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城市六千年史：見證人類最巨大的發明如何帶動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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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巴黎症候群
巴黎，一八三○至一九一四年

英國廣播公司於二○○六年報導了一種神祕的現代疾病：每年都有十多名日本遊客必須從巴黎撤出。這些遊客這輩子大部分時間裡，都沉醉於巴黎浪漫、理想化的城市地景，卻在實地造訪之後，被冷漠的巴黎人、擁擠的林蔭大道、骯髒的地鐵站和粗魯的服務員這些真實景象給嚇壞了，以至於陷入了「精神崩潰」。日本大使館還為這些巴黎症候群患者開通了二十四小時的熱線電話。

我原本打算一笑置之，把巴黎症候群當作某種都市傳說，但當我讀到佛洛伊德也經歷過類似的精神危機後，我才知道事情沒這麼簡單。他曾在一八八五年寫道，「多年來，巴黎一直是我嚮往的目的地，而我第一次踏上巴黎人行道時的幸福感，也讓我確信我的其他想望也能實現。」但這種興高采烈的感受很快就消退了；在巴黎的第一天裡，他只能竭盡全力在街上試著停止哭泣，因為他感到非常失望與孤立。巴黎人很可怕，他們難以接近，態度也很傲慢。佛洛伊德還偏執地出現妄想症，開始檢旅館床鋪周圍的簾子是否有砒霜的痕跡。

時至今日，每年有近一千八百萬人會從國外前往巴黎朝聖，為巴黎的經濟貢獻了一百七十億美元，也為百分之十八的巴黎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國際遊客數比巴黎更多的城市，只有曼谷（兩千一百萬）和倫敦（兩千萬）。不論何時，林蔭大道上可能都有五萬名外國遊客。前往巴黎朝聖的歷史由來已久，而今日這些遊客也算是這種朝聖行為的一部分。早在大眾旅遊於一八六○年代出現以前，每年就已經有十萬國際遊客到訪巴黎。出生於德國的法國作曲家奧芬巴赫，其創作的《巴黎生活》這齣歌劇，裡頭的合唱團就是由遊客組成的；他們高唱：「我們即將入侵，這個至高無上的城市，充滿愉悅的度假勝地。」

一八三○年十一月的某個夜裡，來自美國的葳拉德搭乘馬車抵達巴黎，因激動而難以入睡。當她被告知他們已經到達目的地時，「我白費力氣地找著……我一直以來所想像的壯觀景象。」她在巴黎的第一個體驗，是等待海關人員搜查她的行李。「我們全身髒兮兮的，一片混亂；我們疲憊不堪，卻連可以坐下的地方都沒有。似乎還有陌生人的眼睛在盯著我們。」骯髒的街道似乎「完全不是我想像中優雅的巴黎。」

在十九世紀的當時，小小的西提島上，除了巴黎聖母院大教堂之外，還有大約一萬五千名巴黎的貧窮工人，居住在擁擠骯髒的老舊房屋裡。在這座大都會裡，幾乎每個地方都有愈來愈多人擠進不斷減少的可用空間。巴黎的巷弄既陰暗又潮溼，就像「昆蟲在一顆水果裡走出來的曲折路徑」。這座城市人滿為患，衛生條件也很差，曾遭霍亂肆虐；一八三二年，巴黎的八十六萬一千名居民裡，有兩萬人死於這種疾病。十九世紀早期的巴黎，就是「一座被原始的塵土覆蓋的原始城市……猶如處於痛苦狀態的中世紀」。

只有當遊客走在里沃利街、杜樂麗宮、義大利人大道和革命廣場上時，他們才會發現有一個「超文明」、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無法獲得的都會生活「新世界」，被鑲嵌在這座醜陋、擁擠、破敗的中世紀城市裡。當然，那裡的羅浮宮擁有最多的藝術館藏，另外還有盧森堡宮、凡爾賽宮和聖克露的畫廊。那裡的時尚、購物和美食都無與倫比。巴爾扎克曾寫道：「這首偉大的詩作，吟誦著從瑪德蓮教堂到聖德尼門的彩色詩句。」

巴黎真正輝煌壯觀的並非它的外表，而是巴黎居民對這座城市的利用方式；街道上的戲劇性（也就是「由純粹的生活搭建出的地景」），讓巴黎成了地球上最誘人的城市，以及令遊客趨之若鶩的聖杯。一位不知名的英國居民曾寫道，走在巴黎的街上很令人興奮：「這是圍繞著我們的生活和行動的倒影……以一般人生活的飽和度來說……巴黎無可比擬。」

巴黎症候群的解方，就是讓自己沉浸在這場表演之中，成為都市戲劇的鑑賞家。正如一位造訪巴黎的美國牧師所說的，林蔭大道「無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娛樂場所……你只需要戴上帽子，走到街上尋找樂趣。」巴黎為所有感官提供了無與倫比的盛宴。根據巴爾扎克的說法，這座城市已成為「製造樂趣的巨型都市工場」。他寫道，巴黎「永遠都在前進……沒有間息」；它是「一個巨大的奇蹟，是各種行動、機器和思想的神奇組合，擁有一千種不同的浪漫故事……她是個永不停歇的城市女王」。

巴黎人會在咖啡館、花園和公園、舞會、露天音樂會、劇院和商店等公共場所裡享樂。由於街道上的交通太危險，巴黎人興建了大約三百個拱形長廊。巴爾扎克曾在自己的小說裡巧妙地捕捉到一件事：巴黎是個總在變化、充滿衝突的城市。十九世紀早期，許多城市探索家們撰寫了大量文學作品，淬鍊出巴黎的景象、聲音、對比和多樣性。它們就像為了城市居民，而非為了遊客而寫的指南，揭露了城市被隱匿的奧祕之處，讓它們被理解、被懼怕。城市本身於是成了書裡的一個人物，一個必須被分析和解釋、活生生的複雜有機體。

巴黎人也有相關的詞彙，用來指涉這些觀察城市生活的人。有種人被稱為「閒晃的旁觀者」（badaud），也就是漫步在人群之中、享受日常生活中處處是戲劇的「呆頭呆腦的人」。「在巴黎，一切都能變成事件，」劇作家德茹伊曾如此寫道：「河裡有一列木頭順流而下、兩輛馬車相撞、某個衣裝特立獨行的人、一輛裝甲車、一場鬥狗比賽，這些事件只要被兩個人注意到，很快就會有一千個人圍上來，而且觀眾人數會一直增加，直到其他同樣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才會把他們的注意力再次拉走。」法國作家德爾浮曾在《巴黎之樂》裡寫道，要巴黎人待在家裡思考、吃喝、受苦，甚或在家裡死去，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他們會覺得很無聊：「我們需要公共場所、陽光、街道、歌舞表演、咖啡館和餐廳。」

安娜．詹姆森（另一位一八三○年代的美國遊客）則指出，倫敦人是「帶著嚴肅鎮定的氣息」大步前進，巴黎人則是邊漫步邊凝視著，「好像除了四處看看，他們的生活沒有其他目的」。如果說「閒晃的旁觀者」這個詞概括了巴黎普羅大眾對於街道的態度，他們認為街道是他們的沙龍或劇院，那麼還有另一個詞彙可以用來定義現代的文雅人士，那便是漫遊者（flâneur）。

畫家德拉克羅瓦曾於一八四二年寫道：「漫遊者之於閒晃的旁觀者，有如美食家之於貪吃的老饕。」漫遊者這個詞沒有準確的英文翻譯。相較於閒晃的旁觀者是在貪婪地吞噬這座城市，漫遊者則是一位有鑑別力的鑑賞家，也是一個低調超然的觀察者，他在都市人群之中調查這座城市，卻從不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巴爾扎克曾將漫遊者描述為「眼睛的美食學」。詩人波特萊爾則是這樣描述這個角色：「對於完美的漫遊者，和熱情的觀察者來說，以人群的中心、各種行動的潮起潮落，以及轉瞬即逝和永恆之間為家，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巴黎的漫遊者，是十九世紀初記者和作家所創造的產物。在此之前，「flâneur」指的是無所事事的閒逛者，除了凝視之外沒別的事情可做。到了一八二○、三○年代期間，中產階級的漫遊者已經成為一種擁有嚴肅意圖的人。這種漫遊者象徵著資產階級的勝利，因為他們成了街道的主人。波特萊爾寫道，「如果你知道如何漫步、如何觀察，就會發現很多奇特的事情。」巴爾扎克則捕捉到了巴黎人對漫遊的熱中，宣稱「閒逛就是一門科學」。

這就是讓巴黎如此與眾不同的原因：對於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及其獨特節奏，巴黎人的鑑賞具有敏銳的洞察力。

前往巴黎的英美遊客學會了適應巴黎的節奏，放慢腳步、放下矜持，開始直視街上、咖啡館和拱廊裡的其他人。這就是我們在一個語言不通的陌生城市裡做的事情：試著成為喧囂的城市生活裡的超然觀察者，藉此沉浸其中。英文語境裡對漫遊者的描繪，則將這種在城市裡游移的人，比作新發明的攝影技術：「他的心智就像一張敏感的空白感光板，隨時準備好要接受可能出現的任何印象。」習慣躲在相機或手機後面的現代人，也是某種版本的超然漫遊者：他們身在那裡，卻又不在那裡，只是匿名的旁觀者在記錄印象並取景，有如遊客一般。知名評論家桑塔格曾寫道：「攝影師是配備武器的孤獨步行者，他們勘查、跟踪、巡遊城市的陰暗面，也是到處巡迴的漫步者，把城市當作充滿感官刺激的地景在探索。」

現代藝術、文學、攝影以及後來的電影，都受到了漫遊者的影響。更深刻的是，它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挖掘城市生活的心理學，並提出關於現代城市生活的問題，而且也有助於回答那些問題。但在我們進入這個部分之前，我們必須先談談巴黎漫遊者的世界，是如何遭到暴力攻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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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用像在其他城市那樣登上摩天大樓，即可清楚欣賞到巴黎的全景。由於巴黎座落在一個寬闊平坦的盆地裡，街道上的漫遊者可以看見寬闊的城市水平天際線，以及城裡的歷史建築。從蒙馬特、貝爾維爾的山丘上，或從艾菲爾鐵塔等高處看下去，你可以看見壯觀的幾何型街道布局在眼前次第展開，夾著扶疏綠意、閃耀動人，堪稱城市建設的傑作。

以這種方式征服想像力的巴黎，是現代世界最偉大的城市夢想家奧斯曼於一八五○年代的創作。當時巴黎的循環系統已開始堵塞，必須疏通，讓光線和空氣進入晦暗之處，也必須讓市民更自由地在大都市裡活動行走。歐洲當時正在面臨疾病、革命和社會崩潰的衝擊，宛如城市的末日。這種末日景象在曼徹斯特等地表現得淋漓盡致，並在巴黎達到頂峰。

奧斯曼對一切都很挑剔，對中世紀的巴黎也沒有感情，將舊時期的巴黎棄若敝屣。在他生活的各個面向，他都希望在混亂中強加秩序，在髒亂中保持清潔。奧斯曼是個「高大、強壯、精力充沛、充滿活力」的人，同時又「聰明且狡猾」。時年四十四歲的他是位經驗豐富的公務人員，在一八五三年被推薦給拿破崙三世作為塞納省的省長候選人。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拿破崙三世在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之際，發動了政變奪取政權。幾個月後，他在一次演講中宣稱，「巴黎是法國的心臟，讓我們共同努力美化這座偉大的城市。讓我們開闢新的街道，讓缺乏空氣和光線的工人階級能擁有更健康的居住環境，也讓多多益善的陽光照亮我們城牆內的每一個角落。」

但該計畫的進展緩慢。一八五二年十二月，拿破崙三世稱帝。憑藉著絕對的權力，他可以在不受政治限制的情況下將自己的願景付諸實現。奧斯曼被任命的幾天後，拿破崙三世便向他展示了一張巴黎地圖，圖上的中世紀街道被標上了寬闊筆直、嶄新的大道，這些大道將為腐朽的巴黎注入活力。拿破崙三世想要一座現代化的城市，一個美麗、衛生、容易找路，而且適合皇帝的城市。他希望這座城市盡快付諸實現。

此時出現的巴黎，既是拿破崙皇權的產物，也是奧斯曼條理分明大腦的產物。它反映了對於流動性的現代需求，以及城市的總體規劃者對秩序和統一性根深柢固的需要。巴黎的更新始於「巴黎大十字路口計畫」，該計畫希望設計出一個十字路口，能讓里沃利街和聖安托萬路沿線的東西向交通，以及史特拉斯堡和塞巴斯托波爾這兩條新林蔭大道的南北向動線更加順暢。在巴黎古老的發源地西提島上，簇擁著巴黎聖母院的古老建築被拆除，而大部分居民也被遷離了這座小島，並由市政權力和行政中心取而代之。「這是舊巴黎的廢墟。」奧斯曼寫道。

寬敞的大道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外輻射；另外三條大道，則從夏托朵廣場（也就是今日的共和國廣場）延伸出去；新的街道將城市系統與火車站相連。到處蜿蜒、難以穿透的狹窄小巷則被拆除殆盡。許多歷史建築與雜亂的房屋一起遭到拆除。就連那些深刻的歷史也不例外。今天，那些在瑪黑區登上聖杰維和聖雅各教堂台階的人，可能不會意識到這兩座教堂之下，隱藏著巴黎僅存的兩座被稱為「monceaux」的小山丘，那裡在墨洛溫王朝時期曾有幾個聚落。至於其他的小山丘，則是跟著巴黎大部分史前和有文字之後的歷史地景，一起被奧斯曼夷為平地，好為他的新城市打造出一個平坦的表面。一位英國居民曾哀嘆道：「每過一、兩個星期，巴黎歷史書上的某一頁就會被撕掉。」這座城市的特色，就是各種建築、風格和年代並置的那種特有的雜亂無章狀態，卻被奧斯曼所喜愛的幾何式街道給取代了，街道兩旁排列著千篇一律的建築物，它們的立面都由奶油黃的盧特西亞石灰岩構成。

儘管許多人對於自己的家園、街道、社區、地標，以及歷史悠久的巴黎遭到破壞感到非常震驚，但奧斯曼仍然是個冷靜的技術官僚，幾乎不在乎這場城市的大手術，會讓人類付出哪些代價。他寫道：「城市的邊緣地帶毫無生產力，而且一般人難以進入，也無法居住；為了在這些邊緣地帶創造出寬闊的空間，首要之務便是建造一條街道穿過城市，連結城市的兩端，並撕開城市中心地區。」掏空、切割、撕裂：奧斯曼使用的語言，充滿了殘忍的創造性破壞。

奧斯曼小時候是個疾病纏身、肺部虛弱的孩子，上學途中必須穿過迷宮般的狹窄巷道，還得忍受沿途的惡臭和塵土。這也難怪他成年後會變得如此挑剔，他可能經常回想起自己學童時期在中世紀街區迷路時所留下的創傷，也因此渴望一個乾淨理性的城市。

對於奧斯曼來說，巴黎就像一個人體，是一個由動脈、靜脈、器官和肺組成的系統。這個系統也有大小腸，而奧斯曼真正的傑作就藏在街道底下，也就是他的下水道系統。在倫敦，二十萬個糞坑和惡臭的河流充斥著兩百六十萬人的排泄物；但從一八五八年起，巴札爾蓋特這位土木工程師建造了一個巨大的網絡，由超過一百三十公里的地下下水道、一千六百公里的街道汙水管線，以及截流下水道、抽水站和外流系統所組成。眾所周知，巴札爾蓋特的下水道口徑非常寬，以至於他所建立的系統迄今仍能應付倫敦的汙水。至於在芝加哥，由於城市下方無法設置汙水管線，因此只好將芝加哥抬高，好為管道騰出空間。從一八五八年起，所有的磚砌建築都透過液壓千斤頂和螺旋千斤頂抬高了一百八十公分左右。到了一八六○年，甚至曾有六百名工人，一起使用六千座千斤頂一次舉起了半個街區。當那些全部加起來重達三萬五千噸，占地超過四千平方公尺的商店、辦公室、公司行號和旅館被舉起來時，裡頭的人居然仍照常工作生活，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似的。等街道被抬起之後，工人們便可以在下方設置新的地基，配置汙水管道。

芝加哥和倫敦在一八五○、六○年代創造了地下現代化的奇蹟。但奧斯曼取得的勝利，甚至超越了在衛生和技術上的這些成就。他所設計的下水道網絡，和他的直線街道規劃如出一轍：它們和地面上的大道一樣理性宏偉，而且光線充足。那些管道和走道容得下行人，甚至可以乘船通過，而且走道還能保持清潔。這些下水道展現了奧斯曼對城市的看法：城市首先是一台機器，而不是一個擁有許多世代、許多層次的人工構築。或者換個說法，他更關心的是動脈和器官，而不是將身體結合起來的結締組織。

城市的肺與消化系統一樣重要。奧斯曼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皇帝指示他：「不要錯過這個可以在巴黎全區建造大量廣場的機會，可以像倫敦那樣，為巴黎人提供放鬆和娛樂的場所，而且是所有家庭和兒童，不論貧富都能使用的。」奧斯曼建立了四個巨大而宏偉的公園，為城市增添了六十萬棵樹和超過一千八百公頃的開放空間，並在他的計畫中納入了二十四座新廣場。這個計畫，讓每個巴黎人都能在步行十分鐘之內抵達開放空間。

當時正好是城市逐漸衰敗、大家正在逃離擁擠骯髒市中心的年代，而當時的巴黎彷彿是座現代性和進步的燈塔，在工業時代裡復活了。光線明亮、空氣流通的巴黎，點綴著秩序和優雅氣息，乾淨得讓人認不出來；這座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吸引著遊客。一八五五年，羅浮宮大飯店為了配合國際博覽會而開始營業。它是法國第一家豪華旅館，也是歐洲最大的旅館，擁有一千兩百五十名員工、七百間豪華臥室，以及兩部蒸汽動力電梯，堪稱高檔旅遊的巔峰。一八六二年開幕、位於大歌劇院附近的格蘭德大飯店也極其華麗，連歐仁妮皇后都說，那裡讓她感覺「和在家裡一模一樣。我覺得我好像在康比涅或楓丹白露宮裡」。這座旅館占據了一整個三角形的街區，擁有八百間豪華臥室、六十五間沙龍、液壓式升降機、土耳其浴場、電報服務、劇院售票處，以及藏有一百萬瓶酒的酒窖。

和格蘭德大飯店相互輝映的，還有格蘭德百貨這座規模宏大、新開幕的百貨公司。建於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六年間的樂蓬馬歇百貨，則是在艾菲爾的工程協助下建成；這間百貨公司擁有許多樓層，是一間獨棟的鐵框架建築，其光線充足的內部空間面積達五萬平方公尺。這座百貨公司四面巨大的玻璃窗，可以讓人一瞥這個為消費主義而生的華麗舞台。每天有三千五百名員工所組成的大軍，為一萬六千名顧客提供服務。這些大飯店和百貨不僅比先前的建築還要大，還都耗費鉅資精心設計，有如公共建築和紀念碑一般，本身就是個旅遊景點。

巴黎的重建也為更大更豪華的林蔭大道咖啡館創造出了新的空間，如塞巴斯托波爾大道上的朵拉多咖啡館，和格蘭德大飯店一樓的和平咖啡館。一本旅遊指南曾如此描述這些新地點：「晚上亮燈時，效果……讓人目眩神迷。戶外放置了椅子和小桌子，男男女女都可以在此享受夜晚涼風，觀賞周圍生氣蓬勃的場景……豪華的環境讓人眼花撩亂，而室內裝潢體現的品味和奢華程度更為氣氛增添效果。」

馬克思曾尖銳地評論道，奧斯曼推平了這座歷史名城，「打造出一個給觀光客的地方！」雄偉的新古典主義火車站、大飯店、百貨公司、林蔭大道、咖啡館、歌劇院、戲劇院、博物館、藝廊、哥德式大教堂、公園和長廊：這些巴黎的觀光路線，是為國際遊客、觀光客、度週末的人士和購物者所打造的迷人行程，讓他們有機會體驗曾經專屬於貴族和超級富人的高雅生活方式。

隨著鐵路的出現，旅遊業也開始起飛，觀光客大量湧入。一八四○年間，往來英吉利海峽的船班為八萬七千航次；一八六九年增加至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九航次；一八九九年，更是上升至九十五萬一千零七十八航次。一八六七年，旅遊業者托馬斯庫克以每人三十六先令的低廉價格，帶著英國人去參觀巴黎世博會，而且這個價格包含四天行程的全部花費。約有九百至一千一百萬人，從法國其他地方和世界各地前去參觀這場世博會；一八七六年的世博會則吸引了一千三百萬名遊客；一八八九年，也就是艾菲爾鐵塔對全世界揭幕時，參觀人數更是突破了三千萬人。

大眾旅遊的時代已經轟然到來。陷入這場革命性漩渦的幾個城市，都發生了難以估量的變化。從二○○○至二○一五年，全球的遊客數又增加了一倍，達到十三億人；到了二○三○年，每年都會有二十億人外出度假。許多城市的中心地帶，看起來並不像住宅區或商業中心，反倒更像是旅遊主題公園。你能想像沒有大批遊客的紐奧良或曼谷嗎？就連倫敦、紐約、巴黎和上海這樣的大型金融中心，也都將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區拱手讓給了遊客，為他們提供酒吧、餐廳、快餐店和娛樂場所，讓他們住在旅館、青年旅社和 Airbnb 公寓裡。於是天秤的指針出現了位移，離居住在城市裡的市民更遠了一些；這群數以億計、前來尋歡作樂的觀光客，無疑是重塑現代大都市的主要力量之一。

大都市裡的流動人口高於常住人口的現象並不令人意外。擁有近千萬居民的倫敦，於二○一四年接待了兩億七千四百萬名一日遊的國內遊客、一千一百四十萬名過夜的國內遊客，以及一千七百四十萬名國際遊客。上海每年則有三億遊客到訪，其中大部分是國內遊客，創造了三百五十億美元的觀光收入。

巴黎在過去的大約一百五十年裡，率先對大都會的中心區進行了清除，讓它們成為購物和休閒的場所。法國媒體《時代報》曾於一八六七年嗤之以鼻、憤怒地指出，在奧斯曼統治下的巴黎，其地理中心竟然是歌劇院這樣一個輕挑的地方，而不是教堂、市政大廈或議會：「除了優雅和享樂的首都，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

作者為劍橋大學歷史系本科學士、碩士。出版過多本著作，他以《自由的代價》獲毛姆文學獎，另一巨作《深海帝國》入選《星期日泰唔士報》暢銷書榜單。他也是許多歷史頻道的顧問，經常在歐美電視、廣播中現身，並為多家專欄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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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城市六千年史：見證人類最巨大的發明如何帶動文明的發展》
作者：班‧威爾森（BEN WILSON）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時間：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