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製造非洲白種人》

第十九章被戰爭染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再有新的所謂白色部落被人發現―這一類發現始於史坦利的橫跨非洲探險（一八七五），結束於舍費爾的西藏遠征（一九三九）。一個原因是地理上的。到了一九四五年，難於到達的地區已寥寥無幾。世界大部分有人居之處都已被探險家和人類學家探勘過。在維多利亞時代，探險家想要前往瘧疾肆虐的非洲湖區，需要一、兩年的籌備工夫和好幾個月的長途跋涉。但到了一九四○年代，藉助蒸汽輪船和火車，體力遠不如史坦利甚至不如榮格的觀光客只消幾星期就到得了維多利亞湖。只要再多花一點點力氣，他們就能靠水上飛機到得了維多利亞島或巴拿馬地峽的聖布拉斯―前者是金髮愛斯基摩人的棲居地，後者是白皮膚印第安人的家園。除巴布亞新幾內亞內陸和南美洲若干內陸地區以外，地球表面有人居又未被探索過的地方萎縮至近於零。火車、輪船、飛機和汽車的愈來愈發達讓未知土地快速減少。

然而，地球變小只是不再有新的白色部落被發現的原因之一，甚至大概不是最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深深改變了西方人對尋找「迷路部落」的態度。大戰殺死了六千萬至八千萬人，超過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包括猶太人、斯拉夫人、羅姆人和中國人在內，至少有一千二百萬人是因為他們的種族身分而被針對性地殺害。盟軍一九四五年在波蘭集中營的解放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讓納粹的「人種衛生」政策的實質烙印在西歐和北美人的意識。然後，世人又得知了發生在東方的暴行，曉得了日本軍隊在中國、韓國和菲律賓幹過些什麼。人種科學（它假定人種之間有著根本分歧）必須為這場全球性大屠殺負部分責任。

在這之前，手持測徑器的探險家在西方一直備受推崇。他們披荊斬棘和跋山涉水，追尋古代雅利安人、失蹤英國人或迷失維京人的下落，滿足大眾對白色部落的好奇心。但納粹黨衛軍在波蘭和日軍七三一部隊在中國東北所進行的人種實驗卻讓世人明白，人種科學有著邪惡內涵。看著貝格爾為微笑西藏村民測量頭顱的照片，我們很難不會聯想到他穿著納粹黨衛軍制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為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做同一件事情的樣子，想起這些人不多久之後便會被送進煤氣室，好取得他們的骨骸。他的各種精密儀器（測徑器、眼珠顏色表和捲尺等）一度是人種科學家和體質人類學家引以自豪的來源，但現在只讓人覺得恐怖十足。

隨著納粹暴行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的全面被揭露，西方的政治菁英被迫採取行動。當時的世界雖然開始形成新的對抗態勢（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但聯合國還是成功讓東、西方在人種的議題上達成共識。它的各種宣言―包括《聯合國憲章》（一九四五）、《教科文組織組織法》（一九四五）和《人權宣言》（一九四八）―一再重申，為了保護和平，為了把穩定帶給新的世界秩序，必須把人種觀念視為一種有必要消滅的病原體。教科文組織在一九五○年就「人種問題」提出它第一份報告，強調「所有的人都屬於同一物種」和「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性要大於他們的差異性」。又指出雖然用不同的基因頻率來區分不同人群在科學上也許是有效，但大部分人都會忽略這種區分：「對大多數人來說，人種就是他們選出來稱之為人種的一群人。」報導這則消息時，《紐約時報》的標題作「世界專家小組找不到人種偏見的科學根據」。政治家開始把人種問題視為社會問題而不是生物學問題。

世界大戰同時影響了科學家對人種觀念的態度。此前的一個世紀，學者都頻繁用遺傳因素來解釋人類行為和才能的不同，但鐘擺在世界大戰後開始盪向環境因素：教育、養育方式和文化大環境。以斷斷續續的方式，西方各文化蹣跚地離開訴諸先天因素的解釋方式，走向訴諸後天因素的解釋方式。要解決本學科的問題時，人類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愈來愈把目光望向經驗因素而不是遺傳因素。在這種新的世界觀裡，尋找迷失白色部落顯得是一種時代錯亂和不科學的舉動：在在看來，雅利安人和含族只是一個過去了的時代的狂想和執迷。

但聯合國的宣言和科學論文都無法把人種觀念根除。就連在納粹大屠殺中心地帶的東歐，舊觀念一樣死得很慢。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德軍才剛剛被逐出波蘭，熱舒夫便有一群暴民開始屠殺猶太人。更多的反猶太騷亂接著在克拉科夫和凱爾采上演。在美國，大戰期間有十一萬日裔公民因著血統關係被強行拘禁，失去了農場、住家和其他財產。復員後回到美國南方的黑人士兵也發現他們得繼續面對《吉姆．克勞法》所規定的種族隔離。把歐洲從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解放出來的戰鬥顯然並未能重新編織人類文化的布料―它的色澤和圖案維持舊觀，繼續是由人種膚色決定。在西方各種高尚的憲法和宣言底下，暗藏著這個不成文的認定：人類生而不平等、不相容和沒有可共量性。世界大戰並沒有改變這一點。

所以，不讓人意外地，找尋白色部落的活動雖然全面停止，但有關雅利安人和含族的談論並未結束。它們只是轉入地下，在科學界的情況則是退回到一些冷門的平台。雖然一度得到岡瑟提倡和希姆萊熱情信仰的「北歐人種理論」現在被貶為一種納粹狂想，但有過「雅利安人入侵」的想法一樣沒有消失，不同者只是它的舞台回到了一開始：印度。一九四四年至四八年間擔任印度考古總監的惠勒爵士深信繆勒的想法，認為印度次大陸的最早原住民是皮膚黝黑和操達羅毗荼語的土著，他們是後來才被淺膚色和操印歐語的中亞民族所征服。當一個古文明遺址在印度河流域出土時，惠勒認為，這個「印度河流域文明」就是由最早的土著締建，但他們後來被入侵的雅利安人征服和消滅。不過，「雅利安人入侵理論」後來逐漸被「雅利安人遷徙理論」取代，後者認為雅利安人不是以武力而是以移民方式進入印度，而印歐文化和印歐語言也隨著他們的遷入而傳入。這種理論更多是把雅利安人看成一個語言群體，不是人種，也因此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學界相信文化力量大於基因力量的觀點相符。

不過，到了一九四五年，發生在印度的雅利安人爭論卻走出了西方人的客廳和科學學會，變成一個印度人之間的內部爭論。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大多數印度人都相信自己是印度最早原住民的後裔，但隨著繆勒的雅利安人入侵論的興起，這種態度開始發生改變。二十世紀初年，包括尼赫魯和提拉克在內，許多屬於婆羅門種姓的學者和政治家都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外國起源論。以這理論為根據，他們也把種姓制度解釋為當初征服印度的入侵者維護本身人種血統純正的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有印度人起而挑戰「雅利安人遷徙理論」。一九四六年，律師阿姆倍伽爾開了第一槍，指出這理論缺乏語言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證據。「雅利安人種理論是那麼的荒謬，早該死翹翹。但它不只沒有死翹翹，反而得到相當多的人相信。」阿姆倍伽爾相信，會有這種現象，理由在於該理論對歐洲人有用，可以合理化他們對印度的控制。因為既然古代曾經有過入侵略者把更進步的文明帶給文化落後的土著，歐洲人所做的不過是一樣的事。

換言之，雅利安人入侵論可以作為英國占領印度的科學藉口。同樣的，這理論會吸引婆羅門種姓，也是因為它合理化那個把他們放在印度社會頂層的種姓制度。「〔婆羅門階層〕聲稱他們代表雅利安人種，把其他印度教徒視為非雅利安人的後裔。這理論讓他們可以和歐洲人種攀上親戚關係，分享歐洲人的趾高氣揚和優越心態。」

不過，阿姆倍伽爾一樣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生「賤民階級」的他自小在學校裡就受到歧視。但他後來考取了埃爾芬斯通學院―賤民階級的第一人。取得法律學位和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專門為非婆羅門種姓的客戶打官司，成為了廢除種姓制度運動的領袖之一，最後還改信了佛教。隨著印度人反對英國統治情緒日益發酵，雅利安人的「本土起源論」很快就受到印度學者和政治菁英的青睞。因為主張雅利安人原是印度的本土人種，後來才把印歐文化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本土起源論」很符合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需要（這運動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終帶領印度在一九四八年脫離英國獨立）。諷刺的是，「本土起源論」很快就被一些阿姆倍伽爾不會樂於看見的群體拿來利用：一心保護印度文化純正性的印度教基本教義派政黨。所以，在致力於消除印度內部的區隔劃分的同時，阿姆倍伽爾也在無意中發展出一個有助於印度民族主義者排除異己（包括穆斯林、基督教徒和其他群體）的理論。

在非洲，「含族假說」經歷了另一個複雜變形。這時候，早已沒有歐洲人會夢想在險峻的魯文佐里山脈發現淺膚色部落。因為自史坦利一八七六年遇到過甘巴拉嘎拉人之後，便不再有探險家在非洲碰見過白色部落。非洲的白色部落後來只存在於哈葛德的和成千上萬向他效顰的作者的小說裡。但儘管迷失部落已偏安於通俗小說一隅，「含族假說」繼續活在社會科學裡，特別是活在語言學、考古學和人類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非洲語言學界大體上支持「含族假說」。在這方面，它追隨的是印歐學研究的腳步。就像繆勒在亞洲和歐洲的語言樹看見了雅利安入侵的跡象，邁因霍夫也在非洲語言看見了含族入侵的證據。在《含族的語言》一書，他毫不含糊主張，非洲好些語言都以一種先進語言為源頭，是分支自古代入侵者的母語。不過，在一九四四年邁因霍夫去世不久，語言學家格林伯格便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質疑非洲有含族語言存在的理論。他特別指責邁因霍夫定義「含族語言」的方法太過主觀，指出邁因霍夫都是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語言，沒有採用系統性方法，因此無視於一種語言與鄰近語言的明顯關連性，把它孤立地拿來和標準的含族語言作比較。這樣的研究方法讓邁因霍夫只看見一些所謂含族語言的表面相似性，看不見它們之間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差異。

含族入侵的觀念在考古學界一樣受到嚴厲批評。在埃及，皮特里的王朝人種理論（即古埃及的偉大文明是來自中東的入侵者的產物）仍然充滿爭議。在更南面的努比亞（蘇丹北部）所進行的大型挖掘固然讓考古學家多了更多頭骨可以研究，但對古埃及人人種歸屬的問題卻沒有多少幫助。在非洲南部，葛楚對「大辛巴威」的細心挖掘，和她對「外來者建造」假說的有力駁斥讓英國考古學界印象深刻。與此同時，文化人類學家和人口遺傳學家對體質人類學的批判聲音亦愈來愈多：有些人是批評體質人類學太執迷於把頭顱數據用作人種指標，有些人是批評作為一個生物學範疇的「人種」已經逐漸失去用處。

就連在體質人類學社群內部，王朝人種理論一樣受到攻擊。一九四六年，曾協助歐洲人在埃及和努比亞進行挖掘的埃及解剖學家巴特拉威發表了一份詳盡的報告，檢視了埃及和努比亞出土的所有遺體，歸結說雖然也許真的有兩個關係非常密切的人種生活在古埃及，但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們是來自尼羅河流域以外地區。出土遺體顯示的人種差異「不是像許多調查者所主張的那樣，是任何非歐洲人在新石器時代入侵尼羅河流域所導致」。

不過就連這些有力批評仍然無法把「含族假說」趕出學術界。英國埃及學家恩格爾巴赫在一九四○年代初期宣稱：「王朝人種是來自埃及以外地區這一點目前還未能得到確定證明……但它為真的機率極高，近乎確定無疑。」在蘇丹主持「惠康挖掘」的考古學家艾迪生贊同此說。他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報告中，把傑貝勒穆亞古代墓葬遺址顯示的兩種不同喪葬方式解釋為人種的差異所導致：「屈肢葬的年代一般都晚於更先進的直肢葬，而後者會被引進〔蘇丹〕南部地區，無疑是含族的勢力從北方輻射到這裡來的結果。」就連巴特拉威的導師德里―倫敦大學的考古學家―也沒有被自己學生的研究結果說服，始終留在「含族假說」的框架之內。在巴特拉威的報告出版十年之後，德里繼續主張，出土的古代遺體早已證實「這裡有一個支配性人種存在，他們的人數大概相對較少，但智力卻遠遠超過原住民。」更糟的是，很多人類學書籍繼續用「含族假說」來解釋非洲文明的起源，一個例子是塞利格曼的《非洲諸人種》，此書在一九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一版再版。就連葛楚無可反駁的研究結果一樣未能讓各種用入侵論解釋南非洲史前文明的出版品銷聲匿跡。在一九二九年被葛楚演講激怒的達特繼續使用含族入侵來解釋南非洲的族群，力主他們是入侵人種和非洲土著不同程度的混血。例如，他認為，贊比西河上游的布希曼人「雜有強烈的閃族和其他高加索人的血統，此外還雜有蒙古人種血統。」

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含族假說」在埃及、蘇丹和「大辛巴威」都受到圍攻，但它的聲音在二十世紀不減反增。在西非洲，約翰斯頓爵士寫道：「純種富拉人在體格和頭腦上至少是半個高加索人。這個種族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攜帶高加索人入侵和穿透非洲的歷史。」在烏干達，一九○九年出土於比戈的巨大土方很快就被人拿來和「大辛巴威」相提並論，被認為也是外來者建造。在肯亞的高原區，英國考古學家亨廷福德考察過一些石墩和石圈之後，相信它們是出自一個從北方入侵肯亞的「阿扎尼亞文明」。在肯亞山，英國導遊暨博物學家胡克指出，那裡發現的一些「巨石陣」模樣結構和史前歐洲的遺址十足相似。在坦噶尼喀，地區測量官威爾遜相信該地的梯田耕作是一種含族入侵的證據。就連李奇（他在一九二九年到「大辛巴威」參觀過葛楚的挖掘工作，從此相信這城市當初是非洲人所建）一樣沒有完全丟棄「含族假說」。有幾十年時間，他都堅決認為，某些非洲黑人的頭骨有著「非尼格羅人」的外觀。

最終，各種批評力量的結合（包括來自體質人類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讓「含族假說」遍體鱗傷。然而，最毀滅性的打擊卻是來自那個作為「含族假說」的基本前提的崩潰，即「走出亞洲」理論的崩潰。有幾百年時間，西方學者一致認為，亞洲是人類的搖籃。至於起源的具體地點，則小亞細亞、高加索山脈、波斯和印度都各有支持者，立論的依據是《聖經》，還有語言學、考古學和人類學方面的證據。然而，後來卻有接二連三的遠古人類骨頭在非洲被發現―這些發現中最重要的兩個（說來諷刺）分別是達特找到的「湯恩幼兒」和李奇夫妻找到的鮑氏傍人。這逼得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不得不重新省思。一九七○年代發明的放射性碳定年技術證實了這些出土的人骨十足古老，而這個結論在一九九○年代進一步得到線粒體的比較證實。在這兩種新技術的加持下，「走出非洲」的假說被拱上了台。如果把這些發現加進來，含族的遷徙路線會變得迂迴曲折，有違常理：先是從非洲遷出，再在亞洲演化出一個新的人種，後者又返回非洲，成為埃及、東非洲和南非洲的文化主導者。

至此，「含族假說」作為一個理論已毫無用處。但對它不利的證據雖然鋪天蓋地，但科學界繼續有人捨不得拋棄它。一些非洲的社群也是如此。返顧十九世紀晚期，這個假說主要是探險家俱樂部和歐洲大學的寵兒，但一個世紀以後，它的支持力量變成大半是來自非洲社群―包括殖民者社群和本土社群。南非和羅德西亞的白人政府去捍衛非洲部落的含族起源論。一九六五年，南羅德西亞單方面宣布脫離英國獨立（此舉主要是要阻礙民主選舉），之後，由白人控制的政府努力讓「大辛巴威」是外來者建造的說法復活。到了一九六九年，主張本土起源說的學術著作一律被禁。最終，對「大辛巴威」最有研究的學者加萊克被迫流亡國外。在日益兩極化的環境中，羅德西亞民族主義者開始給他們的政治組織冠上「辛巴威」的名字。

就連那些在一九五○年代和一九六○年代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中，「含族假說」照樣陰魂不散。在烏干達、盧安達和奈及利亞等許多國家，該理論自殖民時代起便是社會結構的基礎。歐洲探險家和後來的殖民者看待東非洲各個統治家族的方式相當類似他們在印度看待婆羅門種姓的方式，即認為這些人是遠古征服者的後代，他們的祖先曾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給被征服的土著。對烏干達和坦尚尼亞的統治家族來說，斯皮克和史坦利等人的含族理論可以強化他們的權力，讓他們的統治可以因為他們的血緣而獲得更大合法性。有時候，一整個族群―例如赫馬人和圖西人都可以因為被認為是含族後裔而獲得特殊待遇。在坦尚尼亞，伊拉人自稱祖先是在遠古從美索不達米亞遷入。在西非，殖民當局把阿羅人、伊珊人、伊格博人、烏爾霍博人和埃菲克人歸類為含族，賦予他們多於其他族群的權利。對那些以含族後代自居的族群來說，這神話可以讓他們和非洲之外世界的歷史連結起來。就像穆特薩在一八七○年代意識到的，當上「含的後人」表示有希望在一個由白人支配的世界裡取得社會進步和宗教救贖。

隨著非洲國家在一九六○年代紛紛獲得獨立，「含族假說」也衍生出多種不同的意義。在獨立後的非洲世界，「含族後代」的身分是一把雙面刃，有時會讓有這樣身分的族群被看成是殖民者的同路人。伊拉人和馬西人便因此受到懲罰：伊拉人的圖像從此從坦尚尼亞的一百元紙鈔消失。為了隱瞞自己的族群身分，許多族群都放棄掉原來的穿著和穿孔習俗。

但沒有地方比盧安達把這種效應表現得更加明顯。一八五○年來到這地區的斯皮克認定圖西人是一個優秀人種，祖先來自北方。史坦利對國王穆坎巴的描述（當時他和李文斯頓一道探索坦噶尼喀湖）讓這種理論更添分量。這就不奇怪十九世紀晚期到達盧安達的外國傳教士會按照這個模型把圖西人和胡圖人區分為兩個不同的人種。一九○七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盧安達天主教主教克拉斯宣稱：「圖西人是更優等的人種，有著方正五官，帶一點雅利安人和閃族的味道。」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比利時殖民當局對盧安達人進行了大規模的人體數據調查，想要了解人種的分布狀況。就像布干達的金圖神話那樣，圖西人的起源傳說很容易就可以和含族入侵的神話嫁接。結果，胡圖人和圖西人的分別（它們在前殖民時代只是一種社會階級的稱謂）搖身一變成了人種範疇。另外，這兩個種族也因為殖民當局把它們用作組織政府權力層級的依據而變得重要。含族入侵的故事被當成歷史，在教會學校裡被教給學生。因為認定圖西人比較優越，殖民政府大量晉用圖西青年，胡圖青年人不得其門而入。此舉在盧安達內部製造出族群對立和社會仇恨。國家獨立後，胡圖人在一九五七年鼓吹廢除殖民時代的人種政策。一九五九年，一場血腥社會革命讓胡圖人掌握了政治權力。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傾軋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繼續持續。一九九四年，本身是胡圖人的盧安達總統遭到暗殺。作為報復，胡圖人對圖西人及其盟友進行了大規模屠殺。把這場種族屠殺完全歸咎於「含族假說」並不公道。因為同一個假說也在烏干達、奈及利亞和坦尚尼亞引起族群對立，但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大屠殺。不過，「含族假說」仍然是胡圖人怒氣大爆發的催化劑，因為它可以加強胡圖人對圖西人是外來侵略者的印象，靠著歐洲人撐腰對他們多所打壓。以這種方式，「含族假說」對一九九四年的暴力事件起了推波助瀾作用。

大屠殺平靜下來之後，入侵理論受到嚴厲批判，情形和「北歐人種理論」在納粹的暴行被揭露下受到摒棄沒有兩樣。盧安達政府因為試圖修補因族群仇恨導致的分裂，它不可能再敢碰任何外來者侵略的理論。然而，即便含族和雅利安人的遷徙理論已經式微，世界曾發生過人種征服的觀念仍然沒有壽終正寢：包括基因檢測、法醫學鑑定和族群定位在內，一些先進技術重新讓世界各地的白色部落故事得到新生命。

作者為美國哈特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Hartford）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探險」在科學與文化領域中的角色。其作品《最冷的大熔爐：北極探險與美國文化》（The Coldest Crucible: Arctic Explo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榮獲二ＯＯ八年「美國科學史論壇獎」（起於一八九八年，鼓勵跨領域的科學史交流）。羅賓森致力於推廣科學、歷史、探險之間的討論，經營網站以促進跨界對話：https://timetoeatthedog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