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自由》

冷戰後的自由

一九四五年，盟軍贏得勝利後，最初幾年，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場戰爭捍衛的自由，就是小羅斯福在一九三六年捍衛的那種自由。這種觀點在美國被表達得最為明確。當小羅斯福再次於一九四四年連任時，他談到為了保證經濟安全，有必要制定第二份《權利法案》。

他在國情咨文中解釋，建國先驅們曾給了美國公民不可剝奪的政治權利，但近來美國人開始同意一件事：「沒有經濟安全和獨立，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解釋道：「窮人不是自由人，挨餓、沒有工作的人是獨裁統治興起的基礎。」因此，國會應推行最低生活工資、面的住房及醫療保健制度，以強化美國人的經濟保護。許多人同意他的看法，如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新共和國》就曾讚揚是「經濟過程中的民主政府參與」，這種參與「擴大了自由的領域」，而不是危及自由。在現代世界，政府是自治自由的「保護者」，充分就業則是「通往自由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

大西洋彼岸也響起了類似的鐘聲。在英國，工黨在一九四五年普選中自豪地「代表自由」，並贏得了壓倒性勝利。同樣，在法國，源自非共產主義抵抗的人民共和運動（Popular Republican Movement），在一九四四年的第一份宣言中宣布支持發動一場「革命」，以建立一個「從財富所有者的權力中解放出來」的國家。但並非所有歐洲人都渴望革命，尚未從戰後餘波中完全恢復的德國，有興趣援引這種偉大原則的人就少了些。回歸正常穩定的願望壓倒一切，這點自不令人意外，例如：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就成功地打出「Sicher ist sicher」（安全就是安全）的競選口號。

然而，關於自由的辯論很快就出現了戲劇性的新轉向。在一九四○及一九五○年代，勒華—波留、史賓塞及孫末楠曾經捍衛的自由放任的自由概念再次復活了（這種自由概念在過去幾十年一直因過分消極而廣泛受到摒棄）。一個由大西洋兩岸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其中多處成員皆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愈來愈堅持主張，應該僅將自由理解為不存在國家干預的情形。任何國家干預都必然是對個人自治自由的侵害，即使是民主政府實施的國家干預也一樣。事實上，在這個有限、消極的意義上，自治自由如今被重新想像為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

為了理解自由放任的自治自由在一九四五年後的顯著復甦，我們必須先理解戰後時期出現的一個新發展：冷戰的降臨。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們已愈來愈清楚意識到納粹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戰敗，並未帶來普世和平；相反，新的裂痕誕生了，如今這道裂痕存在於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曾經的盟友之間。對於國家安全的關切是這場衝突的部分導火線，但意識形態願景的差異無疑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在徹底擊垮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後，在美國許多人將俄國共產主義視為對美國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反之亦然。國際體系很快就被分成了自詡為「自由世界」的西方世界，以及共產主義的東方世界。

冷戰對美國和歐洲的知性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共產主義以驚人速度取代了納粹主義的位置，成為國內外與之鬥爭的主要意識形態。第二次紅色恐慌席捲美國，強度遠勝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那次。政府將共產黨宣告為非法政黨，並採取了打擊共產主義在工會中蔓延的措施。此外，為打擊對美國政府及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假定滲透，還展開了一場反共產主義運動，這場運動在參議員喬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對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惡名昭彰的獵巫行動中，達到了高峰。在歐洲大陸，共產黨在一些國家也同樣遭到取締，尤其是西德和希臘。其他國家雖容忍共產黨的存在，但共產黨員經常受到騷擾。

除了這些高壓手段之外，政策制定者及知識分子也轉而運用意識形態的力量。如果西方要在冷戰中取得勝利，就必須拿出具有吸引力的選項來替代共產主義──由於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對許多西方人具有吸引力，這件事情於是更加迫切。在西歐一些地區，由於在抵抗納粹主義方面的傑出表現，共產主義政黨在戰後隨即舉行的選舉中贏得了顯著的勝利：在法國，法國共產黨（PCF）在一九四六年選舉中囊括了百分之二十八的選票，而義大利共產黨也在同年的選舉獲得了百分之十九的選票。

為應對這些發展，一個跨大西洋的知識分子聯盟於焉成形。他們創造了一種明顯反馬克思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冷戰自由主義。冷戰自由主義者不一定反對國家干預或促進經濟安全，但他們深信，國家權力作為一種必要之惡，只能在抱持最大審慎態度下行使之，絕對不能將國家當成一種解放的代理人──即使是個民主國家。因此，冷戰自由主義者支持鍍金時代自由主義者所捍衛的那種有限的自由概念，儘管其他人認為過於「狹隘」、「消極」而加以拒絕。

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是闡明這些觀念的早期嘗試之一，並發揮了極大影響力。海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家，一九三一年因接受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教職而移居倫敦。在這個新環境中，海耶克迅速成為自由市場的主要捍衛者。《貝佛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的成功尤其令他深感不安，這份報告建議在英國建立社會安全網。一九四二年該報告出版時賣出了一百多萬本，顯示英國極度渴望經濟改革。作為對該報告的回應，海耶克於是寫了《到奴役之路》，一九四四年時《到奴役之路》在英美兩國出版。一九四五年，《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刪節版，令更多美國人得以接觸這本書。

海耶克反對「社會主義」或「計畫（planning）」（他交替使用這兩個詞）是基於政治，而非經濟的理由，他認為計畫導致奴役及極權主義。計畫意味著人們必須決定一個社會目標或共同的目的，以組織一個社會。海耶克解釋：「經濟計畫的制定涉及在衝突或相競目的之間做選擇──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但只有專家才知道哪些需要要被滿足、哪些不用，因此最後所有最重要的決策都是由專家做出，這必然會產生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將侵蝕民主本身。因此，民主「只有在能夠通過自由討論達成大多數人共識的有限領域內」才能發揮作用──而在海耶克看來，這將所有重要經濟議題排除在外。

對海耶克而言，納粹德國及蘇維埃國家，即是社會主義計畫狹隘傾向的最明顯例子。但他強調計畫也會削弱民主社會內部的自由，因此有必要隨時提高警戒，以免西方民主社會步上奴役的後塵。海耶克在「我們之中的極權主義者」（Totalitarians in our Midst）這一章中明白闡述了這一觀點。「民主社會主義，」他敘述，「是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無法實現，而且……為實現它所做的努力還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即自由本身遭到了破壞。」

更概括地說，海耶克警告人們不要「盲目崇拜民主」。他解釋，他的同輩人太常談論民主，卻太少談論民主所服務的價值。民主「本質上是個手段，一種維護內部和平及個人自由的實用工具」，因此，民主絕不是不會犯錯的。事實上，民主制中多數派可能和最糟糕的專制政權一樣，具有壓迫性，這點「至少是可以想像的」。與此同時，歷史也教訓人們，「獨裁統治下的文化及精神自由可能遠高於在某些民主國家」。

海耶克主張，由於關注極權主義對民主的威脅，許多人開始接納一種「誤導且毫無根據的信念」，即「只要權力的終極來源是多數人的意志，權力就不會是專斷的」，但這顯然不是真的。「防止權力免於專斷的不是權力的來源，而是其限制。以民主方式控制權力，也許能防止權力變得專斷，但光是民主的存在做不到這一點。如果民主決心要從事一項必然涉及權力使用的任務，而這權力無法受到固定規則的指導時，必會成為專斷的權力。」

《到奴役之路》受到來自左派新聞記者及知識分子的猛烈抨擊，他們覺得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海耶克的書不僅是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攻擊，也是對民主社會主義及新政自由主義的攻擊。但《到奴役之路》得到的熱情接納也顯示，冷戰的降臨如何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新的可信度：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無論擁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支持，都必須被視為對自治自由的侵犯。《讀者文摘》一九四五年發行的《到奴役之路》濃縮版，銷量超過百萬冊。海耶克在那一年稍晚抵達美國，進行五週的巡迴演講，結果造成了轟動。紐約市政廳俱樂部（Town Hall Club in New York）主辦的一場演講吸引了三千多名聽眾，並透過廣播播出。

然而，不是只有海耶克等強硬的自由市場主義者，復興了自由放任的自治自由概念。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等對國家干預經濟不持反對意見的政治思想家，也開始為類似觀點辯護。柏林絕不是自由市場論的教條捍衛者，事實上，他對經濟辯論不太感興趣。但柏林一生都是堅定的反馬克思主義者，這使得他對強勢國家（strong state）的觀點投以懷疑目光。他主張，國家應在提供經濟安全上扮演合法角色，使人們較不易受到經濟學家意識形態的蠱惑；但國家權力的擴張也是危險的──它破壞了人們的自由。因此，對於進行國家干預始終必須抱持審慎態度。

柏林在一九五○年發表的論文《二十世紀政治觀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明確闡述了這點，在文中反思了他所謂的「極權主義」態度影響力漸增的現象，此一現象甚至出現在自由的西方國家。他認為，人類對安全（最重要的是經濟安全）懷有一種可以理解的渴望，這種渴望促使人們默許一個日益強大的國家。但這種「巨大轉變」及其實實在在的物質好處，必然伴隨著個人自治自由的喪失。在西方國家，「有愈來愈多人準備好要購買這種安全感，甚至不惜付出允許大部分生活被人控制的代價，這些控制者（無論是否有意識）以系統性的行動，將人類活動的範圍縮窄到容易管理的大小，將人類訓練成為更容易組合的物件──可以互換、幾乎是預先製作好、完全從模子倒出來的物件」。

這股趨勢在美國較不是那麼明顯，柏林讚許地觀察到，「十九世紀的生命力遠比任何其他地方強大」。但是在西歐，「父權式國家」嚴重限制了個人的自治自由，理由是「為了他的好處（非常真實的好處），即他的福利或健康、安全、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結果，為了創造「一個更簡單、受到更良好監管的生活」，「有效率的工作秩序，不受痛苦的道德衝突困擾」是這種生活的保障，個人的「選擇範圍」於是「變得愈來愈小」。

然而，柏林跟海耶克不同，他沒有在文中做出請求限制國家權力的結論。他承認，為了維護一個可接受的生活品質，計畫是必須的，「我們不能犧牲自由或最低的福利標準」，他反而主張一種「曖昧的妥協」，既然計畫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必備工具，那就不應該放棄，但也不必熱情擁抱它。柏林堅持認為，應該鼓勵公民以一種健康的不信任眼光，來看待國家及其科學規劃者。「我們不該因為權威是不會錯的，而屈服於權威，我們只會因為嚴格而公開的功利主義理由而屈服，將之視為一種必要之惡。」

這些看法也影響了柏林對自由的思考。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間，柏林針對自治自由撰寫了一系列書籍、文章，並發表公開談話，最後集大成於他那影響深遠的論文《兩種自治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在他的演講和談話中，柏林捍衛了一個重要觀念：作為不干預的自由（他稱為「消極」自治自由）是唯一值得擁有的自由，任何其他對這一個概念的更積極定義都是種混淆，或是個謊言。「最初意義」上的自由就是個「消極概念」，他在《浪漫主義時代的政治觀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Romantic Age）中如此寫到。「要求擁有自由就是要求不讓人類活動阻礙我的活動」，相較之下，「積極自治自由的觀念」則「建立在混淆之上，這種混淆令許多人付出了生命為代價」。應該注意的是，柏林用「積極自治自由」一詞來描述許多相當不同的自由概念，包括斯多噶學派的觀點──一個人只有能夠主宰自己的激情時才是真正的自由。但他也清楚表明，在拒絕積極自治自由的同時，自己也拒絕了民主的自由理論。他在援引康斯坦的論證時寫到，民主可以壓迫自由但同時仍是民主的，自治自由因此「主要與控制的區域，而非控制的來源有關」。或者，正如柏林所言：「在這個（消極）意義上的自由，（至少在邏輯上）與民主或自治是無關的。」換句話說，自由與某些類型的威權政體，或至少是缺乏自治的政府，兩者之間「並不互相矛盾」。

柏林的立場與霍布豪斯和杜威等新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明顯有別，事實上，是完全相反。在柏林看來，唯一真正「自由主義」的自由定義是全然消極的：自由是免於國家干預的自由。柏林讓這種自由形式重新擁有了道德高地，社會改革者曾認為這種自由是荒謬或自私，而予以摒棄。他將其描述為一種最適合現代世界的思考自由方式（再次和康斯坦高度類似）。在《兩種自治自由概念》中，他主張消極自治自由是「現代世界中的自由主義者從伊拉斯謨斯（有人會說是十四世紀邏輯學家奧坎〔Occam〕）的時代，到我們的時代所構想出的自治自由」。

但柏林也引進了一個新觀點：消極自治自由是西方文明的精髓—而不是「東方文明」的積極自治自由。例如：他在英國國家廣播電台（BBC）所做的「自由及其背叛」（Freedom and Its Betryal）系列演講中，他談到消極自治自由是「英法的自由觀念」，而不是德國哲學家約罕．特里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在他著作中詳盡闡述的那種「德國的」自由概念。而且在《兩種自治自由概念》中，他甚至將消極自治自由的故鄉定義得更為狹隘：不是源自英法的觀念，而是「古典英國政治哲學家」定義的自由。柏林也讚美消極自治自由是「就個人及共同體而言，皆是高度文明的標誌」，其衰退「標示著一個文明的死亡，一整個道德觀的消逝」。

柏林的主張並未說服每一個人。美國哲學教授馬歇爾．柯恩（Marshall Cohen）就認為柏林的《兩種自治自由概念》的出版，「與其說是個發生在哲學上的事件，不如說是個發生在冷戰中的事件」。柯恩宣稱，柏林將自治自由傳統等同於消極自治自由，從而忽略了「自由主義者對於人民主權及政府干預經濟事務，所提出的偉大歷史要求」。然而總的來說，柏林對於自治自由辯論所做的貢獻得到了熱情歡迎，其關於自由的演講及論文在大眾媒體得到了廣泛討論。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出的一篇熱情洋溢的書評中，《兩種自治自由概念》被形容成是對約翰．彌爾《論自由》的一次重要而及時的重申。

一些冷戰自由主義者則採取了一種更微妙的立場。法國哲學家、頗具影響力的反馬克思主義者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同時拒絕了自由主義及社會民主的「極端主義」，他認為並不是只有「一種排他的自治自由定義」。他在一九六三年的一系列演講曾詳細解釋過這點，這系列演講後來集結為《論諸自治自由》（An Essay on Liberties）一書。阿宏一開始同意了海耶克（他反覆引用海耶克）的看法，即民主和自由主義（至少在原則上）是很不同的東西。他說「自由主義是一種構想國家權力的目標及限制的方式」，但「民主則是一種構想欲指定哪些人行使權力的方式」。某些國家干預的例子，即使是經由民主正當程序，仍會對自由產生不利影響。阿宏在舉例時提到他那個時代的高稅率──最高收入級距的稅率是百分之九十。他認為很難證明這些稅率的正當性，因為並沒有帶來那麼多的收入，也容易避稅，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稅率源自一個錯誤的信念，即國家可以決定如何在社會中分配財富。

與此同時，阿宏也清楚表明自己拒絕「自由主義的教條主義」，正如他同樣拒絕「民主的教條主義」。即使某些形式的國家干預確實可以被看成在傷害自由，但是認為任何干預總是在侵犯個人的自治自由也是不正確的。簡言之，認為國家必然是解放者或壓迫者的想法是錯誤的；更準確地說，國家可以是解放者，也可以是壓迫者，端視情形而定。要決定一個社會是否自由，就必須將各種不同的標準都考量進來。如果一個人無法認識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正當地定義自由概念，那麼他就有可能被迫主張某種形式的壓迫是正當的，只因為是民主的。同樣地，一個人可能宣稱某一特定的國家干預行為是壓迫的，即使在這種干預過程中失去的自治自由，遠不及從中獲得的。

正如阿宏的著作所表明的，一些戰後自由主義者持續拒絕，明確擁抱自由作為一種非干預的觀念。然而，即使是阿宏也捍衛一個觀點，那就是自治自由與民主之間存在著根本差異。他在《論諸自治自由》的結論中主張，在他那個世代，受到最嚴重威脅的，是像海耶克這樣的思想家所提倡的那些自治自由，因此也是最需要捍衛的。

冷戰自由主義者不僅復興了十九世紀關於自治自由的觀念而已，他們還帶回了最初由法國自由主義者在一八六○年代引進的自由主義式民主。在《自由主義式民主：其優點與展望》（Liberal Democracy: Its Merits and Prospects）中，J．羅蘭．潘諾克（J. Roland Pennock）提出這一觀點：只有當民主致力於傳統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時，民主才值得捍衛。潘諾克解釋，這意味著一件事：應該限制民主的多數人為所欲為的權利，以免他們損害了「真正的自由」。防止民主淪為「非自由主義」或「公投式」民主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司法對立法權的監護權。潘諾克的書在一九五○年出版時遭到一些人批評為「保守主義」，但許多其他人認為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言，儘管其代表著「十八及十九世紀哲學事業的回歸」，但這是「我們都可能會參加的一次復興」。

當然，冷戰自由主義也同樣受到了質疑。在自由主義陣營外，正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著作表明，知識分子們持續主張對自由採取一種不同的、更民主的理解。身為芝加哥大學和新社會研究院（New School）的哲學教授，鄂蘭是冷戰自由主義者最具影響力的批評者之一。在《人的境況》（On the Human Condition）及短論〈何謂自由？〉（What is Freedom?）中，鄂蘭對於柏林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倡的自由理解，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她將這種理解形容為枯燥而空洞。鄂蘭反對她所謂的「自由主義信條」，即「政治愈少，自由愈多」，她反而請求人們從符合真實的角度採取一種政治的自由概念──即自由是透過政治參與而實現的自由。

但在此同時，鄂蘭的著作也說明了冷戰自由主義如何地深入戰後人心。因為儘管鄂蘭捍衛一種截然不同的思考自治自由方式，但她仍同意柏林關於自由系譜的看法。正如柏林，她深信更政治的自由理解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僅扮演邊緣角色。她寫到，自由是「擺脫政治」的自由這一觀點始終是「整個現代時期」的核心，來自「早期基督徒對公領域的懷疑與敵意」。「我們的哲學傳統，」鄂蘭做出結論，「幾乎一致同意，人們離開許多人居住的政治生活領域，就是自由開始的地方。」

總而言之，一九四五年後，「自由等同於沒有國家干預，而不等同於民主」的觀念再次得到復興──猛烈的復興。在冷戰的美麗新世界中，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及進步主義者所捍衛的那種更廣延的自由理解，似乎變得十分危險。在他們尋求對抗專制敵人（包括蘇聯及西方社會自身內部的「極權主義者」）時，海耶克和柏林等戰後自由主義者拒絕了國家的強制，可以強化民主的宣稱，即使是由民主政府實施的強制。如今，人們再次習慣談論自由時，將自由當成某種只能透過限制國家權力來實現的東西。於是，一七九○年代發明的反革命自由概念，重新被想像為西方文明的精髓。

作者為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現代政治史教授。她的研究聚焦在17世紀至今的歐洲與美國政治思想史，並略有涉獵古代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著有《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的法國政治思想》（French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ontesquieu to Tocqueville）。

書名：《自由：民主的盟友或敵人？思考現代社會的形成與危機》
作者：安娜琳．德黛（Annelien de Dijn）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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