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甘迺迪：美國願景》

古巴飛彈危機
甘迺迪關於古巴飛彈危機的電視講話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本屆政府，正如所承諾的那樣，對蘇聯在古巴島上的軍事建設保持著最密切的監視。在過去的一週，確鑿的證據證實：在那個被封鎖的島嶼上，一系列進攻性飛彈發射場正在建設之中。這些基地的唯一目的就是提供對西半球的核打擊能力。

……我們現在已經確認並完成了對證據和應對方案的評估，本屆政府感到有責任向國民最詳盡地彙報這次新危機的情況。

這些新飛彈發射場的特徵顯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設施。其中一些包含中程彈道飛彈，能夠攜帶一枚核彈頭飛行一千海里以上。簡言之，這些飛彈中的每一個都能擊中華盛頓、巴拿馬運河、卡納維拉爾角、墨西哥城，或美國東南部和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區的其他任何一座城市。

另外一些尚未竣工的發射場，看起來是為中遠端彈道飛彈而設計的，射程是上述飛彈的兩倍多，因此能夠打擊西半球大部分主要城市，覆蓋範圍北至哈德遜灣、加拿大，南至秘魯的利馬。此外，能夠攜帶核武器的噴氣式轟炸機目前正在古巴拆箱組裝，所需的空軍基地也在建設中。

這些大型的、遠端的、明顯屬於進攻性的瞬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出現，使古巴迅速變成了一個重要的戰略基地，不僅威脅到整個美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而且還公然並且蓄意違反了一九四七年的《里約熱內盧條約》（Rio Pact）、我國及西半球的傳統、第八十七屆國會共同決議案、《聯合國憲章》以及我在九月四日和十三日對蘇聯的公開警告。這種行為也有悖於蘇聯發言人在公開和私下場合反覆做出的保證，即在古巴的軍備建設將保持它最初的防禦性質，蘇聯沒有必要也不希望在任何其他國家部署戰略飛彈。

我們的目標不是以力量取勝，而是讓公理得到伸張。──約翰．甘迺迪

這項工程的規模清楚地表明，這是策劃了數月之久的一個項目。然而，就在上個月，我澄清了引進地對地飛彈與存在防禦性防空飛彈之間的區別後，蘇聯政府在九月十一日發表公開聲明──在此，我引用蘇聯政府當時的原話：「運往古巴的武器與軍事裝備，完全是為了防禦的目的。」我再引用蘇聯政府的原話：「蘇聯政府沒有必要為了報復性打擊而將它的武器轉運到任何其他國家，比如說古巴。」我還是引用蘇聯政府的原話：「蘇聯擁有強大的火箭，可以攜帶這些核彈頭，因此沒有必要在蘇聯境外為它們尋找發射場。」這些聲明都是騙人的。

上週四，我已經掌握了確鑿的證據，蘇聯正在搭建這種快速進攻性的設備，但是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接到指示來到我的辦公室，向我當面再次澄清此事，重申了其政府的主張，說蘇聯對古巴的援助──我引用他的原話：「目的僅僅是協助古巴構建防禦能力。」「蘇聯專家訓練古巴國民操作的是防禦型的武器，絕不是進攻性的，如果不是這樣，」葛羅米柯先生繼續說，「蘇聯政府絕不會參與提供這種援助。」這個聲明也是騙人的。

無論是美利堅合眾國，還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體，都不能容忍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的蓄意欺騙和進攻性威脅。在我們的世界裡，並不是實際交火才是對一個國家的安全的挑戰，才會構成最大的危險。核武器的毀滅性之大，彈道飛彈的速度之快，使用它們的可能性的任何實質性增大，或在部署它們時的任何突然變化，都可以視為對和平的明確威脅。

多年來，蘇聯和美國都認識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部署戰略核武器時要十分謹慎，絕不打破目前已經很不穩定的現狀，以確保只要沒有致命的挑戰就決不會使用這些武器。我們自己的戰略飛彈，從未以隱蔽和欺騙的障眼法運到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土；不同於二戰結束後的蘇聯，我們的歷史證明，我們沒有欲望去控制或征服其他任何國家，或將我們的制度強加給其他人民。儘管如此，美國公民已經習慣於每天生活在蘇聯境內的或潛艇上的蘇聯飛彈的靶心之下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巴的飛彈使已經很明顯的危險形勢進一步升級，而且應當指出，拉丁美洲的國家之前從未遭受過潛在的核威脅。

但是，共產主義飛彈的這種隱蔽、快速和非同尋常的部署──在眾所周知與美國和西半球國家擁有特殊的歷史關係的地區，違反了蘇聯的保證，無視美國和這個半球的政策──這種將戰略武器首次部署在蘇聯境外的決定，突然而隱祕是一種蓄意挑釁和對現狀不合理的改變。如果我們的勇氣和擔當想要在此後得到朋友和敵人的信任，那麼我們就不能接受這樣的挑釁和改變！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教訓：對於侵略行徑，如果不加以阻止和回擊的話，戰爭勢必難以避免。我國反對戰爭。我們也信守我們的承諾。因此，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就是防止這些飛彈用來對付我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確保它們從西半球撤走或消除。

作為世界性聯盟的領導者，我們是一個和平而強大的國家，因而我們採取了耐心與節制的政策。我們決心堅定，不會因為無關緊要的挑釁和狂人而偏離我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但是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行動──實際上，我們已在行動，而且這些行動可能僅僅只是開始。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們絕不會貿然地使世界處於核戰爭的危險之下，因為即便我們贏得了戰爭，勝利的果實也不過是一片灰燼，但是我們也絕不會因此而退縮，任何時候，只要風險存在，我們就會面對。

因此，為了保衛我們自己和整個西半球的安全，我們要行動起來；根據憲法賦予我的權力並得到國會決議的批准，我下令立即採取如下初步措施：第一，為了停止這種進攻性設施的建設，對運往古巴的一切進攻性軍事裝備啟動嚴格的封鎖。前往古巴的任何類型的船隻，無論來自哪個國家或港口，一旦發現載有進攻性武器將被遣返。如果有必要，這種封鎖將會擴展到其他類型的貨物和運輸工具之上。不過，我們不會像蘇聯在一九四八年封鎖柏林時那樣，禁止生活必需品的輸入。

我們要以眼還眼，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傢伙剛才在眨眼。—古巴飛彈危機期間，魯斯克致甘迺迪，一九六二年

第二，我下令對古巴及其軍事設施繼續加強嚴密監視。美洲國家組織（OAS）的外交部長們在十月六日的公報中，拒絕在這個半球上對此類事情保密。如果這些進攻性軍事準備繼續建設，對這個半球的威脅會繼續增加，那我們就有理由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我已經命令美國軍隊隨時準備應對任何不測；我相信，為了古巴人民和在發射場的蘇聯技術人員的利益，有關方面應當認識到這種持續威脅所帶來的危險。

第三，我國的政策是，從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國家發射的任何核飛彈，都將被視為蘇聯發動的攻擊……

……我呼籲赫魯雪夫主席停止和消除這種對世界和平偷偷摸摸的、魯莽的和挑釁性的威脅，穩定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我進一步呼籲他放棄這種支配世界的做法，並一同努力，結束危險的軍備競賽，改變人類的歷史。他現在有機會讓世界脫離毀滅的深淵──重新信守他的政府做出的「沒有必要在自己境外部署飛彈」的承諾，從古巴撤出這些武器──不再採取任何擴大或加深當前危機的行動，然後參與到對和平的尋求之中，探索一種永久的解決方案。

我們準備隨時向任何論壇──美洲國家組織、聯合國或任何有用的會議──控告蘇聯對和平的威脅，發出我們建立和平世界的倡議，但是我們不會限制我們行動的自由。在過去，我們為限制核武器擴散做出了艱苦的努力；我們提議在公平有效的裁軍條約下，撤除全部軍備和軍事基地；我們正準備提出新的方案，消除雙方緊張關係，包括如何讓一個真正獨立的古巴自由地決定自身的命運。我們不希望與蘇聯開戰，因為我們是一個和平的民族，渴望與所有其他民族和平共處。

但是，在恐嚇的氣氛中，這些問題很難解決，甚至連探討都是問題。這就是為何我們必須對蘇聯的這種最新威脅──或者本週內蘇聯單方面的行動或者回應我方行動的其他任何威脅做出堅定回應的原因。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只要我們有所承諾──尤其是西柏林勇敢的人民──任何對他們的安全和自由威脅的行動，都會得到必要的回應。

最後，我要對被監禁的古巴人民說幾句話，這次講話正在通過特殊的無線電設備直接傳達給他們。作為你們的朋友，我想對你們說，我瞭解你們對祖國的熱愛，我像你們一樣渴望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看到你們的民族主義革命遭到了背叛，你們的祖國落入外國人控制，我和美國人民深感憂慮。現在你們的領導人不再是受到古巴理想而激勵的古巴領導人。他們成了一種國際陰謀的木偶和代理人，這種陰謀使古巴與其在美洲的朋友和鄰居反目，把它變成了核戰爭目標的第一個拉美國家──這是第一個在自己國土上部署這些武器的拉美國家……

我的公民同胞們：請任何人都不要懷疑我們已經開始了一次艱難而危險的行動。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事態的進展、代價或傷亡。在未來的幾個月，等待我們的將是犧牲和自律，在這期間，我們的耐心和意志將受到考驗，諸多的威脅和指責將會使我們對自己的危險保持清醒。但是最大的危險莫過於無所作為。

當前我們選擇的道路充滿危險，所有的道路都是如此──但是，作為一個在世界上有擔當的民族，這條道路最契合我們的國家的精神和勇氣。自由的代價總是高昂的，但是美國人總是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有一條道路我們是絕不會選擇的，那就是投降或屈服。

我們的目標不是以力量取勝，而是讓公平正義得到伸張，不是以自由為代價換取和平，而是讓和平與自由兼得，我們也希望，不僅在這個半球，而是能在整個世界實現。願上帝保佑我們實現這個目標。

甘迺迪與媒體
凱薩琳・賈米森談甘迺迪的新聞發布會

在艾森豪總統執政結束前，身為編輯和總統助理的凱特（Douglass Cater）總結道，杜魯門總統的新聞發布會「讓人感受到總統傲慢和執拗」，艾森豪的新聞發布會則「傳遞出一種躊躇不決的態度」。約翰．甘迺迪的新聞發布會完全不是這樣，他將這種活動變成了一個既有影響又負責任的電視節目。甘迺迪在這種相對新穎的電視媒體中引入了現場直播、不進行編輯的新聞發布會，並且充分發揮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才能，包括把幽默和政策細節融為一體的能力。

一段時間之後，新聞發布會上出現了一批常客，他們與年輕總統的互動也引發了一些小插曲，即使他們認為甘迺迪在說某些話時並不是很刻意，從中也能傳遞出一些訊息。克雷格（May Craig）是緬因州《波特蘭先鋒報》（Portland Press Herald）大名鼎鼎的記者，她曾詢問總統在實現女性同工同酬和同等權利方面是否做出了足夠的努力。甘迺迪回答道：「嗯，我確信我們做的還不夠。」笑聲過後，甘迺迪重申他對同工同酬的「堅定信念」。當問到他是否會不顧《民權法案》，對一位假設的「墨菲太太」進行豁免時──這位太太要把她不喜歡的房客趕出自己的出租房──甘迺迪風趣而有針對性地說：「在我看來，克雷格女士，問題在於這位墨菲太太是否對州際商業有實質性的影響。」

甘迺迪利用電視直播這樣的機會，吸引國內和世界舞臺上的盟友和對手同時關心觀眾們密切關注的話題，這正是電視臺迫切想要造就的戲劇化效果。比如說，國會要採取措施大幅度削減他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提出的對外援助經費，作為回應，甘迺迪在新聞發布會上進行了反擊，把這種動議稱為是「自馬歇爾計畫開始以來……對外援最慘重的打擊」，他堅持認為，沒有這個項目，他無法履行他的外交政策職責。

毫無疑問，沒有非常、非常活躍的媒體，我們在自由社會裡根本無法開展工作。── 約翰．甘迺迪致全國廣播公司的桑德．瓦諾克爾（Sander Vanocur），一九六二年。

「甘迺迪呼籲西方國家團結起來對抗紅色勢力」、「總統敦促及早達成鋼鐵條約，禁止囤積」──這些標題特別為電視新聞所設計，其中蘊含了英雄迎戰危險分子的敘事模式。在新聞發布會的角力場上，甘迺迪呼籲國際合作（比如邀請所有國家與美國合作開發天氣預報系統），感謝那些關心約翰．葛蘭歷史性環繞地球飛行的政府，但也戰略性地向那些心懷惡意的政府傳遞了資訊。比如說，在中情局組織的反卡斯楚古巴流亡者實施豬玀灣入侵的五天前，這位新上任的總統告訴齊聚一堂的媒體，不會發生「美國軍隊對古巴的干預。政府將盡其所能……確保不會有任何美國人捲入古巴內部的任何行動」。

把特寫鏡頭送入一般家庭客廳的電視媒介具有個人性和私密性，與此相一致，甘迺迪與媒體的交流也記錄了他個人設定的優先事項，突出了作為主角的總統的原則。一九六二年一月，這位在任總統告訴到場的記者們，他就任總統第一年最大的敗筆是未能達成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當華盛頓的私人社交俱樂部「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拒絕接納一位非洲裔美國人、負責公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羅恩（Carl T． Rowan）為會員後，甘迺迪宣布他沒有興趣加入這個俱樂部。

關注媒體的總統要對自己的言辭和權力的應用負責，並且要眼觀六路。當一位行政官員揭露，民主黨人所宣揚的美蘇之間所謂的飛彈差距並不存在時，記者不僅讓甘迺迪對此做出解釋，還提出了共和黨人的指控：在任總統對美國在捲入越南問題上的程度「不夠坦率」。甘迺迪的回答顯示出他在措辭上的謹慎（「我們沒有派出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意義上的戰鬥部隊……」），他堅稱前幾任總統都在越南問題上做出過承諾，而他所承諾的目標將會給他的政績蒙上一層陰影，並讓後繼者煩憂（「我們正在努力阻止共產黨接管越南」）。

沒有其他總統像甘迺迪那樣，利用新聞發布會作為可靠的理政工具；其中的原因很多，各不相同。在頻道激增和媒體個性化的時代，現在更難以抓住受眾的注意力。今天的記者深諳越戰、水門事件、伊朗門（Iran Contra）110和伊拉克問題，變得更加多疑。新聞界現在更關注過程而不是政策。另外，我們還要記住：雷根和第四十三屆總統布希不具備甘迺迪對細節把控的能力；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Jr．）和卡特缺少他的機智；柯林頓缺乏他的簡潔；歐巴馬和第四十一屆總統老布希（GeorgeHerbert Walker Bush）又沒有他泰然處理合作與讓步的氣魄。甘迺迪的才華生逢其時，那時候美國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能看到電視，報紙仍然是主流媒體，晚間新聞廣播只有十五分鐘，黃金時段的節目沒有譏諷時弊的主題，而是以揭穿陰謀、歡樂結局為主。

有六千五百萬人收看了甘迺迪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現場直播的新聞發布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進行了第六十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一九六三年九月，晚間廣播新聞延長到半個小時。隨後幾年，電視直播將甘迺迪與克雷格的對話帶入我們的家庭客廳，也播出了美國士兵縱火焚燒越南南部村民茅棚的畫面。

我們只能猜測甘迺迪會如何應付媒體向詹森和尼克森提出的各種問題。但是，如果甘迺迪還活著，詹森或尼克森可能就不會擔任總統職位了，即使他們擔任總統，記者們的問題也可能也不一樣。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迺迪在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年底之前我們將〔從越南〕撤回數百名軍人。」這個聲明引發了關於甘迺迪總統任職最令人遐想的「如果」之一。

史蒂芬．甘迺迪．史密斯（Stephen Kennedy Smith），為珍妮．甘迺迪．史密斯（Jean Kennedy Smith）的長子，甘迺迪總統的外甥，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成員，及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講師。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作家，萊斯大學歷史學教授，通曉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政治與文化。曾圍繞甘迺迪在任時期撰寫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