的。我高虹安今天從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說,我們師大也是榜首進去,台大是斐陶斐,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我們今天不是像什麼中華大學夜間部,然後才要去做台大的這個碩士的灌水,我們從頭到尾就是認認真真的對待每一件事情。」
看來這場選戰臨時轉個彎,走向菁英主義資格論大戰的局面了。於是大夥兒議論紛紛:究竟高虹安算不算是真正的菁英?然而,身為一個在番薯島內學歷位置或許不上不下的半調子社會學徒,我倒是感傷於這位候選人竟是如此缺乏同理心,不但對於自己在一系列升學競爭裡所擁有的階級優勢毫無自覺,還理所當然地看扁那些不善學科考試、被迫花費更多成本才能完成同等學力的弱勢同儕們。
升學只有努力,全無庇蔭?
誠然菁英的定義百百款,但在我們社會科學界的階級定義,倒是有較為明確的分類法則。最常使用於各國社會階層研究的是由Erikson與Goldthorpe(1992)所建置之EGP社會階級分類框架(通常稱為Goldthorpe class schema或EGP schema),根據市場條件(如勞動條件、薪資報酬)及工作情境(職業權威與控制位置)之不同,將階級身分依序區分為專業人員、事務人員、自營作業者、農場主、農業體力工人、技術體力勞動工人、非技術體力勞動工人等七類。
那麼,高虹安究竟在她的升學路上有無階級優勢呢?依循著前述階級指標為分類比較基礎,社會學者林宗弘及張宜君[1]針對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自1996年台灣第二波高等教育擴張(廣設大學時期)以來,雖然高等教育體系就學機會大量增加,然而相較於中、下階級背景學生(階級背景主要是比較個人父親階級地位)大量進入學費高昂且教學資源相對稀缺的私立技職大學(在如此環境的學生,多數背負巨額學貸,必須兼職打工,造成其學業與社交生活深受負面影響,也從而導致他們無法和優勢階級子女一樣於在學期間逐步累積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
優勢階級背景的學生仍有更穩定機會進入競爭激烈的公立一般大學,也能增加其進一步升學研究所之機會;另一方面,伴隨高等教育在學率愈高,中、上階級子女進入公立一般大學機會的成長幅度也略高於其他階級的子女,從而各階級學生入學的機會變得更不平等。此外,更值得擔憂的是,來自低階級背景的私立技職大學學生,亦可能是勞動市場上更難找到好工作的一群人。
高虹安的求學優勢正是高教不平等現象的體現
出身於資源相對豐富的台北市內湖區(雖然她聲稱自己是從「內湖很偏僻住到內湖好有錢」),父親為電腦工程師、母親為國中老師的高虹安,顯然並不會是一位弱勢階級子弟,即便沒有顯赫家世背景,在升學這條道路上也已然身處文教資源極度豐沛的社會環境,大大提升了她走向公立大學、考上研究所,並且於高階工作領域取得持續深造管道之機會。
高虹安的升學歷程,反映出台灣過往積極升格私立技職大學、「體質不佳」的高教擴張措施所造就的兩項社會不平等影響效果:
首先是「有效維續不平等」現象(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不同階級背景者面對的教育機會差異不只來自「是否能繼續升學」的垂直篩選差異,也來自「就讀什麼類型的學校」(公立研究型/私立技職)的水平差異,形成高等教育體系的水平分流(differentiation)──這位疑似在公開的網際網路「尚未出世」以前就已掌握BBS操作技術的奇才,假設其童年神話為真,即可證明他身處比多數孩子擁有更豐富教育資源的階級位置,得以提早累積學科優勢,搶先踏上一般研究型大學體系的升學大道。
再者是「極力維續不平等」現象(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即當優勢階級在特定教育階段的升學率達到飽和後,弱勢階級才得以獲得額外的機會升學──在本文前面提到的相關研究成果中,發現高教擴張確實有效縮減了不同階級背景的學生就讀四年制大學的機會差距,但階級差異最終反映在研究所入學機會方面,如高虹安這般的專業人員階級子女就讀碩士機率逐漸上升,相對比的卻是其他階級子女(尤其是農業從業人員及自營作業者)的研究所升學機率持續惡化(張宜君、林宗弘,2015)。
無知的傲慢
綜上所述,既然從實證結果已能看見台灣高教體系內階級結構力量存在,那麼就讀什麼學校真的能夠有效代表一個人實際智性能力高低嗎?另一方面,假若真有智識差異,如此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又難道不值得我們深刻反省嗎?
縱然政治對手在學術寫作上的確因投機取巧而觸犯天條,也抹滅了其他認真求學者的努力,但刻意強調學歷優劣來彰顯自己擁有「高人一等」的智識地位,無意間也早已流露出這位候選人對於當前台灣高等教育不平等現況的極度無知,與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傲慢立場。
[1] 張宜君、林宗弘,2015,〈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繫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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