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盲與雙標——所謂反戰論者

黎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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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頗受好評的熱門臺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當中有這段對白:「30歲之前不是左派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是左派沒有腦袋。」這當然不是編劇原創,卅多年前讀大學時,就讀過語意相似的文句;但那時讀到的,已經是輾轉引用,不知原出處了。

仔細追索這段話的來歷,早在1799年,美國的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說過語句結構相同的話,差別只在他用民主黨人(democrat)和15歲;之後這段話出現許多變形,最著名的大概是傳說中邱吉爾說過的 ” anyone who was not a liberal at 20 years of age had no heart, while anyone who was still a liberal at 40 had no head”;當然,邱吉爾有沒說過這段話?也是大有疑問。

直到1923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將社會主義者(socialist)用在這個句式上,從此以後,左派、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這三個詞,就和這個句式黏著在一起。

以上是英語世界的辭源追溯,在漢語世界中,李怡的〈平等芻議〉文中提到,牟宗三先生曾說過:「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出息,40歲後你還相信社會主義,你就是沒見識。」同篇文章還提到,羅素說過:「一個人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就是沒有頭腦。」這兩個引用,老實說,都相當可疑,不知道李怡所本為何?

一元論與多元論的交鋒

以上追索這個句式的歷史演變,可以歸納出,前後兩句話對比的,其實是同一件事:一元論與多元化。

年輕時涉世未深,容易被去脈絡後高舉出來的單一價值吸引,願意奮不顧身投入,許多NGO必須源源不斷吸收年輕人的原因在此;年長後,見過的世面多了,才明白許多事情都有價值、都值得追求,然而這些事物之間,往往存在無法共存的衝突,必須不斷權衡,找到大家都不滿意但可接受的點。

價值一元化,就是馬克思理論帶來的最大問題!

如果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極度簡化後,可以說,黑格爾主張:人類的歷史無論怎麼走,最終都是要把人類帶入絕對精神領域,達到精神與物質的最大和諧。

黑格爾的主張只是指出歷史發展趨勢,馬克思卻把這種思想改變成歷史決定論:人類終究會進入共產社會,為了加快到達,我們必須努力。而馬克思主張的共產社會,其實就是想解決工業革命後產生的分配問題,也就是平等問題。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書中提到四個層面的平等:結果、起點、機會、規則,從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唯一能完整實現的,只有規則平等。這也是勞爾斯 (John Rawls) 的《正義論》最終歸結到訂立分配公眾資源法律、必須符合的正義原則,因為這是最大多數人可以受益也能接受的選項。

社會主義者重視的平等、均分始終是問題所在

但馬克思以降,多數社會主義者最重視結果的平等分配,並把這當成不可違逆的最高指導原則。王國維研究了共產主義理論後,1924年寫了〈論政學疏〉,質疑這種分配方法會出現的問題:「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

如果讀過吉拉斯《新階級》就可明白,王國維早早敏銳地預測到共產國家的結果,而他認為「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也許因此才選擇自殺吧?

蘇聯建立後,為了追求進入共產社會的最終目標,除了透過共產國際向各國滲透外,內部的鬥爭傾軋更是無日無之,就連國際間鼎鼎大名的理論導師托洛斯基,也因鬥不過史達林,不得不流亡他國。

寄居西蒙韋伊(Simone Weil)家中時,這位聰慧的哲學家,和托洛斯基討論了關於共產天堂的實踐問題,以及對史達林清洗蘇聯黨人的看法。很意外地,托洛斯基並不反對史達林的做法,他甚至表示,為了保持革命動力與隊伍的純潔,這些都是必要的;他和史達林的差別只在於,兩人對共產天堂的內涵看法不同。

於是韋伊責問:你們許諾會做出一個無比美味的共產天堂蛋捲,為了達到目的,使用一些雞蛋試做當然必要;但這些年來,只看到你們用掉越來越多的蛋,連試做的蛋捲都沒看到。到底還要犧牲多少蛋?花多少時間?才能看到蛋捲?

據說,那時托洛斯基只是無言以對,但也沒承認作法錯誤。

以賽柏林的忠告

後來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在1994年的演講〈給廿一世紀的一段話〉中,引用了韋伊的蛋捲比喻,同時他也忠告未來的人,絕對不要相信「那些宣稱自己找到了所有問題的解答,只因人類的罪惡和愚蠢阻礙實現」的人,因為這些人需要的只是信徒,只是犧牲品。

柏林的話,恰好呼應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那段台詞。

這篇演說中,柏林提出:「我們必須權衡、交易、妥協,並且防止某種生活形式被反對者毀滅。我太清楚這不是可以吸引理想主義和狂熱年輕男女追隨的旗幟;看起來太溫馴、太理性、太布爾喬亞,完全激不起熱情。但你必須相信我,不管是理論或者實務,人不可能擁有所有他想要的。否認這點,只追求單一、高於一切的理想,只因這是最符合人性的唯一,總會導致高壓,然後伴隨血腥、破壞;蛋打破了,煎蛋卻不見蹤影。於是人命成了永遠用不完的蛋,隨時等著被打破;到最後,狂熱的理想主義者早忘了煎蛋,只顧著繼續打破。」這恰好就是民主社會政治體制持續的關鍵、也是常常被腦袋單一者討厭的原因;然而,到了現在,這類只標舉一元價值的,無論政客、學者,在全世界都還頗有聲量。

無論是哈伯瑪斯暗指烏克蘭向外求援的行為根本是情緒勒索,無助於和平;或者是杭士基將俄國侵略幾乎完全歸責於美國、北約和烏克蘭,對侵略者幾無苛責;一直到「不管,我就是要反戰」的四位學者以及連署人,以及投書《紐約時報》擅長角色扮演、只要和平的龍應台;這些人的文章都是一元論產物。

從哈伯瑪斯、杭士基到反戰學者是愈趨墮落

近來讀到最惡臭的,當屬《風傳媒》刊登的楊儒賓文章〈楊儒賓觀點:給〈反戰聲明〉下個注腳─別讓台灣掉進「主權國家」的黑洞〉。

進一步討論這篇文章之前,必須先指出,該文這段「〈建交公報〉如是說:『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完全悖離事實。文件中,美國使用的是acknowledge知道,而非recognize承認。這種錯誤,如果是故意,在兩蔣時代可以判個為匪張目死刑;如果是無知,那臺灣大學教授的水準也太低落。

由於該文的問題太多,先從最根本的論點說起:不主張臺灣主權,才會讓國際社會無法插手臺灣與中國間的衝突。

道理很簡單,如果臺灣無主權,就會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就是徹底的內政,他國如何干涉?這應該是國際政治幼稚園等級的概念,但楊文卻反過來說:「台灣主權國家說」將中國(含中共及其人民)完全排斥在議題之外,也讓國際社會難以介入台海的爭議。

好吧,也許這篇文章打算改寫國際政治學。

「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信仰而非事實

楊文的所有問題,其實都源自於,他堅信「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畏懼於臺灣追求獨立的一切可能,也用追求獨立必然會面對的壓力和犧牲威脅別人:建國是艱難的工程,是要付出極大成本的,它摧毀了其他選擇的可能性。

去讀讀臺灣史吧,這種話語我們聽過多少次了。

這些反戰或和平論者,從未提到一件事:中國對臺灣失去吸引力,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治理失敗與信用破產!

這些「學者」從來不談西藏、新疆、香港,他們從不提中國政府習慣性撕毀條約的作為。

楊文更可笑的觀點是:台灣參與形塑中國的工程,中華民國路線未必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首肯,中國人民不會允許中國共產黨摧毀另一種更好的中國的可能性的。陣前對撞如果行不通,何不調整視角,深入敵後,結盟中國人民。

每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和政體選擇,是該國人民的事,與他國無關。如果按照臺灣追尋民主過程中的犧牲者人數,等比例看,中國不先死個幾百萬爭民主的人就沒啥好談的,臺灣人真的要參與進去?憑什麼參與?

其他的謬誤太多,請參見黃厚銘這篇臉書文。

「九二共識」是世界史上難得一見的騙局

結束前先引用吳介民〈「九二共識」是世界史上難得一見的騙局〉的結語:知識份子的interest(旨趣)比較像意識型態的interest(旨趣),在中國這種被建構的過去,包括一兩百年的國恥、中國積弊衰弱不振、東亞病夫一定要突破、要邁向偉大的民族復興等,我覺得知識份子蠻容易買帳的,包括一部份香港人。中共非常聰明,他要允諾你一個未來,包括一個大好的民族前程,其中有個配套的說法就是「反帝」。很多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有跟西方國家、社會,跟西方知識份子接觸的經驗,在思想層次上,我猜,可能在一些時刻有很深的挫折感、無力感,這會讓他們個人的interest(旨趣)跟整個民族的受害意識做某種連結。我沒有很多研究證據,這是比較先行的觀察。中共非常會用反帝的論述,包括台灣一部份的知識份子也是有買這個帳。

除了吳介民提出的觀點外,我認為,如果臺灣和中國關係緩和,楊教授這類學者在其中有大利益!楊文出現的諸多謬誤,或許是利令智昏吧?

作者為爵士樂評人,政治觀察者。有資訊焦慮症,喜歡收集並閱讀大量資料。目前主要擔任幾處音樂講堂講者,同時也持續觀察台灣前途與世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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